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诉讼代表人激励与约束机制探析

诉讼代表人制度是群体性诉讼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它借鉴了El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和美国集团诉讼制度，对群体性诉讼的化解和小额请求权人权利的实现有关键性作用。但由于诸多原因，现行规定在对诉讼代表人的激励和约束方面，不明确、不全面，亟待完善。     

集团诉讼中的利益冲突与被代表人利益保护机制研究

集团诉讼中的代表原告与被代表人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利益冲突.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旨在通过确保代表人与被代表人利益的一致性来实现对被代表人利益的保护,建立了集团资格认证制度、选择退出机制、集团拆分制度、介入诉讼制度、责任与救济的分立制度等协调机制.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则立足于被代表人对诉讼代表人的控制而建立相应的被代表人利益保护机制,但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应当在立法上予以修改和完善.     

论代表人诉讼中诉讼代表人的权利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借鉴了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和英美的集团诉讼的基础上,从国情出发,创立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从而使人民法院在解决群体性纠纷时有了法律依据和行为规范。但现行立法对诉讼代表人诉讼权利的规定,给审判实践带来诸多不便。本文就诉讼代表人的诉讼权利问题进行探讨。 　　一、诉讼代表人诉讼权利的性质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种类型的代表人诉讼,即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和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无论那种类型,其基本特点都是将共同诉讼制度与代理诉讼制度相结合,不由众多当事人亲自参加诉讼,而由代表人进行诉讼,…     

证券代表人诉讼构造之革新——兼评《证券法》第95条的完善

法因时而变,证券法修订之后第95条引入退出制是监督逻辑转变的必然趋势,新证券代表人诉讼采用加入制与退出制并行机制有其合理性。真正能够对上市公司市场欺诈形成威慑的,是实施虚假陈述行为与承担赔偿结果之间的确定性,而非仅靠高额赔偿诉求。整体而言,证券集团诉讼在威慑上市公司欺诈方面的作用较新证券代表人诉讼更大。不过,借鉴证券集团诉讼较为成熟的配套制度可以进一步改良本土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     

证券集团诉讼

通过对郑百文民事赔偿案的分析,提出为了更好地解决证券侵权纠纷问题,需要引入集团诉讼制度。文章介绍了集团诉讼的主要特征和构成要件,并通过对比民事诉讼法中的代表人制度来阐述集团诉讼制度能够更好地解决证券侵权问题。     

论诉讼标的概念功能的分解与替代

以单一的诉讼标的概念统一解决诉的合并与变更,重复起诉的禁止,民事诉讼核心的确定,以及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根据等问题难谓有效。更为务实的做法是以其他更为明确具体的多元概念寻求上述问题的分别解决:把诉讼标的识别理论还原为诉之特定理论,以诉讼请求取代诉讼标的作为民事诉讼的核心,以裁判标的概念作为确定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根据。另外,在我国诉之特定理论的构建上,应以案件事实作为诉之特定的基本标准。     

小额多数纠纷之诉讼救济

由于内部压力与外部效果之平衡以及诉讼高成本与低受惠阻碍救济程序的启动，我国小额多数纠纷存在救济难的情形。对此，可通过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设计的变革，促使代表人诉讼制度吸引当事人，并最大限度地克服法院排斥群体诉讼制度的现象，以期对小额多数纠纷起到有效的救济作用。     

美国的集团诉讼及对我国证券民事案件的借鉴意义

证券民事案件所涉及的当事人人数众多、范围广泛 ,代表人诉讼制度是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所采用的主要诉讼方式。借鉴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经验 ,完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是保证证券民事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证券民事诉讼的权利救济功能和震慑违法行为功能的重要举措。     

公共诉讼视角下我国群体性纠纷的现实解决路径

当前我国群体性纠纷的制度化解决方案——代表人诉讼几乎被束之高阁,而公共诉讼机制在群体性纠纷的解决中因其能够有效减轻当事人的诉累,避免了代表人诉讼中人数众多的纠纷主体涌入法院带来的现实压力等诸多优势,应当成为我国当前解决群体性纷争的现实选择。就具体的制度构建而言,可以从具有实践经验的实体部门——环境保护法及产品责任法领域率先起步,同时应当有效的结合行政机关的诉权以及行政执法权以节省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     

构建我国证券侵权的集成式诉讼制度——兼评国内学者对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三种态度

中国证券侵权诉讼制度还很不健全.文章批判性地评价了国内学者对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三种态度,总结了学者们在借鉴美国集团诉讼制度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并在矫正现有研究方法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了制度的再创新.最后得出结论我国应该采用"集成式诉讼制度".这一制度既包含我国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某些因素,又包含了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某些因素,同时吸收了德国团体诉讼制度的有益经验.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长期思考后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形成过程,其基本线索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是"三个代表"思想开始萌芽阶段.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三个代表"思想初步形成阶段.第三阶段从2000年2月到2001年6月,是"三个代表"思想最终形成阶段.第四阶段从2001年"七一"讲话至今,是"三个代表"思想继续发展阶段.     

结果范畴和结果宾语分析

结果范畴作为一类重要的语义范畴,是在动作--结果的语义关系中限定的.以格语法和三个平面理论为指导,通过重点分析结果范畴和结果宾语的关系以及结果范畴次范畴分类,可以为句法研究形式提供依据和前提.     

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与客体的本土化分析

对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设置与公共事业改革方向、途径的认识。分析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与客体必须从国情实际出发。现阶段,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是由政府、执政党、非政府公共组织与民众构成的系统,公共事业管理的客体则可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体系。     

公益诉讼及其"外部性"的经济学简析

公益诉讼对公众利益的保护具有巨大的预防和救济价值。目前,我国立法的有关规定导致公益诉讼的原告方所负担的诉讼成本过高,而诉讼收益却过低,这种成本与产出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改变,势必会给我国公益诉讼的正常发展带来极大不利。解决途径可借鉴经济学有关"外部性"内化的方法,一方面降低诉讼成本,另一方面提高诉讼收益,从制度上保障公益诉讼正常发展和运作。     

纪录片故事化手法尺度研究——以《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为例

《舌尖上的中国》作为一档美食类纪录片,播出后获得空前的成功。故事化手法是其成功的要素,也是中国纪录片在市场化进程中主要依仗的艺术手段。然而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播出,赞美中有了批评其过度故事化的声音。通过对《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分析,说明其通过解说词、采访、音乐等因素成功实现了纪录片故事化,同时也以故事化失败的典型案例作为分析对象,通过人物与食物的关系、故事与食物的关系以及真实性说明其失度之处。     

基于诉讼风险分析的智能推理应用探究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诉讼规则知识库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在诉讼风险分析中,智能推理存在司法风险规则知识库匮乏、诉讼风险分析技术较低等弊端,以致无法从根本上化解证据、诉讼时效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风险.是以,需要就案件类型化后随机抽取,并收集案例的起诉状、证据、案情和裁判文书,在对多方证据关联分析模型进行解析的基础上,设计开发诉讼时效性规则知识库、当事人行为规范性规则知识库以及证据有效性规则知识库,结合多方证据关联模型,并与法律法规知识库和诉讼风险规则知识库融合,运用决策树算法,关系网络推理技术列举分析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最终达至对诉讼风险点的识别、裁判结果的精准预测和合理分流不必要的诉讼,以期为民众提供全面的诉讼决策指引.     

诉权入宪的法律分析

诉权 ,是法律赋予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能 ,具有程序上和实体上双重涵义。诉权是诉讼权利的前提和保障 ,包含了起诉权、对不受理裁定的上诉权、获得裁判权等内容。作为一项基本人权 ,诉权具有宪法基本权利的属性。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国民享有诉权 ,从而突显诉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     

认识主体反映对象的动力学考察

对人类认识活动进行动力学考察 ,可以弥补传统认识论不够重视认识活动是在什么力量驱动下不断演进而具有浓厚理想化色彩的缺陷。认识活动的驱动力包括心理驱动力、社会驱动力和理论驱动力。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构成认识的驱动力系统 ,发挥着认知意向的激励、价值观念的导向和认识条件的前定作用 ,推动人类认识活动不断向前发展     

公孙龙子《指物论》逻辑哲学思想分析

指”无定诂 ,对公孙龙子《指物论》的解读历来疑点纷呈。本文运用现代逻辑的观点 ,对《指物论》进行了分析 ,认为《指物论》内蕴丰富的逻辑哲学思想 ,是我国古代指称理论的专论。     

诉讼和谐何以可能——以刑事诉讼为分析对象

论及诉讼和谐何以可能，必须把握诉讼和谐的三个基础：道德基础、利益基础与程序基础。诉讼和谐在于人道主义的道德秩序，在于规避零和博弈的利益格局，在于正当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