从机会获得到能力提高:农民工城市职业融入研究——基于浙江的实证考察

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选择职业和提高劳动能力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但由于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还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职业机会获得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第一步,能力提高是农民工继续城市生活的关键环节,劳动工作关系和谐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本保证.农民工的职业融入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充分的制度供给和财政投入,加强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还需要企业改善管理制度,关注职工的日常生活、文化娱乐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实现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农民工从机会获得走向能力提高,最终实现城市职业关系融洽的新境界.     

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城市青年的比较

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对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城市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对青年农民工和城市青年就业质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城市青年相比,青年农民工在工作特征上表现出收入水平低、劳动时间长、就业稳定性差的特点;在工作保障上,表现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小等特点;在职业发展上,表现为技能培训比例低和发展空间小等特点。提高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应加大农村地区教育投入,提高青年农民工的基础教育水平;加强职业培训,提高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保障青年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促进青年农民工创业。     

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现状、原因及政策建议

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已经趋向相对公平,但是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农民工在就业准入、从事行业、劳动工资、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方面遭遇到了歧视性对待。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主要在用人单位、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要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用人单位必须转变对农民工的歧视观念,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制度。政府需要建立健全农民工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发挥企业工会职能;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逐步消除社会歧视。     

新时期“民工荒”问题研究

＂民工荒＂是指人力资源市场出现的农民工短缺的现象。＂民工荒＂既是我国经济升级转型的必然反应,也是我国劳动用工体制改革滞后的应付代价,其本质原因是＂权利荒＂,重要原因是＂结构荒＂。＂民工荒＂问题的破解必然受中国＂语境＂的影响,＂民工荒＂问题在改革发展中形成,也应当在改革发展中解决。基本进路首在于继续扩大用工需求,坚持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次在于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弥补其＂权利亏损＂;同时着力解决＂结构性＂矛盾,主要是提升农民工可就业能力,构建有助于农民工自由流动的城乡统一人力资源市场。＂民工荒＂问题的解决还必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向度和进度,建立一种兼顾理论与实践、变通传统与未来的中庸方略值得赞许。     

让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障、体面劳动和有尊严的生活

完善社会保障和实现体面劳动是全球的共同举措。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定型和社会政策日臻完善的今天,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保护,完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服务,实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和体面劳动,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也是企业和工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将有利于农民工更好地享有社会保险,实现体面劳动。     

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利法律问题的思考

劳动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是人的一项生存权利,各国宪法对公民的劳动权利从享有到保护都有具体规定.农业户口不能影响农民工作为《宪法》和《劳动法》上劳动者的身份.与城市劳动者一样,农民工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并且应该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即在劳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实现劳动权利方面禁止不合理差别存在.分析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利中涉及的劳动者资格的法律依据、劳动权利内容、平等劳动权利的含义等法律问题,既可以推动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利的实现,也可以促进农民工劳动者与非农民工劳动者之间在实现劳动权利方面的和谐发展.     

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

近年来,农民工劳动权益被侵害的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如工资被拖欠、劳动条件恶劣等.而在其权利被侵害之后,维权道路的艰辛又使他们望而却步.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我国法治的不健全所导致.这提醒我们应从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问题的现状入手,通过分析其法律上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试论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障

农民工权益保护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民工在就业、劳动保障、工资待遇等诸多方面面临着许多问题，其原因是劳动保障制度执行不力，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以及传统管理观念的影响。因此，需要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劳动执法检查，解决农民工户籍，以从法律上保护农民工的权益。     

论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

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在城市务工不能拥有和城市人相同的机会和平等的权利,他们的权益普遍缺失并屡遭侵害。如何建立起一种有效的机制,从制度上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根本途径和制度保证,有组织地进行劳务输出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效措施,严格规范用工制度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必要手段。     

试论农民工的劳动就业与权益保障

农民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农民工群体中却广泛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合同权利义务不对等、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低、随意拖欠克扣工资、缺乏社会保障等情况。要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如下问题: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二是创新劳动就业制度,实现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三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四是建立和健全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和劳动监察力度;五是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六是创新工会组织形式。     

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研究

文章基于CHIPS2007流动人口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在城市独立租房的农民工而言,合租和居住单位宿舍农民工婚姻不稳定系数变动增大;与居住非城区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城区农民工婚姻更加稳定;与居住在平房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楼房的农民工婚姻更加和谐。随着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增大、饮水条件改善、卫生设备提高以及取暖设备完善,婚姻稳定性也显著增强。同时也发现农民工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农民工城市住房产权不显著影响该群体的婚姻稳定性。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候鸟型生活的终结:农民工择巢命题解读

庞大的"候鸟型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但频繁奔波于城乡的候鸟型生活的艰辛,也带来一些负效应。在城乡统筹深化进程中,农民工是迎接"落地生根"式的市民化还是"还归乡村"以终结候鸟型生活?该命题的解读密码在于:国情背景下"目标城市"的特有命题、与城镇化阶段相容的渐进式"开城移民"之路与渐进式户籍改革过程;此外,也需理解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市病与新农村发展愿景等相关范畴。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问题

从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在我国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父辈们不同,他们希望能更好地融人城市,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就业、保险、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平等待遇。因此,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出发,寻找出其利益诉求的新变化及困境,从而探索由国家、政府、企业、个人、社会团体所共同组建的多方权益保障机制,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保全模式:给农民工多一点关爱——解读张全收的亲情化管理模式

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在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过程中,自身的主观感受与情感却被人们所忽视,而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同样是农民工创业榜样的张全收在组织、转移大规模的农民工到城市就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保全模式＂实现了给农民工多一点关爱,为农民工城市就业搭建了情感保障的绿色长廊。     

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的影响因素探析

以人的现代化和城市居民化为目标,通过对农民工的观察、访谈,我们认为,影响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发展性消费的合理投入、自我的再学习、城市中人际关系的建立、城市社会生活的同化和外部支持系统的作用等五个方面。     

河北省省级贫困县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研究——基于邯郸市广平县的调查分析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飞速,农民工源源不断涌入城市,长期以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移居城市意愿在京津冀一体化和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呈何状态、有何变化？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分析问卷数据,分析移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变化,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野下的我国农民工回流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考察人口流动问题,就是坚持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来观察现实,是研究我国农民工回流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人口学、经济学分别从人口迁移、劳动力配置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人口流动问题,却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农民工回流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户籍制度障碍、政府的政策效应、城镇和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是农民工回流的外部社会原因,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健康状况、技能和家庭事件等是农民工回流的个体原因,农民工回流即是这两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社会个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回流是农民工自主性的一种体现。虽然城乡户籍制度的二元区隔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的回流,但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以及农民工对现实的考量才是回流产生的根本原因。主动回流与被动回流给农村社区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如何将这种农民工回流的能量转化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动力与智力,需要制度扶持和政策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