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若干法律问题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温室气体减排领域中新出现的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合作法律机制。在中国实施CDM项目涉及诸多法律关系和尚存争议的相关法律事宜。为完善中国CDM项目的发展,建议明确经核准减排量（CER）法律属性以及赋予调节性所有权,取消对DM项目股本结构的限制,明确国家审批程序中专家评审的法律效力和标准,推动中国发展CDM项目的公众参与,在法律层面提出对CDM技术转让的硬性要求,加强和简化CDM项目的国内审批制度以及通过法律规范来调整和保证CDM相关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提高服务人员的专业素质。     

山东省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项目为合作载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国际合作机制。调研发现,山东省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的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项目类型相对集中,区域分布差异显著,合作方主要集中在英国、瑞士和日本。同时存在着注册与签发成功率偏低、资金融通困难、高层次技术转让有限以及减排量转让价格总体偏低等问题。山东省需要进一步加强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提高项目执行能力;提高低碳技术自主研发能力,提升技术转移层次;发掘省内资本潜力,拓宽项目融资渠道;构建省内碳交易市场,稳定碳交易价格。     

清洁发展机制下造林或再造林项目的额外性问题探讨

清洁发展机制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一种重要的合作机制。其额外性问题是缔约方会议谈判中备受关注和最具争议的焦点之一,额外性准则和评价方法是CDM方法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该文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对CDM林业项目特别是造林或再造林项目的额外性的基本含义、类型、评价方法及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我国准备和实施CDM造林或再造林项目有所裨益。     

中国对清洁发展机制(CDM)的低效利用与对策分析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一种通过市场化的国际合作途径来实现生态重建的灵活机制.对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参与和利用,既是中国通过国际合作途径来实现低碳、清洁发展目标的现实选择,也可以实现一定的商业利益.然而中国各界对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参与和利用还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分析了中国在利用清洁发展机制方面效率低下的表现和成因,提出了中国进一步有效利用清洁发展机制的对策建议.     

论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不足及完善

清洁发展机制（以下简称：CDM）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密切关注,我国于2011年8月3日进行修改原《管理办法》并出台新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管理办法》）,本文采用了文献法和调查法对该《管理办法》的应用主体、具体内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发现其在主体资格、核证减排量（以下简称：CER）、指导价格等方面仍存在的制度缺陷及规定模糊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CDM项目在我国的发展,进而得出我国应尽快制定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为清洁发展机制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引导推动我国CDM项目迅速发展的结论.     

商业银行在中国CDM项目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但实际上中国CDM项目并没有实现预期收益和均衡发展。制约中国CDM项目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对CDM项目缺乏有效的信贷支持和风险分散机制。根据中国CDM项目发展现状、特点、问题及其原因,通过SWOT分析找出与占优策略状态间的差距,得出占优策略:以商业银行为核心加大信贷供给,创新风险分散机制,推动碳中介交易市场建设,以期商业银行能够在未来CDM项目开发和碳金融产品交易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煤层气CDM项目的潜力与对策研究

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的减排承诺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开展煤层气CDM项目无疑是有效路径之一。我国煤层气资源丰富,开采条件优良,开展煤层气CDM项目具有广阔前景,未来煤层气CDM项目将成为我国CDM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开展煤层气CDM项目不仅能够带来巨大的减排效应和可观的经济效应,还能推动相关技术和产业发展。现阶段我国煤层气CDM项目具有项目数量少、签发质量差、项目分布不合理等特点;存在项目建设能力差、项目成本高、CERS价格不合理、相关政策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开展煤层气CDM项目,应从加强能力建设、开展单边项目、建设第三方市场、强化管理、完善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     

利用CDM促进浙江农村生物质能发展的研究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第12条确定的应对地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机制。现在阐述清洁发展机制基本内涵基础上,结合浙江实际情况,深入分析浙江农村参与生物质能CDM的潜力和存在的障碍,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浙江农村生物质能的对策建议。     

论后《京都议定书》时期的清洁能源技术转让

在UNFCCC及《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促进包括清洁能源技术在内的国际转让,是《哥本哈根协议》之后的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议题之一。由于我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研发与运用起步较晚,因此,在继续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应加大自主研发力度。鉴于目前尚缺少有拘束力的国际技术转让协定,我国在后《京都议定书》时期,应根据国际惯例和国情,规制反竞争的专利许可做法;区分专利侵权与合理利用,保障专利技术的转让后续研发;制定太阳能和风能技术标准和相关专利许可规定;适当强制许可使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清洁能源技术专利;大力推进CDM项目开发,促进发达国家在我国转让清洁能源技术。     

清洁发展机制(CDM)下投资者与项目业主的风险探讨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环境与能源保护进行合作的重要机制,也是唯一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机制.由于<京都议定书>内容的不确定性以及CDM规则的含糊性,导致参与CDM项目的投资者与项目业主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投资者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以及CDM规则隐含的投资风险;项目业主的风险则主要是对市场缺乏清晰的了解与判断.文章就CDM参与方的各自风险进行探讨并尝试提出解决的办法.     

新沟咀组下段粘土矿物分布特征与储层敏感性

江陵凹陷新沟咀组下段粘土矿物组合与分布受沉积环境影响明显,高岭石仅分布于三角洲平原相带中,粘土矿物以伊利石、高岭石和有序-无序伊蒙混层及少数绿泥石为特征;三角洲前缘相中粘土矿物组合则为伊利石、绿泥石和有序伊蒙混层;前三角洲及湖盆泥岩相中则以伊利石和绿泥石两种粘土矿物为主。储层的敏感性实验结果表明,本区储层具有中等强度速敏、强—特强水敏、强盐敏和强酸敏性。     

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构建的法律困境与对策

《京都议定书》对于附录1国家提出的强制减排义务催生了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主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由于"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开发,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碳交易市场。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以及巨大的国际减排压力,使得中国有必要建立本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障碍与法律困境,摆脱困境的对策是我国碳排放市场的构建要与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与承诺相适应,在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之前,我国以自愿性减排为主,不宜出台强制性减排的立法,应通过法律机制的引导作用逐渐构建和完善自愿性碳排放交易市场。     

我国能源的安全供给及CO2减排问题

我国是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消耗大国,一次能源消耗的碳排放总量不断增长,当前面临经济快速发展目标、CO2减排目标和能源安全供给的多重任务,需要立足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分析能源供给趋势、CO2的排放特点,以新能源的科学开发、推进为方向,规范管理新能源及相关的催生产业,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等解决经济发展和CO2排放的矛盾,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目标、CO2减排目标和能源安全供给的最佳结合。     

克服蚕食CDM机制资源租的信息成本问题：碳权交易所的信息功能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信息成本变量,主要分析信息成本加剧CDM机制的失衡的各类市场形态,再提出以＂碳权＂交易所的信息功能克服由于信息成本问题所加剧的失衡问题,防止我国在参与CDM机制过程中,陷入仅被廉价地掠夺低成本减排能力,却忽视发展高可持续性项目的陷阱。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中国省域节能减排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节能减排指标体系,采用DEA—Malmquist指数对2004～2010年中国省域节能减排效率进行评价,分析省域的节能减排效率表现特征,进而运用Tobit模型对省域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节能减排效率在此期间处于波动状态,略有提升态势,这得益于技术进步,但节能管理缺乏效率;大多数省份的节能减排技术取得进步,但管理不足,亟需提高;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等三因素促进了中国省域节能减排效率提高,而能源价格时节能减排效率的进步有所阻碍,反映中国能源定价机制需要改革。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清洁发展机制法律风险规制研究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国际社会进行的诸多努力中,最卓有成效的当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选取京都三机制中,与发展中国家直接有关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作为讨论对象,以当前该机制在中国井喷式发展的现状为背景,从法律的角度分析风险的成因及应对之策,能对这一国际环境法律新制度进行较好的把握。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碳排放路径研究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继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之后,中国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和气候雄心峰会等重要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争取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30年碳强度下降6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5%等中长期战略目标。这一系列里程碑意义的新目标,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也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支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围绕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利用自主研发的国家能源技术经济模型（C3IAM/NET）,从自下而上的行业视角,研究了中国中长期CO₂排放的总体目标和实现路径;分析了不同经济增速和减排力度情景下,能源系统、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以及碳汇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全国CO₂排放量有望于2025年实现达峰,峰值约108亿吨,最晚于2030年达峰。通过能源系统实施不同减排努力,并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部署,到2060年,与能源相关的CO₂排放量仍将存在3亿~31亿吨,主要来自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需要森林、海洋碳汇来吸收。并针对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和行业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