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性论看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朱熹的心性论,是建立在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宇宙论上,他确立了以形而上之理为本体的理气一元论.按照一般的解释,他在心性论上,便是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但是仅仅这样解释朱熹的心性论,那就未免太简单了.朱熹确实说过,性是理,不是心,性是形而上者,心是气之"精爽".但这并不是朱熹心性论的全部内容.朱熹心性论的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     

吴廷翰“气为万物之祖”思想探析

吴廷翰以"气"作为其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把宋明理学的道、太极、理、性等形而上范畴由气予以统摄贯通。首先,他认为气即道、理、太极,并建构了气体学理论思维逻辑体系;其次,他通过诠释气与道、太极、太虚、理的关系,凸显了气的统摄地位及其形而上本体的品格,并对气的内涵、性质、特征、形式进行界说,从而诠释了传统的心性话题,提出了气—心性一统论;再者,他以张载气学和朱熹的理气、知行、格致论作为理论基础,对心体学进行了批评。     

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

家心性学说的创建,别开生面地建构起了儒家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探究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有利于深化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理解,凸显儒家"心性论"的价值意义.     

论马一浮对程朱陆王心性论的整合

在六艺圆融论的观照下,马一浮会通陆九渊王阳明的心本论、程颐朱熹的"性即理"和朱熹的"心统性情"说,统摄了程颐朱熹的涵养用敬、读书穷理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反求诸己、知行合一等工夫,他的心性论即是他整合程朱陆王之本体工夫论的产物。     

论汉唐佛教心性论的基本思维模式——汉唐佛教心性论的研究之二

印度佛教心性论是从本体方面立论的,这种立论方式使中国佛教哲学也具有本体的特征。同时,中国传统心性论哲学资源丰富,极大地影响到佛教心性论的形下层面,从而构成了中国佛教体用一如、以用显体的基本思维模式。《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说以及以后的几乎所有佛教心性论都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思维模式,使其哲学思想与民族思维方式一致起来,形成了更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哲学。     

儒家是如何从心性论推出伦理学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种探索

本文通过对儒家的心性论和伦理学之间关系的分析,对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作了新的探索.文章以<四书>为范本,探讨儒家从心性论推出伦理学的推衍形式问题.文章提出"|→"式的一般思维模型:"|"表示思维的范畴基础,"→"表示思维的推衍进程.据此分析儒家的思维方式的中国特质,认为其根据是心性结构,其范畴基础是纯粹关系,其推衍方式是关系映射,其结果是一个伦理的意义世界.     

船山《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以《告子章》为中心

船山在《读孟子说》的《告子章》等章节,阐发了他对理气心性思想的看法,主要涉及三个问题:"贵性贱气""知觉为性"和"命日受,性日生"。船山《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是在批评朱子学以及佛教心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船山的批评触及了朱子学将理"实体化"引发的内在矛盾,并以"气善论""理气一体论"予以合理解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是宋明理学自然发展的结果。《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主要是回应朱熹,但已体现出归宗横渠的学术倾向。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二程理学与佛学思想

程颢、程颐在建立理学体系时,对佛教的出世主义、轮回报应等思想持批判态度,对禅宗、华严宗的本体论、心性论持吸收融合的态度.从二程兄弟哲学异同的角度看,程颢较多地吸收了禅宗的佛性、真如、本心等本体论、心性论的形式,使他的思想具有心本论倾向.程颐较多地吸收了华严宗的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等本体论、心性论的形式,从而形成了理事二分的理本论.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李贽“童心”说之“知行合一”观在小说评点中的运用和体现

李贽的"童心说"理论认为"童心"乃成人、成圣实践之根柢,主张为人处世应保持"童心",依据"最初一念之本心"来行事,方可成人、成圣,否则便是假言假行,属假道学行经。强调个体实践必须依"童心"而行,与"童心"相一致,此可视为李贽"童心说"之"知行合一"观。李贽的文学理论和小说评点也正是建立在此种理论基础之上的,如对《水浒传》中鲁智深、李逵等人物形象性格的分析,即依"童心说"之此种"知行合一"思想来展开。     

中国古代的“象思维”——兼评王树人新著《回归原创之思》

象思维的基本特征有三:1.本原性的诗性思维;2.象思维之象———“原象”,即非实体性的动态整体之象;3.感性直观,即动态的感性直观。以上三点为王氏所概括,亦为我们所认同。然王氏对卦爻象的阐释还有所“不公”:模糊太极与老子之道的差异,把太极湮灭于“大象无形”之中,忽略甚而抹煞了卦爻象作为最基础最根本之象的原创特质。这一特质的美学意义在于:启示中国文学形象塑造突出直观可视性;为后世审美的“意象”说和重在表意观念的最初发轫;以气之运动构成中国生命美学的精髓。象思维之观以卦爻象与“大象无形”之象两种不同原象体现了不同的心理体验,从而为两种不同意境的创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     

论禅、庄对李贽"童心说"的影响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其观点和理论很大程度上源于禅宗和庄子学说.禅宗思想启示了李贽对"本心"、"真心"的重视,并构筑了"童心说"的理论框架.庄子思想则赋予了"童心"反伪贵真的精神,使之能向着启蒙的方向发展.当然,"童心说"的理论渊源也并不止于禅学和庄学.     

朱熹理气动静说探析

朱熹吸收二程、张载和周敦颐的思想资源,在将本体论意义的＂理＂、＂道＂与含具宇宙生成论意义的＂太极＂融合而纳入自己的体系时,对太极之理究竟能否活动的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曲折。从理本论思想的演变和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考虑,朱熹在理气动静问题上的＂曲折＂是不可避免的。牟宗三对朱熹太极之理＂只存有不活动＂的批评揭示了朱熹理气关系解释的思想特点,但同时这种批评也偏于一隅,与朱熹思想的实际是不相符的。     

走向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

李泽厚的美学观以“人化的自然”为核心。上世纪60年代以来,李泽厚围绕“人化的自然”经历了从追求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到人的主体性,再到建立“新感性”三个不同阶段的探索,使反映论的认识论美学走向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     

黄宗羲的“天”之辨

在考察黄宗羲关于＂天＂的概念时,我们会发现他提到了两种＂天＂的概念：一是他认为＂天＂即＂气＂,是万物的始源;一是他认为＂天＂即＂理＂,是万物的主宰。这两种概念是不冲突的,毋宁说是互补的。无论是＂气＂之天还是＂理＂之天,终归是一天。＂理＂之天不过是＂气＂之天的一项重要功能的体现。而这就展示了东方哲学的独特逻辑,即部分与整体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王夫之文史批评关系探微

从两组概念———“理、事、情”和“情、理、气”切入,讨论船山历史批评中的诗学内容,以及其史论与诗论在概念运用及思想方法上的相通性,可以发现:“理、事、情”和“情、理、气”是代表船山历史批评与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概念,二者相通处显示船山思想方法的层次性,其相异处则显示出史与诗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