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与“我在”的辩证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揭示了思维是人的本质属性,强调了人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他的"我思"直接启发了康德,成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推动了辩证法的发展。笛卡尔的怀疑思辨哲学无疑是刺破中世纪黑夜的理性之光,他的"我思故我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价值。然而他的理论缺陷也恰恰在于他的"思"与"在"的二元对立。     

佛教与婆罗门教中的“我”的观念

"我"的观念在古印度宗教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古印度哲学的核心观念.印度古代两大宗教之佛教和婆罗门教在"我"的问题上曾有重要的思想交锋.两教中的主要哲学派别或分支的许多理论都是围绕着"我"这一观念展开的.佛教与婆罗门教在"我"的观念上的分歧,反映了两教的根本的理论差别,也反映了古代印度社会中存在的不同阶层间的政治对立.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对于认识印度古代哲学的基本形态有积极的意义.     

自我实现的悲剧牲——《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解读

于连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主人公.许多评论者都强调了他的野心和虚伪,把他看作"野心家"和"伪君子".其实,于连的性格始终交织着良知与野心、热情与虚伪、真诚与作假的矛盾.他出身平民,为了争取幸福生活,努力实现出人头地的目标,但最后以失败告终.他的毁灭不仅有外在的因素,内在思想上的因素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自由的追求 英雄的悲歌——于连性格论析

《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是个性格较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自私自利、自卑自傲、对生活充满美好的追求、具有善良正直的本性。这种矛盾复杂的性格来自于他的出身和现实的矛盾、理想与手段的矛盾等     

世界名著《红与黑》于连形象的塑造浅析

本文分析了 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形象 ,肯定于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叛者 ,他的思想性格具有矛盾性。他的性格的矛盾性 ,是他所处社会矛盾在他身上的折射。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形象 ,是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热情讴歌。     

“是我非我”的启示——从不确定性的王国到翻译书写

借鉴当代法国史学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对翻译实践中出现的“是我非我”现象做了一番梳理和分析,并指出无意识和一致性逻辑之间的矛盾是造成译者“是我非我”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个矛盾,本文认为,翻译的本质是模棱两可的;翻译的问题不是方法上的问题;翻译的方法只能是一种不确切的方法;所谓的翻译其实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完成的翻译书写。     

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与客家文化

作为“诗界革命”宣言的诗歌理论“我手写我口”,深刻地彰显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最基本方向,是黄遵宪“言文一致”与书面语改革的最早诉求.客家民间文学的特质、客家先贤诗歌创作的传统,是黄遵宪“我手写我口”文学思想背后隐藏的客家文化背景.     

“自我”与“他人”：现象学我本学的建构与解构

文章讨论了胡塞尔在我本学基础上建构他人的尝试，并考察了海德格尔和萨特对此建构所进行的解构，认为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自我与他人问题上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而萨特对自我的解构既无助于解决他人给出的难题，而且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论苏轼的 “物我平等” 思想与诗艺

不同于一般所主张的物我合一、 物我交融,苏轼在老庄、 玄学、 佛学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物我平等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万物的多样性组成的,人也是与他物平等的万物之一.物我都是无须任何外在根据的自身的存在,同时也通过彼此彰显自身的存在;物我之间"合"而"有间",任何一方都既不能全部倾其所有也不能不交出部分所有去与另一方建立联系.这意味着物我之间不能以一次性完全重合的形式达到直接的认识和交流,而只能是无限次的部分重叠,并且即便在物我平等的理念中,"我"也很难完全将物的一切都无误明晰地表达出来.正因为此,诗歌、绘画等美学活动凸显出以隐喻、象征、情境创造等手段迂回接近事物、打开物我之间无限空间及变化多样性的特点.也是在这种物我平等的思想作用下,苏轼还对人一直以来将自身置于他物之上、化约他物的行为展开反思和批判,认为艺术家形槁心灰的脆弱恰也就是其力量所在.     

“我在”之根基的检讨

对“我在”及其根基的论证是哲学对世界的终极关怀的集中体现和根本标志。“我思故我在”、“我欲故我在”、“我在故我在”、“我做故我在”等是西方哲学家对“我在”之根基的不同解答。其中，“我做故我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它科学地说明了“我在”及其根基，为我们进一步求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思维原点     

对康德先验演绎中“我思”的解析

康德先验演绎中“我思”(“统觉”)历来被认为是康德哲学之谜。本文试图通过对康德“我思”的两层含义——“我思”表象与“我思”之先验性——的基本归纳、揭示“我思”过程内在地包含着“思”与“我”的矛盾关系,从而合理地解释康德之所以陷入循环论证的必然性。     

自我实现的悲剧性——《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解读

于连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主人公。许多评论者都强调了他的野心和虚伪,把他看作“野心家“和“伪君子“。其实,于连的性格始终交织着良知与野心、热情与虚伪、真诚与作假的矛盾。他出身平民,为了争取幸福生活,努力实现出人头地的目标,但最后以失败告终。他的毁灭不仅有外在的因素,内在思想上的因素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灵与肉的生死搏斗——解析《无名的裘德》中的“本我”和“超我”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男主人公裘德的成长为线索,以他与两个女人的感情纠葛为题材,描述了极端的"本我"和"超我"的两种人格特征。裘德的"自我"便在这两个极端中滑行,从艾拉白拉"本我"的肉欲冲动到淑的"超我"的理性情感,最后无法平衡这两个极端而导致悲剧的发生,进而说明人的社会性、人的行为都需要"超我"的社会道德来约束。     

物我对立与天人合一--论东西方文化对自然的不同认知方式产生的绘画影响

西方思想以物我对立、主客体对立的方式去看待自然,自然是人通过理性去认识和实践的对象;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人以想象和感悟来体验自然.这两种不同的认知自然的方式对于各自的风景绘画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无论在绘画题材、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创作过程还是作品欣赏上都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维特根斯坦对笛卡儿“我”的重新定义

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确立了近代哲学中"我"的地位,实现了哲学认识论的转向.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笛卡尔对"我"的界定是西方哲学弊病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并通过对笛卡尔"我"的重新定义达到消除哲学弊病的目的.     

空灵的美感与激情的张扬——中西文本之美学比较

中西文本的差异研究,除去文字本身,在语言、逻辑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比较空间.本文试图从语言与逻辑这两大文本要素,以"私"与"公"的对立、"我"与"非我"的对立为基本点,对中西方的文本进行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比较.本文通过对形式语言的解构,进而至思维内核的展现,从而剖析出中西文本两种不同的美学特征.     

论唐君毅与马丁&#183;布伯之“人我”观

唐君毅所言之"吾汝"沟通,与马丁·布伯强调的"人我"共在,均是从"存在"的立场探讨自我与他人、社会的相处之道,可谓是诊治型的文化观察者,即将此"有"转化为"无",运用"验之以体,以体验之"的体会,通过生命、触及学问,以面对生活的磨难和考验.对照于"吾与汝"与"我与你"之理念,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是以"体"的态度去涵容;而西方哲学则是从"用"的层面去发挥.     

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吾、我”之别

吾和我的区别是代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考察了战国、秦至西汉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吾"、"我",比较了它们的发展变化,纠正了前人时贤的一些有失偏颇的说法,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本文对深入研究汉语代词史有一定意义.     

于连悲剧的现代意义

于连是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集自尊而又自卑、勇敢而又妥协、积极而又优柔寡断等多种性格于一身的风度翩翩的知识青年。他在过度自尊中迷失了自我;又因野心极度膨胀而使理想成为虚妄;他利用了爱情因而与幸福无缘。他悲剧的人生源于他多重的性格和所处的时代,对当下青年人怎样定位自己的人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如何正确理解辩证法的矛盾范畴

要正确理解辩证法的矛盾范畴,就必须分清语言矛盾与实在矛盾、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广义矛盾与狭义矛盾的不同意义,并辨明矛盾与对立、否定、辩证法和系统论的关系.辩证矛盾在广义上讲,是任何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存在的否定或"自我背反"的性质及其表现,并由此造成系统的运动与变化,使同一变成不同一,对立变成不对立,一切皆向其反面转化.矛盾不是现成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而是由否定造就对立与统一的运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