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影像“碎片化”叙事表达维度研究

互联网时代,元叙事的整体性随着整个网络虚拟社会的“碎片化”特征发生了解构：元叙事指向全体叙事,“碎片化”叙事指向部分叙事;“元叙事”强调叙事的统一性,“碎片化”叙事强调叙事的差异性;“元叙事”强调真理与权威,“碎片化”叙事主张探索与怀疑。可以说,“碎片化”叙事与元叙事的概念几乎完全对立,这就为叙事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与视野。本文通过对网络影像“碎片化”叙事重新建模分析,得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叙事学的共时性、历时性表达维度结论,为进一步研究“碎片化”叙事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戴望舒诗歌意象建构

论文围绕戴望舒诗歌意象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第一部分从戴望舒诗中的意象“泪”入手，从具体的诗歌作品分析中，指出其诗歌感伤的特征；第二部分分析意象“梦”，在“梦”里，既流露出诗人对前途的迷茫，又寄托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第三部分从诗人对意象“水”的选择，看出诗人的个性气质，以及在时代潮流中的变化。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民间童话中的恐怖叙事与伦理困境——以“格林童话”与“林兰童话”的对读为方法

民间童话在传递真善美的同时包孕着诸多恐怖元素，其恐怖叙事指向故事的深层结构，再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黑暗印记与集体心灵创伤。“格林童话”和“林兰童话”两种文本对于恐怖叙事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在中西不同视域下展现了“恐怖”之于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家—离家”范式下的恐怖空间、表征文化他者的怪物形象以及非理性的暴力事件，共同构筑了隐匿在童话中的恐怖世界。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三个层面，可以发掘民间童话恐怖话语下的多重伦理困境：一是成人设置禁忌而儿童打破禁忌；二是善以恶的形式战胜恶；三是恐怖的删改与否关涉着“民间性”与“儿童性”的悖反。恐怖叙事中的伦理困境直接指向童话故事的本质内涵，对于恐怖叙事的伦理学思考推动着儿童文学进一步开拓新的审美疆域。     

论王小妮的诗歌

“我看见……”是王小妮诗歌的最常用句式,也是理解王小妮诗歌的一把钥匙。从三个方面考察了王小妮的诗歌:主体“我”(即诗人)的个性特征和与万物齐一的精神境界;诗歌文本所呈现的艺术世界,其核心是对诗人所理解的生命本质的呈现,即诗人之所“见”;主体认识和感悟世界的“看”的直观方式以及“处低”的智慧。     

拜伦诗歌的叙事节奏及其时间观

拜伦的叙事诗作品,尤其是其代表作<唐璜>,显示出诗人极强的叙事节奏感.无论是叙事主线的跌宕起伏,还是叙事辅线--各类非叙述性插入文本的错落有致,抑或是诗歌文本中场景与停顿等技巧的穿插运用,都可见出拜伦对叙事节奏的驾驭能力.拜伦这一能力的发挥与其对时间的敏感与重视息息相关,作为诗人的经验和智慧告诉他:时间为诗歌叙事提供了素材;佳作不仅是应时的产物,同时也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美丽混乱中的重新叙述——重论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诗歌叙事性问题

在当前学术话语的禁锢下,我们一直面临诸多无法回避的矛盾,譬如面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叙述问题。谈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便要以80年代的滥情写作作为反面教材,却无视80年代中后期诗歌实验的努力;谈90年代诗歌中“叙事性”的代表诗人,却对这些诗人80年代对诗歌叙事的发生学意义所作的准备做以一言以蔽之的概括,那么这一切只能使“汉语诗歌被耽搁在虚假的先锋面具和历史转型的门槛上,而公众对诗歌有限的感受力也将为所谓的‘误读’继续败坏”。在历史分野与写作界限的叙述圈套之中,“叙事性”问题有必要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里进行回溯式的思考,其意义不仅在于艾略特所谓“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的批评功能的重现,同时亦是对先锋诗歌批评的“求真意识”的一次富有探索意味的秉承。     

诗歌的戏剧化叙事初探——以叶芝诗歌为例

诗歌的戏剧化叙事是指诗人通过营造戏剧化情景和构楚戏剧性结构等手段来创作诗歌,以使诗歌富含叙事因素.叶芝诗歌的戏剧化色彩非常明显并颇具特色:剪影式叙事人物的刻画使人物性格鲜明有力;戏剧化场景描绘及着重过程的揭示和情感控制的事件叙述,让诗人的个人情感体验具有普遍的意义;环形叙述形式的安排进一步突出了诗歌的主题,体现了诗人的时空观和历史观.     

“真实”的“改写”与“新中国”想象——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

在现当代文学叙事发展进程中考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两部小说所呈现的乡村社会图景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真实”程度的问题,实则内含着在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时刻,从叙事方式的选择、叙事结构的设计、作家叙事意识的自觉等方面递嬗演进的生动信息,体现了这一时期关于“新中国”想象的急剧进展。     

《凤凰涅槃》的“原型”解读

本文用原型批评来解读《凤凰涅》，认为“凤凰”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标记，是中华民族“种族心理积淀”的“原型”；《凤凰涅》是用现代语言“翻译”的有关凤凰的原始歌舞、巫术礼仪，在诗歌形式上清晰地留下了原始歌舞的痕迹；《凤凰涅》是“集体无意识”的实现，时代精神的显现和诗人“灵感思维”的产物。     

虚拟现实媒介叙事主体研究：故事生成的视角

虚拟现实媒介以互动性著称，故事不再由作者单独完成，故事生成视角下包含创作者、用户及机器在内的三元叙事主体关系逐渐形成。在VR叙事中，创作者逐渐成为一种集体形态，其作为叙事主体最重要的功能体现为对叙事的控制及对其他叙事主体的赋权；用户不仅是接受美学意义下的叙事主体，与VR系统的互动也使其成为互动故事的作者和“后故事”作者；而在创作者的赋权之下，机器获得了“准主体”地位，机器智能驱动的自动故事生成和自适应、拟真化的互动使VR叙事愈发呈现出与真实世界类似的随机、生活化特征。     

古典诗歌的叙事批评论——以诗话为中心

诗话是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的重要存在形态,以往的诗话研究,更注重与诗歌创作、鉴赏、形态等密切相关的"诗言志"、"诗缘情"理论,而忽视了与叙事相关的论述。在中国诗论中,存在着一条关于诗歌叙事的论述线索,且在相关的诗话理论中,对诗歌之"叙"事"有比较丰富的论述。梳理研究有关的论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诗论的整体面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对抗"古典"的背后——论穆旦诗歌的"传统性"

穆旦诗歌对抗“古典”的背后,依然有“古典”传统因子的强劲渗透和内在传承。它执着于“此岸”关怀,以别样的姿态“拥抱人民”,充满典型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经验;它从未放弃对抒情性的坚守,并确立了知性化的“新的抒情”模式;它体现了诗人对艺术“形式感”的先在自觉,注重形式和语感,承继了传统诗歌的意象抒情方式,追求语言的含蓄凝练。     

论“十七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

“十七年”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反映着这一时期诗人诗歌活动的某种悖论:一方面,臧克家通过选本的序跋写作与选本删改等批评活动,鲜明地表达了他紧跟时代步伐的激进姿态;另一方面,透过这些诗歌选本批评的某些言说及其策略,显示出臧克家作为一个诗人真诚的一面.臧克家诗歌选本批评中的这种“说”与“被说”,折射出“十七年”诗歌批评的某种矛盾性与复杂性.     

叙事学勃兴与中国叙事传统

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中国文学也有一个由"诗歌中心"向"叙事中心"转移的过程,明清小说虽然占领了文坛的中心位置,但当时的理论批评领域还未来得及发生相应的战略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的叙事学勃兴,特别是那些立足于中国自身叙事传统的研究,实际上是肩负着一种历史使命,这就是因应"叙事中心"业已存在的文学现实,促成由"诗歌中心"向"叙事中心"的理论位移。由于百年来西方叙事处于向中国叙事"放送"影响的位置,西方的叙事观念,包括其模式套路、衡量尺度与价值标准等悄然弥漫于中国文坛,许多人浸润甚深却还浑然不觉。因此,建构一种更具"世界文学"意味的叙事理论与叙事学,让中国叙事艺术在其中获得应有的位置,应属目前叙事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米兰·昆德拉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叙事姿态的比较研究

米兰·昆德拉与中国“新写实”都借小说通过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来“破译自我”，完成对今天人类生存状况的审视与批判，这使得二者在叙事姿态上明显地呈现出趋同的一面，但更为主要或根本的还是异趋，正是这种异趋，导致了二者小说文本意蕴的不同与不等。     

对90年代诗歌畸形发展的精神缺失与迷途之思考

中国现当代诗歌中虽然不乏优秀之佳构 ,可“读不懂”“没味” ,成为读者对当代诗歌、特别是 90年代诗歌的评价。读者有意识地拒绝了诗 ,诗人无意识地四顾彷徨。诗歌处于尴尬两难的境地。现代诗歌怎么了 ?在文学和新兴消费娱乐文化的遭遇战中 ,诗歌难道真的要率先倒地身亡 ,最终变成文化博物馆中的化石吗 ?这似乎不仅仅是部分人的疑问。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阐释 :“个人化”(内涵 )的极端发展带来的隐患及思考 ;“口语化”(语言 )的极端发展造成的恶果及思索。     

钟嵘《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疏证

钟嵘《诗品》推溯诗歌源流,论潘岳源出于王粲,今人大多或以为牵强,或以为该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二人诗歌皆文辞华美。文章对钟嵘《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作出疏证,认为潘岳与王粲的渊源关系在于：一、清且悲的诗歌风格;二、叙事如传的书写笔法;也正是这两点使潘岳诗歌“浅”于陆机。文章具体分析了“浅”与“深”之所指,阐释了钟嵘“陆海潘江”之评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