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小说的“游戏”品格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个既在潮流之中又在潮流之外的独特存在。评论者在谈到当代小说的“游戏”性质时,主要始于“现代派”、“先锋文学”,而忽略了汪曾祺的小说。笔者试图从游戏姿态、游戏心理、游戏手段和游戏取向四个方面分析,表明汪曾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进行了结合小说与游戏的最初尝试。     

污浊何以成圣洁--从文化批评视角重评汪曾祺《大淖记事》

汪曾祺小说《大淖记事》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中盛行一时的“尚古主义”文化心态和反文明的思想倾向,小说作为汪曾祺的青春绮梦,明显地表现出男性文人对女性尤其是年轻貌美女性病态的偏爱,从而导致了自身的社会生活认识上的扭曲。     

话本传统与汪曾祺的文学创作

汪曾祺在继承话本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发展.这最主要体现在小说《皮凤三楦房子》和散文《艺坛逸事》等作品中.他通过对话本小说"说书场"和结构形态的扬弃,重视"以尊入卑"来提升话本实践的语言品格,保存"文人劝世"的有益成分.汪曾祺的话本实践在相当程度上保留"话本笔意",克服了赵树理小说"评书气"和政治宣传意味浓重,以及语言啰唆拉杂、不够精练,僵化呆板、缺少回味,文化底蕴匮乏的缺憾,将作品的可读性发挥到极致,从而更深层地激活了话本一脉的娱众功能,寓教于乐、寓庄于谐,使他的作品受众面更广.汪曾祺使话本的文脉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也为现代汉语写作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汪曾祺小说文体论

从语言、叙述、结构等文体要素去蒸馏汪曾祺小说世界丰厚凝重的文化意味，可以透析出其闪灼的结晶体——传统文化。因为这些要素本身就是归向传统的衣钵。“字思维”产生作家语言的诗化追求，叙述方式与主体心态、结构即氛围的独到处理，不仅反映出作家在小说修辞上文体意识的自觉性，而且反衬出他对当代文学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深切关注。     

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义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汪曾祺小说文体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促进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的更新;从文化学角度来看,汪曾祺小说文体破除了传统的审美认知模式,表征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汪曾祺小说文体贡献无疑是独特而巨大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对逝去的追忆——汪曾祺的“最后一个”模式

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写作题材和写作对象三个角度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了研究,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汪曾祺作品中的“最后一个”模式;《戴车匠》《鸡鸭名家》等通过对劳动者高超娴熟的传统手工艺的描写,抒发了汪曾祺对传统手工艺消失的惋惜;《羊舍一夕》等折射出人性的美,反映了汪曾祺对过去的追忆和怀念;《陈小手》等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批判了封建旧势力与当时丑陋的社会现实。“最后一个”模式概括性地反映了汪曾祺文化小说中的独特艺术魅力与审美特征。     

谈汪曾祺的寺庙小说

汪曾祺的寺庙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份艺术珍品。他所以能够写出独具特色的寺庙小说和塑造出诸多僧人形象,是与其故乡扬州地区的佛教文化背景有着密切联系的。他从儿时便流连于"大大小小的庙"中,从佛教文化中最先受到的是美的熏陶;进而激起了对知识的渴望;还由民间的佛事活动中,感悟了佛教文化传播中的世俗性特征。因此,汪曾祺的寺庙小说有了一种独特的韵味,主要表现在创作理念上的书写快乐、乡间僧人形象的真实形态、寺庙生活的世俗化书写等方面。在艺术上,汪曾祺笔下的意境将寺庙的背景与人物的境遇交织起来,彰显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动人的生之欢歌--汪曾祺小说浅评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极具艺术个性.他在老到、成熟的平淡姿态中处处流露着对生活的热爱,让人感到一种来自生命本身的欢乐.本文从汪曾祺小说一派优美的"回忆世界"中的和谐的追求、人性美的呼唤、风俗画的描绘及结构的散文化风格、强烈的语言意识等几个方面,着重探讨其独特艺术魅力,进而揭示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     

当代性写作与汪曾祺的小说文体观

汪曾祺对小说文体的认识体现了他对当代性写作的追求,主要表现为在对传统小说文体观念批判的基础上,追求一种直觉的表象的真实;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小说与其它艺术门类、中外古今文学传统及作者和读者关系;在题材、结构、人物塑造和小说语言四个方面的小说文体创新实践.     

沈从文、汪曾祺小说文体及成因窥探

沈从文、汪曾祺这对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两位举足轻重的作家,他们大大发展了抒情小说这种文体。从结构散文化、语言诗化、恬淡静谧的叙述方式、不选取重大题材等方面分析了这类文体的特色,阐释了两人不同风格的内在、外在原因。     

中国古典戏曲的抒情表征

中国是一个抒情的国度,抒情的传统一直是中国一切艺术形式的本质特征,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的古典戏曲也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中国古典戏曲的抒情表征主要表现在其源流与抒情传统的关系;情节设置的奇幻性和情感的真实性与自然美;曲词的抒情诗的意境;宾白的诗词化倾向及科介的舞蹈化的抒情等方面。本论文将试着从这几方面来探究中国古典戏曲的抒情表征。     

读者理论与维吾尔文学研究——以艾合买提·孜亚依创作长诗《热比亚与赛丁》为例

艾合买提·孜亚依是20世纪维吾尔族著名诗人、学者，其代表作《热比亚与赛丁》具有多重解读意义。以读者理论为视角，研究该叙事长诗对维吾尔叙事诗传统的创新与突破，并由此探讨维吾尔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比较视野中的中西诗学 ——美藉学者陈世骧的中西诗学研究

对美藉华裔学者陈世骧的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可以立足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宏观方面,陈世骧通过中西文学尤其是诗歌传统的比较,认为中国文学乃是抒情传统,它迥异于西方的叙事传统;微观方面,陈世骧对中西诗论中的字词作了深入的辨析比较,俾助于人们认识中西诗学概念在文字表达上的异同。陈世骧的中西诗学研究,实际上并非宏微观绝然分割,而是两者有机地互为融合。通过剖析陈世骧的论著,能使读者充分认识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特色和中西诗学概念在文字上的异同表述,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诗学的内涵及其特征。     

自然描写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

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出现形成了中国文学新的抒情传统。自然描写对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情感氛围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抒情方式包括融情于景、触景生情、移情于景和因情造景等等,运用的手法是传统的情景关系,一是移情,二是象征。中国现代小说的自然描写是一种情感话语,也是一种社会话语,是现实生活的审美符号。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史诗”意蕴

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她奋勇诞生,毅然挺立,不仅集中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和学者,做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为国家培养、造就了相当可观的人才。西南联大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作＂艰卓刚毅＂的不懈奋斗,高举理想主义大旗,弦歌不辍。罗庸创作的校歌《满江红》歌词描述了西南联大学人的心路历程,彰显了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弘扬了可贵的大学精神。     

在阳光与阴影之间——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新诗传统

在新诗传统的河流里始终起伏着“阳光派”与“阴影派”两脉.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阳光派”传统密切相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的审美风格以及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从郭沫若、艾青到贺敬之、郭小川,他们对政治抒情诗和新诗传统都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在阳光和阴影的交错与融合中流变的政治抒情诗,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和样本.     

当代文学对传统的认同现象反思——以对敦煌艺术的认同为例

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传统的认同,应仰仗于传统符号的转换再生。但我国当代作家在认同传统时却往往浮浅而随意,这是导致当代文学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当代文学对敦煌艺术传统的认同方面有着典型的表现。研究当代文学在认同敦煌艺术传统时存在的基本问题,不但可以促使敦煌艺术精神在当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而且可以为当代文学摆脱其困境提供有益的参考。     

明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文章通过对当代政治家、文学家关注明代历史、继承或改写明代文学遗产的成果的描述,揭示了当代政治与传统文化、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深刻而复杂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