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朝鲜的对韩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抗,逐渐发展为冷战。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朝韩关系也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一波三折。双方由最初的对峙到后来一系列民族和解政策的出台,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但由于双方存在的严重的不信任和祖国统一方案中的巨大分歧,因此在整个冷战期间朝韩关系都是在曲折中发展。特别是朝韩双方关系的变化深受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带有深深的国际烙印。直到冷战结束后,才为朝韩关系的改善和双边政府高层会谈创造了条件。     

试论1946年2月9日斯大林演说与冷战起源

斯大林于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选区发表的竞选演说并非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和"苏联发出的'冷战'信号",而是斯大林运用列宁危机和总危机理论来分析二战的起源,并对战后世界格局做出的一种判断,并无挑起"冷战"之意。从战后美苏力量对比;斯大林希望维持战后三大国合作的愿望;斯大林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后的反应和苏联战后的外交实践四个方面就可以说明这种观点与历史事实是相矛盾的。     

冷战时期朝鲜的对韩政策及北南关系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抗,逐渐发展成为冷战。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朝韩关系也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一波三折。双方由最初的对峙到后来出台了一系列民族和解政策,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但由于双方存在的严重的不信任和祖国统一方案中的巨大分歧,因此在整个冷战期间朝韩关系都是在曲折中发展,特别是朝韩双方关系的变化深受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深深的国际烙印。     

"冷战"视角下的中美"新冷战"

国内外有关中美“新冷战”的争论忽略了对“冷战”本身的回顾，观点难以经受住历史检验。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当前的中美关系特征不符合冷战的基本特征，内容不满足冷战的含义，发展更不具备冷战产生所必需的条件。二战结束之初，国际体系权力真空与混乱为两极结构下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足够空间，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冲突不可调和令美苏走向对抗，意识形态对立、文化心理认知差异强化了苏美决策层的恶性互动，这三者共同导致了美苏冷战的产生。当前，两极结构远未形成，国际权力真空极小，中美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利益冲突并非不可调和，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上的认识问题也不是无解，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将很难发生。确切而言，中美正处于“类冷战”的战略竞合期，它受到了美国冷战思维的影响，负面色彩比较突出。拜登政府继续对华施压，第三方问题引爆两国危机可能性的提升，尤其是美国政治的极化与分裂，决定了未来中美关系有可能更差。对此，中国应继续以发展自己为首务，对美坚持以斗争求合作的方针，争取早日实现国家崛起。     

战后初期美英大西洋联盟政策异同辨析

战后初期大西洋联盟确立,美苏军事对抗进一步加剧,冷战全面升级。在构筑大西洋联盟的北约成员国当中,以美英所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但是,美英在早期制定大西洋联盟政策时,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以及对战后世界格局的不同认识,其联盟政策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大西洋联盟实践的发展,归因于美英联盟政策及其实践的趋同,而且是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完成的。在大西洋联盟政策的演进与发展中,不断地体现出美苏冷战对峙的时代特征,同时大西洋联盟实践则对两极冷战格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苏同盟形成前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转变

在美苏冷战日酣之际,中苏同盟的形成不仅使美国分化中苏关系的目标在短期之内变得不可能,而且使美苏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出于冷战的考虑,美国将对华政策从属于对苏战略的需要,对台政策的改变已成为必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其转变提供了契机,美国对台政策由此发生逆转并长期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痼疾所在。     

论美国冷战任务的完成

冷战不仅仅是美国与苏联的事情;美苏冷战的结束不代表美国冷战任务的完成;美国冷战任务完成的标志应该是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全球消失,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起符合美国标准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在东欧、独联体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以及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冷战任务的完成情况具有不同特点.总体是:美国还在推进冷战任务完成的过程中.     

论冷战后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及原因

冷战前期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东西矛盾”、“南北矛盾”、“西西矛盾”、“南南矛盾”等 ,其中 ,以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为核心的“东西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冷战后期 ,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美苏争霸 ;冷战结束后 ,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从美苏争霸演变为超级大国称霸和主要大国反霸。造成冷战后国际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原因很多 ,其中主要是经济因素的增强和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影响     

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的关系——中国内战结构性原因探析

二战末年中关苏关系的战略变位,使解决战后远东国际事务的开罗体系让位于雅尔塔计划。美苏妥协达成的《雅尔塔协定》及其落实过程,使美苏在远东实际上处于冷战对峙中,成为美苏由战时合作向合作与遏制再到冷战遏制转变的分水岭。关苏依据《雅尔塔协定》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以及关苏在冷战背景下对华政策的具体运用,使战后中国政治陷入一种很难摆脱的结构性怪圈中,致使中国全面内战更加难以避免。     

1947-1948年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

二战结束后 ,美苏冷战加剧 ,美国对日政策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由原来“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中心的改革”转变为“积极扶植日本复兴” ,而 1947— 1948年是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关键时期。冷战与美国对日主导思想的变化、日本国内经济和社会状况、美国国内因素等三方面因素影响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它确立了美日冷战盟友关系 ,对美、日国内政治以及中国的内战形势都发生了重要影响     

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除了中日两国自身利益关系因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受到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这一点很值得研究。以分析中日经济关系在冷战后所发生的变化为中心,进而考察中日经济关系中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并在探讨这一变化的发展趋势的同时,研究中日经济关系的互动及其影响因素问题。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景看,两国经济发展都需要对方。预计在今后十年内,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两国关系会在摩擦中继续发展和加强,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繁荣。     

冷战时期四次和平运动高潮述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人民为保卫和平在美苏冷战期间先后掀起了四次和平运动的高潮。本文旨在对这四次和平运动的发生、发展以及影响作一简要述评。     

新中国成立与亚洲冷战的形成——国际体系转变的一个解读案例

从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这一对概念的界定入手,考察雅尔塔与冷战概念之间的关系,认为雅尔塔与冷战是两极格局下本质截然不同的两种国际体系,反映了主要国际行为体的观念变化和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借用建构主义理论方法,以亚洲冷战的形成为例,探讨雅尔塔体系向冷战体系的演变.分析了远东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动过程,认为随着中国内战的不断进展,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相互身份与认识逐渐变化,不仅打破了由美苏两大国构建的远东雅尔塔体系,也确立了一种独特的亚洲冷战体系.因此,亚洲冷战体系形成的关键是中美关系的根本变化,是中美双方相互认同的本质转变.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

在经历艾森豪威尔时期太空时代带给美国的政治冲击后,即任的肯尼迪总统在冷战国际形势的制约下,重新制定了美国外层空间政策的目标与原则,并确立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阿波罗计划”。肯尼迪政府时期美苏在外层空间领域进行的一系列威信与军备竞赛,都深刻反映了这样一种冷战本质:即冷战是美苏两国在积极的军事准备的基础上,围绕国家威信度和制度号召力展开的政治和心理战争。     

美苏“冷战”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美苏＂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成为20世纪国际关系的主流。战后两极格局的出现、美苏两国利益相悖、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美苏＂冷战＂形成的主要原因。     

冷战后台湾因素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以美苏对峙为基轴的两极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进入多极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因素成为中美、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将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美苏“冷战”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美苏＂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成为20世纪国际关系的主流。战后两极格局的出现、美苏两国利益相悖、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美苏＂冷战＂形成的主要原因。     

美苏冷战起源的三个主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美苏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冷战的产生是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和平政治与两极格局的出现、美苏国家利益相悖、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冷战起源的三个主要因素.     

关于冷战起源问题的新研究综述

1991年以来,随着前苏联解体、部分档案的解密,国内外关于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观点美国史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1.重申美国早期正统学派的观点,强调是苏联挑起的冷战;2.认为冷战是由多种复杂因素综合引起的,是美苏双方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对立的结果;3.冷战既不是苏联决策者也不是美国决策者制造的,而是美苏双方对战后国际形势错误判断造成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以下新观点1.认为冷战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而形成的;2.认为英国在冷战起源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在不发达地区开展经济援助外交的历史考察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外交是其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领袖个人因素和国内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选择起到一定作用,但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和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态势,从根本上影响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战略考量和决策,因此美国在这一期间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援外交经历了初期收缩援助——中期重视经援外交——末期加大援助力度这一起伏发展历程。尽管这一时期的经济援助外交成效并不明显,但推进和固化了美苏从意识形态战争到经济冷战的新边界,也为肯尼迪时期将发展援助确定为长期国策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