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产权理论视角下的内部性及其政府管制分析

内部性问题的产生及其政府管制的必要可在西方产权理论分析框架中得到诠释.在西方产权理论视野下,由于交易成本为正,产权便不能完整界定清楚而必有一部分被置于公共领域,成为有信息优势的交易方攫取的财富,从而必对交易另一方带来未在合同中反映的额外成本.因此,政府对内部性的社会性管制旨在明晰产权,降低产权充分界定的成本.     

农地产权正义实现的路径探讨

伴随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城市化的扩张,农地产权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实现农地产权正义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当前构建和谐农村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实现农地产权正义的基础条件是明晰农地产权主体,解决地权主体虚置、结构失衡和边界模糊问题;实体要件是充分赋权以弥补农民土地权利的缺失与不足;形式要件是完善农地产权证书形式与运行程序形式,解决已有产权形式存在的缺陷;目标要件是摆脱行政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代之以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取向;行为关系要件是约束产权相关主体行为,防止农地侵权行为发生,以及被侵权后有可救济的实施途径。     

建立私营企业分配制度的产权障碍及对策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也是确立分配制度与调整利益关系的基础.我国大部分私营企业目前仍然实行由所有权决定其他一切权利的古典产权制度,产权结构单一,忽视或否定人力资本与劳动力产权.如果企业只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分配矛盾.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承认和确立劳动力产权,让劳动者拥有股权,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职工既作为劳动者又成为劳动力资本所有者,并融入公司治理结构中.     

论特定产权、剩余产权与企业产权契约的本质--关于企业契约性质的再思考

科斯等人的企业契约理论的缺陷在于忽视了企业产权。企业产权有两种 :一是完全契约意义上的特定产权 ,另一种是不完全契约意义上的剩余产权。特定产权是企业契约的前提 ,而剩余产权配置是企业契约的本质。企业产权契约是以企业家为中心签约人的、拥有特定产权的企业参与者通过企业所有权(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 )的配置求创造与分配产权的契约。     

土地红利的伦理之维——对当今中国财富增长方式的一种透视

通过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土地红利的形成与分配,旨在认识当代中国财富创造与分配中的社会伦理关系,进而寻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道路.土地红利使中国在短期内积累了巨量社会财富,也形成了新的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当下在土地红利实现与分配中存在着对农民、普通市民的财富掠夺现象.土地红利的公平分配主要有赖于土地产权的明晰以及政府身份的合理定位.     

收入分配、要素产权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收入分配的本质是产权问题;劳动产权与要素产权的并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正义原则;我们既要解决对按要素分配的认识问题,也要解决要素本身分配的公平问题,才能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     

人力产权研究的传承、发展与超越

马克思是社会科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创立科学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这是中外诸多学者的共识。人力产权研究是马克思产权理论基础上的传承和发展,其时代背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西方现代产权理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具对全球财富的攫取和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干扰异化。人力产权研究承接马克思产权理论,对人力产权范畴的内涵及其实现制度的人力产权型与资本产权型研究,进一步打通了马克思人的异化复归理论由哲学高度的抽象到现实产权制度变革的通道,在范畴体系和基本原理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超越了西方现代产权理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产权理论为指导,而不应也不能以西方现代产权理论为指导。     

产权、国家与收入

产权与收入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但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是由国家来实施的。这样,产权就与国家和个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有效率的产权安排能够完全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并能够对经济行为人产生长期而稳定的预期和正的激励。不过,有时国家会保护无效的产权,其结果既可能产生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又可以出现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倾向。     

土地产权、政府行为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失地农民在现有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中所获份额较低,如何提高他们的土地增值收益份额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有文献主要以是否改变土地产权制度为主线展开讨论,本文认为土地产权变革并不是影响土地分配格局的关键。在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下,为提高失地农民所获利益份额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持和加强政府的法律执行力度才是重点。文章还以成都市的实践经验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了改革的方向。     

论企业产权的博弈形成过程

企业参与者生产要素禀赋及相应的生产要素特性决定了企业参与者的相互博弈将形成如下的产权安排:经营管理者拥有企业总体资产统一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获得企业拟所有权;股东拥有共同资产所有权、相应的企业总体资产统一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债权人相对独立地拥有自身提供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及其相对固定的收益权;工人相对独立地拥有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主要控制权及其相对固定的工资收益权。这种产权形成与安排使得企业参与者之间内部原始的合作生产性契约关系嬗变为外部的交易分配式契约关系,经营管理者和股东成为企业内部人,代表企业作为企业中心签约人,与企业其他参与者签定交易合同以确定分配等权益关系,此时,企业其他参与者,特别是债权人和工人实际上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企业外部人。因此,在企业性质三重关系中,产权安排决定生产匣子和契约组织。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晋商的兴起与明清山西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但是明代晋商和清代晋商并不一样。一般来说,明初山西生态环境未恶化之前,晋商多出于较富庶的南部地区,是靠手中资本,乘开中纳粮之机,大兴商屯而崛起的。清代的晋商则在山西北部、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一蹶不振之后,兴之于“走西口”和“闯关东”的人流之中。他们是随着关外、口外经济的开发,在不可欠缺的商业发展的需求中,经受历练而走向成功的。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论《管子·轻重》抑商贾及其君主专制实质

《管子·轻重》从人性好利论出发,分析了利益集中体现的场所——市场对治国的作用,并得出商贾与君主专制对立的结论,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打击商贾的措施,包括:垄断货币、盐铁专营、官营商业、排斥商贾对农民的盘剥乃至用政治强权直接剥夺他们的财富等等;其抑商贾思想集中体现了君主专制主义的实质,并最终破坏了市场。《管子·轻重》长期受到重视的原因即在于此。     

民法视野下产权型保障房退出机制的分析——以“有限产权”向“共有产权”理论的过渡为视角

当前,我国产权型保障房的退出方式可区分为主动退出和强制退出,构建公平、合理的退出机制是使产权型保障房回归"公共产品"价值属性的保证。完善产权型保障房的退出机制,须从分析退出机制的现存问题入手,以"有限产权"向"共有产权"理论的过渡为视角,重塑产权型保障房的物权属性,建立政府回购体系,推行交易的"内部循环"并制定统一的退出事由和多元化的退出措施。     

元代统一局面下盐官制度的重构

盐官的设置是元代盐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元一代,南北得以统一,元统治者对全国较大的几个盐运司的官员进行了统一设置,并罢去一些规模较小盐司的官员,这反映了统一局面下元统治者宏观调控,抓大放小的管理思想.随着盐务管理体系(盐运司一分司一盐场)的建立,元统治者整合金代盐官体系和元初转运司体系,相应建立了盐官体系,进而推广至南方产量较大的两淮、两浙及福建盐区.这是全国统一局面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央垄断盐业,加强中央财权的重要表现.元代盐官体系盐运司官员设置的规范化使元代盐法在理论上臻于完善,并成为明清盐官设置的样板.     

马克思产权制度变迁理论探析

在马克思看来,产权和产权制度不是抽象的、永恒的和凝固不变的概念,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不断发展与演变的动态化概念。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关于产权制度变迁的分析,是按照两条相互联系的主线来进行的。一是考察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形式的制度变迁,一是考察了产权权能从统一到分离的制度变迁。     

物权救济模式的选择及其依据

物权救济模式存在着物权请求权模式和侵权责任模式及竞合模式。在物权遭受侵害或妨害以及存在着妨害之虞的领域内, 或者说在物权法和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上, 物权请求权模式应优于侵权责任模式。而在环境侵权领域内, 站在整个民法的立场上, 可以承认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模式。     

我国《物权法》的物权法定原则

我国《物权法》关于物权法定原则的内涵包含了种类、内容、公示方法和效力法定四个方面。物权法定原则的正当性在于其价值的合理性,其法理基础在于物权的绝对性要求,其社会基础在于我国公有制的现实国情。虽然物权法定原则有其固有的保守缺陷,但物权法定原则并不意味着物权类型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因而将物权法定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加以坚持。     

西方产权理论及其方法论思考

立足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立场 ,用制度个体主义的方法 ,否定了中国单一公有制基础上存在产权和产权制度的可能性。由界定西方产权与产权制度理论 ,考察西方产权学派学说中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 ,辨析“所有制”与“产权”的关系 ,并对中国产权制度变迁轨迹进行分析后强调 :只有先有个体的人 ,然后才可能有由个体的人联合起来的社会 ,个人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终极目的。在历史实践的证实下 ,多元而非单一的、参差而非整齐的、可以相互交往而非等级森严的社会更加接近于理想国     

两种"公地悲剧"的比较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调整

对比两种“公地悲剧”的产权结构、成因和解决方式,可以发现产权结构调整与资源配置效率相适应是一个不断的试错过程,有效的产权制度必然促使成本与收益向行为者集中。产权结构调整与产权束调整是产权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式。无论何种方式的产权制度变革都需遵循一定的规则,其调整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权效率、增加产权主体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