缱绻与决绝:启蒙视域与戏曲改良的激情表述之途

中国近代以来的"戏曲改良",从梁启超"曲界革命"到"五四新青年"的"戏曲改良",走了一条日趋激进的道路.爆发于<新青年>的戏曲论争,是一场自居于戏曲"门外汉"的启蒙者和旧戏维护者之间"针锋不接"的论战.从实际效应上看,新青年的激烈批判更限于话语层面的激情表述,西洋话剧虽因此获得了登陆的历史空间,但并没有就此赢得民众,而旧戏虽遭痛击却依旧走向繁盛.因此,对于五四新青年的戏剧论争应阐释适度,夸大其对于话剧的成功效用抑或指责其要为中国戏曲衰微的命运负责,都有过度阐释历史之嫌.     

话剧意境和传统戏曲意境的比较研究

营造意境是传统戏曲的重要特征。而舶来品的话剧，在中国同样有着营造意境的追求。这主要表现在话剧意境是对传统戏曲意境的直接继承；话剧意境和传统戏曲意境具有本质的一致性。而话剧意境和传统意境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营造意境的手段的不同上。这种差别是由于话剧和传统戏曲的艺术追求的不同所致     

从功能派角度看话剧翻译——兼评《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

话剧的双重性决定了话剧翻译不仅可以为文学系统服务,也更应为话剧表演服务。然而两个系统对话剧翻译的要求和评价标准却大相径庭,文学界常常以“对等论”来衡量话剧翻译,而表演界则以“可表演性”来评价其翻译。本文则从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的角度比较分析了《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并指出话剧翻译的评价标准应是达到其目的的充分性而非静态“对等论”,从而使话剧翻译评价标准的探讨走出了“二元”之争,为话剧翻译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多元评价体系。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戏剧

通过出版"易卜生专号"、"戏剧改良专号"以及刊发其它戏剧理论文章和戏剧作品,《新青年》破旧立新,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正宗地位,而且确立了其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和写实性的艺术准则,从而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新青年》未能成功解决功利化价值取向和写实性艺术准则之间的某些内在矛盾,又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现代话剧在艺术上的成就.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

△笫一个纯文学刊物:一九二一年从第十二卷起由茅盾主编的改革后的《小说月报》。△第一个社会科学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由陈独秀创刊于上海的《新青年》,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现代话剧本:一九一九年胡适发表的独幕话剧《终身大事》。     

回眸《新青年》上的“旧戏”论争

五四时期,《新青年》上围绕以京戏为代表的“旧戏”问题展开激烈论争,一方是师长辈的《新青年》编辑同仁,一方以学生辈的张厚载为代表。世纪初的这场论争,对二十世纪中国戏剧与戏曲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对这场论争的背景、人物及论争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考察,力图在历史现场的还原中再现论争的来龙去脉,为人们进一步深入反思这一论争提供基础。      

薛晓金：戏曲的市场化之路

记者：您从事戏剧研究已经十几年了，请简单谈谈戏剧在北京地区发展变化的趋势。〈br〉 薛晓金：从这十几年来看，如果分为戏曲和话剧的话，戏曲是在迅速衰落，话剧是在渐渐崛起。戏曲的问题很多，人才断档，活跃在舞台上的大多是40多岁的演员，年轻人难以为继。我们在1999年做的人才调研，当时就意识到了戏曲的形势非常严峻。年轻演员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演出也少。出戏出人，出人出戏，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没有戏，人才出不来。     

论明代戏曲的文人化特征(下)

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自元末高 明作《琵琶记》始，文人学士、官僚士夫逐渐取代民间艺人成为戏曲作家的主体。而随着戏 曲作家的文人化，也使得明代的戏曲呈现出与宋元时期戏曲不同的特征。一是出现了具有 不同艺术风格的戏曲作家流派，如五伦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等；二是在戏曲的题材 、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呈现出典雅化的特征。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既提高了戏曲的 文学品位，使得戏曲与诗文一样，具有了经典性，同时也由于其精致典雅后脱离了舞台，异 化为一种案头文学。     

佟晶心戏曲研究的学术取径与创新意义——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之十八

佟晶心是最早使用“话剧”这个词的人,他在《剧学月刊》、《歌谣》等当时知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戏曲及民俗研究论文数十篇,他的专著《新旧戏曲之研究》被誉为“革命式的书”,学术观点曾得到卢前、赵景深、台静农、吴晓铃、叶德均、顾颉刚、罗常培、谭正壁等著名学人及名伶程砚秋等人的关注。佟氏还是一名高产的剧作家,在话剧及传统戏曲方面均有作品问世。令人遗憾的是,佟晶心和杜颖陶、邵茗生等人一样,均是20世纪上半叶古代戏曲研究史上不容忽视却久被忽略的“失踪者”。这种学术史地位与研究史现状之间的悖论,再次说明目前的学术研究史版图还远远称不上丰富和完整。     

与施、周二先生商榷

在去年第三期《西北大学学报》上,读施、周二先生《词的“派”与“体”之争》一文,原因是周先生编词史,欲以婉约、豪放作为派别,并以豪放派为正宗。施先生对此有异议,谓婉约与豪放,是作品风格,宋人论词,未尝分此二派。于是又涉及“派”与“体”之争。此处不拟多引二先生之说,只根据个人见解,提出商榷。     

扭捏作态的都市爱情-论李健吾戏剧改译本《说谎集》

戏剧改译的目的是为了演出,所以改译要有效调动观众的文学经验和艺术经验,而观众作为此在存在的人,时间和经验的有限性和历史性是他们理解戏剧作品和戏剧艺术技巧的先在条件。本文通过分析萧伯纳戏剧改译本在现代中国演出的失败和成功,考察李健吾成功改译本《说谎集》是如何把握本民族观众理解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并最终接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达到对民族社会生活现实的批判。     

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乔家大院》和《新安家族》

热门剧集《乔家大院》、《新安家族》以其独特的历史视角和叙述方式为新历史主义理论运用到历史剧文本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为切入点,从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历史叙述的个人化、历史的小写化等多个角度对历史剧题材创作《乔家大院》、《新安家族》进行分析与解读。     

元杂剧与南戏中人物上下场的表演按语

元杂剧中有所谓“开呵”,是人物上场时自我表白的按语,这种按语主要为自我介绍,但也伴有叙说剧本梗概、交代情节、请求赏赐等功能。“开呵”本是古代伎艺人开场时的熟例,元杂剧和南戏继承这一表演传统,并在表演形态上加以改造,由原来单一的散说转变成诗词韵语,唱念结合,甚至杂有所谓“焰爨”,即舞蹈形式。此外,元杂剧和南戏还在“开呵”的基础上发展出剧中的“按呵”和剧末的“收呵”,二者皆是以剧外人身份所作的断语,“按呵”是对剧情的发展所作的提示、评价,“收呵”则是对剧中人物的结局进行评说。     

中国近代学术思想转型及其历史境遇--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为例

本文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1895－1913）为例,讨论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境遇性问题。文章的枢纽是王国维1913年为自己的《宋元戏曲史》所作的判语：“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这句话后来被普遍认为标志了中国戏曲研究新阶段的开端,即所谓戏曲研究的现代化转型的开端。本文围绕着此言之所出的相关历史过程,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节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术机制变化之一端：报刊出版对学术思想与交流的日益显著的影响。对这个机制的考虑,有助于我们理解王国维戏曲观的前后变化。同时,王国维本人对当时学术景观的变化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第二节即就此展开论述,并重点阐发王国维早期学术思想中的“世界学术”观。第三节讨论京都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进展及其戏曲研究的权威性的形成,认为：在王国维不断地尝试在新的学术交流条件下与世界进行对话、并致力于一种“世界学术”的建设时,他在1910年代的遭遇却说明,域外的学术界却在寻找一种中国本土的声音和学术权威。而这种寻找,成为对他的戏曲研究进行学术定位的关键。     

新疆佛教传播的历史背景与嬗变特征

新疆是我国历史上佛教传入最早的地区,也是古代印度和中亚佛教传入中原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新疆佛教传入的主要历史背景,分别是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和中亚贵霜王朝迦尼色加王时代的对外弘法活动。新疆佛教经历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佛教兴起,占据统治地位的阶段,二是伊斯兰教兴起,与佛教此消彼长的阶段,三是伊斯兰教占据统治地位,佛教虽然走向衰落,但仍然以新的形式顽强生存的阶段。     

产业化视角下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化机理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从湘西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选取盘瓠与辛女传说、苗族鼓舞、土家族摆手舞、毛古斯舞、辰河高腔、苗族挑花、剪纸（踏虎凿花）、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9项国家级非遗项目进行调研,发现其产业转化过程中存在传承人文化水平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大部分已经老龄化等诸多问题。围绕政府、企业、市场、民众、传承人5种因素分析了影响非遗项目产业转化的原因。针对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5种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探索了不同的产业转化机理,有望为全国其他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的产业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再论汤沈之争及王骥德的评价问题

汤沈之争是戏曲批评史上关于戏曲的文与律之关系最激烈的一次论争,汤显祖与沈璟围绕剧本内容与戏曲的音韵格律孰轻孰重的问题展开了论争,二者的理论主张互不相容。王骥德则将两家的主张辩证地统一了起来,纠正了他们的偏颇,提出了剧本内容与戏曲格律兼顾,即“必法与词两擅其极”的创作主张与辞、格俱妙的衡曲标准。     

论20世纪中国“红色戏剧”

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党领导下兴起的"红色戏剧"是一个重要的戏剧现象.它经历了苏区红色戏剧、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戏剧和新中国红色戏剧三个阶段,对我国戏剧艺术发展、对革命斗争乃至对党内政治斗争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曹禺剧作与中国话剧意识的觉醒

“话剧”究竟“怎是”,如何建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话剧意识”,中国学界、演艺界在1930年之前一直昧而未明。曹禺在改译《争强》一剧时,从布局、行动、性格、对话和情趣等方面,表现出他对现代西方话剧意识的极其敏锐的悟解。曹禺的话剧意识形成的机缘是多种的。《雷雨》产生前后曹禺的话剧意识已经很成熟,走在当时、乃至今日中国话剧界的最前沿。话剧剧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以什么样的话剧意识引领写作,才是最为关键的。话剧进入中国已经百年,但如何补上话剧意识这一课,在今天仍显得急迫。     

新旧之变:民国时期成都话剧的兴起与市民的娱乐生活

话剧是民国初年传入成都的新式娱乐之一,其在成都的发展经历了初兴、繁荣、沉寂几个阶段,市民对其态度也由隔膜排斥到热情追捧。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激进化趋势,社会精英眼中的成都话剧却在短短的数十年中由代表西方先进文明,应大力提倡的新式娱乐,转换为令人醉生梦死,应严行禁止的旧式娱乐。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民国社会经历艰难曲折,逐步、缓慢的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