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道互补的三种形态

儒道二家学说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儒道文化既互相区别、互相对立,又互相影响、互相补充。儒道互补的形态在理论上表现为儒道融合,在社会政治上表现为儒道并行,在人格修养上表现为儒道双修。这三种形态从不同层面丰富发展了儒道互补的文化内涵。     

论刘熙载文学思想的儒道互补

刘熙载是位恪守传统伦理学说的清末学者。然即使是这样一位“粹然儒者”,其文艺美学思想在吸取儒家学说的同时也渗透了道家的变易观念,并在某种程度上将诗艺引向了精微。刘氏之儒道互补的审美意识有力地佐证了“儒道互补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学的主流”这一命题。本文主要探讨刘氏文学思想中儒道互补的契机、物化形式及意义,由此探究中国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内驱力。     

儒道对立互补之比较

儒道两家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心理框架和价值系统,相互颉颃,相互刺激,相互吸收,汇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儒道对立互补之比较,海内外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人虽多有言及,却语焉未详.本文试图就此展开一些议论.     

论儒道佛三教人生哲学的异同与互补

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基本组成部分儒道佛三教的人生哲学之特点及其异同的分析,探讨了儒道佛三教的相通互摄与相异互补。文章认为,在21世纪世界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儒道佛人生哲学可以继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葛洪思想的儒道互补特征

葛洪思想典型地表现了儒道互补的特征,而且他是自觉地主张"尚博",自觉地做到儒道兼采。他认为儒道两家是各有分工,各有利弊的,两家必须互相补充。把儒家思想运用于社会领域,才能使社会安定。国泰民安,正是葛洪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李泽厚美学思想中的儒道互补

在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对后世中华文化的流变产生重要而深刻影响的,当推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和由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李泽厚认为两种流派虽有相对立的成分,但从精神上来说,儒道两派并不是全然对立,而是道家做了儒家对立的补充,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本文从审美的人生态度、人格理想、审美趣味三个方面,具体深入探讨了李泽厚先生＂儒道互补＂美学思想的内涵。     

从儒道墨法的对比中看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家的命运迥然相异,其中墨学沉寂,法家逐渐式微,儒家崛起并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位置,道家紧跟其后,与儒学相配合,一张一弛,引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其中的原因只能结合四个学派的思维特质去分析才能得以明了.     

儒道互补新论──兼论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

关于人自己的内在人格和安身立命之事，这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已被鲜明地提出来了。这当然要首推儒家的孔子和孟子。孔子的“仁”就是用于表征人的社会性的一个范畴。我只指出两点；其一，“仁”是人的社会关系或社会性的内积。《论语·阳货》载宰我问孔子关于三年之丧的事，孔子问他说：当你的父母去世你为他们守丧时，“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宰我说：“安！”子曰：“女安则为之”。孔子并说：“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在孔子看来，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这种“礼”原来并不是一种单…     

儒道互补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张立文认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鲜明特征。其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曩终目的则是为了创造新的服饰文化。宋志明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并立的两大学说,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特色,同道家尊自然、重生命、求自由的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向世陵认为,"人文精神"的概念十分宽泛,含摄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快乐的追求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的理想境界。既有目的层面的与天命流行合一的精神快乐,也有作为手段的人生抱负(包括政治抱负)的实现,而对精神自由和尽善尽芙境界的期盼,则成为从内在化方面推动人前进的动力。罗安宪认为,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堆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和"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的这一种理论价值,时至今天仍很有意义。     

儒道互补及其对中国社会之影响

儒道互补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形态,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国民性,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儒道都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只是两家的落脚点不同,儒家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动力机制作用,道家起到了平衡机制作用,儒道互补表现为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对立与统一.儒道均具有宗教的超越性,但与西方的宗教性不同,主要体现在"安身立命"、"终极关怀"和人格的"内在超越"等方面,其内在的根据是道德精神.中西方不同的宗教性对科学、民主和社会政治的演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儒道互补的社会发生及其社会功能

先秦诸子中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即相互冲”突、对立,又相互补充、融合,对中国哲学、美学、文学,以及民族文化—一心理结构等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儒道互补成为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试论“儒道互补”的内在契机

一"儒道互补"之命题,对于任何一位关心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沿革的人来说,也许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然而,人们也恰恰是在这些"熟悉"的问题上,使得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碰到了障碍.现有关于"儒道互补"命题的研究,人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获得了一个相似的结论,或者干脆就是以这一结论作为既定的前提来讨论儒道关系,这一结论就是:为了服从于维持封建生产方式的需要,所谓儒道互补意味着儒家文化以它所特有的伦常观念去补在这方面有     

秩序与自由:儒道互补的一个向度

本文从一个直观的想法出发,即古今中外任何文明都禁止胡作非为,任何文化都管不住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即言论自由有其区域和时代的相对性;试图开发出中国传统中儒家宗法主义秩序和道家自然主义自由的功能性资源,以便推动秩序与自由向它的现代形态,即法治和民主的中国特色转化.     

敬重与逍遥:儒道互补的身体观

身体是人生命存在的最直接形式,也是人把握世界的基点。以感官眼耳鼻舌身"经验"世界也是生命展开的方式,思想也在此生命展开中运行。先秦儒家、道家有着相异互补的身体哲学,儒家的敬重,重在人伦;道家的逍遥,贵在自然。在身体与世界关系、如何认识世界、如何把握世界以及立身于世界等方面得以展现,儒家的敬重与道家的逍遥的身体哲学观相异互补。以儒道互补的身体哲学为基础和延伸,在中国人的心理与情感中多有体现。     

作为东亚美学共同话题的“儒道互补”

汉语中有个词叫“三足鼎立” ,它源于中国原始时代陶土器皿的造型 ,以说明三角形的稳定性。然而 ,笔者自 1992年至 1997年之间 8次参加韩、日美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 ,却总有一种“缺足之憾” ,原因是在韩、日两国之外少了中国学者的参与。在我看来 ,“世界美学”、“东方美学”、“东亚美学”三者之间有一种由普遍到特殊、由抽象到具体的关系。而我所理解的“东亚美学”应限定为以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为主体的汉字文化圈之内。这其中 ,从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讲 ,历史悠久而文化灿烂的中国无疑是处在根源和核心的位置上。事实上 ,韩、日学者在…     

“家族相似”理论视域中的儒道互补

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主脉.先秦是儒学、道学的奠基时代,两汉是道学、儒学先后占主导的时代,魏晋隋唐是儒、道、佛的斗争和交融时代,宋明是"三教合一"时代,清朝是儒学和道学的完成时代.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来解释儒道互补的文化密码,是儒道互补文化研究的一种新尝试.     

儒道互补视阈下的科技发现与应用

发展中国传统哲学,将儒家有为论和道家无为论进行统摄、互补和转化,取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在需要有为精神的科技发现领域继续发扬儒家的有为精神,并从功用之为转化为无功用之为;在科技应用领域,为将科技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则需要提倡道家的无为境界,即顺为、慎为和少为。     

“荷戟独彷徨”——论阮籍作品中的儒道互补意识

正始诗人阮籍在目睹了司马氏集团残杀异己的一幕幕惨剧之后 ,终于由一个“本有济世志”的儒学之士变成了一个“口不臧否人物”、整日与酒为伍的竹林名士。他虽然表面放浪行骸 ,纵酒任性 ,但内心却始终处在矛盾痛苦的煎熬之中。这种意识不经意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尤其是其抒发情志的代表作《咏怀》八十二首及《大人先生传》中。阮籍最终踩出一条据儒依道、儒道互补之路 ,实是不得已的选择 ,这是封建时代人生依附关系桎梏下的直接后果。这不仅是阮籍的悲剧 ,也是所有正始文人的悲剧 ,甚至是封建时代所有文人的悲剧。     

论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

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从传统的生态智慧中汲取营养。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是我国古代生态伦理智慧的主体,研究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基本内涵和当代价值,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发展的脉络,而且可以使我们对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有更深刻的体悟。     

王阳明家族中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及其成因探析

王阳明思想性格中具有儒道互补、亦儒亦道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与其家族文化背景有着深刻的关系。王阳明自有明以来数代祖先均儒道杂糅,富有道风,道家文化的影响一直时隐时显地呈现于王氏的家族文化之中,成为其重要的家族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形成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受南宋以来“士的地方化”倾向的影响;其次,它是明代浓厚的崇道风气影响下的产物;此外,它也是明代道教进一步世俗化、不断融入民间社会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