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与“隐喻”──中西诗学审美追求比较

“兴”与“隐喻”──中西诗学审美追求比较［新加坡］王力坚闻一多说：“《易》中的象与《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闻一多《说鱼》．《闻一多全...     

朱自清对赋、比、兴的研究

辛亥革命后,很多学者在重新解读《诗经》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赋、比、兴的含义;朱自清不仅结合《诗经》文本研究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方法,同时还涉及到《毛传》《郑笺》释兴、兴义源起,《周礼》“六诗”之赋、比、兴的本义,后世比兴论诗等多个方面;而且既能区分它们的不同,又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勾勒出赋、比、兴的源起、发展和演变的历时性结构。     

赋、比、兴起源于《周易》

<正> 《诗经》是大家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关于《诗》之三义的“赋”、“比”、“兴”,虽一向歧解甚多,但视三者为三种写作方法的观点,却为古今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并进而认为《诗》是“赋”“比”“兴”的源头。如元人杨载有言:“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并说,此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其实,并不然,就以比《诗经》成书为早的《周易》而言(其与《诗经》的部分作品,可有年代上的交叉),其卦爻辞歌诗中,就可以找出完整的“赋”、     

“兴”体流变考

关于“兴”法的研究,自汉而今,意见纷呈,莫衷一是。我对“兴”义之源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大意是:“兴”在《诗经》这部特定的诗集中,乃是以每个诗章的构思为基础,以先言他物引起所咏之辞为步骤,从而造成意境和表达情思的一种方法。(立意)本文将据此进一步考察“兴”体之流变。《诗经》兴体之原型《诗经》的创作上自西周初下迄春秋中叶,历时五六百年,其“兴”体原型当有历史流变,这是考察它的特点应有的一个立论前提。由于诗三百的搜集整理历时弥久,目前很难     

“《国风》好色”论发微

《国风》雄踞《诗经》多半壁江山,两千余年来围绕它的解读争议最大最多,其中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国风》是否涉及情欲以及如何看待这种情欲表达。汉儒以"美"、"刺"说诗,淡化乃至曲解《国风》之情欲表达;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前进一步,肯定《国风》写了情欲,同时依礼教对其表达的正当性加以批判;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现代解读派也肯定情欲表达,却否定《诗经》与礼教的关系,企图跳出儒家语境而以抒情诗和文化学的眼光来解读《国风》。本文回到传诗的原初语境,考察早期儒家所持的"《国风》好色"论,还原他们对待《国风》之情欲表达的基本立场,揭示《诗经》解释学中诗→欲→礼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意在证明:早期儒家看"欲"是自然论的,不涉及道德批判;这种自然的"欲"乃是"礼"之根源,对此"好色"之"欲"的诗学处理,使得《诗》的解释导向了"礼",从而形成教化论。     

论《国风》田猎小赋

《国风》小赋历来被忽视了。考察《国风》田猎小赋,可借以窥探《国风》小赋之一斑。立足《诗经》文本,探索《国风》田猎小赋,可以看到赋体的“根蒂”;汉赋渊源流变之轨迹,辨而可明     

赋比兴与自然美

“诗言志”,但又不能象散文那样直说,而要通过赋、比、兴,特别是比、兴的手法表达。本文企图说明赋、比、兴是发展的概念,它随着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即它们“言志”的“间接凭藉物”)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以期说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自然美的艺术形象,是活跃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性中不可分割的两大要素。一对于“比兴”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是基本上仅就《诗经》而论,比如朱熹,他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的解释影响很大,至今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观文识义,不难看出朱熹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只看到了比兴在民歌中最原始和幼稚的形态,而且有把比兴简单化为仅仅是一种手法的倾向。这,比起他的研究《诗经》的前辈来,也是一种后退。汉代郑众在《毛诗正义》中阐述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     

试论陕北民歌对《诗经》艺术手法的传承

贫瘠的黄土高原,动荡不安的生活现实,人种血缘的融合重组,造就了神奇的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在艺术脉络上传承了《诗经》国风的赋、比、兴创作手法,托物传情,以物拟人,直抒衷肠。歌词一般为上、下二句七言体,与《诗经》的四言四句体迥然不同,但它在七言体基础上所作的灵活变通的处理,却与《诗经》一脉相承。就此而言,陕北民歌是对《诗经》的一种新的传承与发展。     

是现象还是规律——对“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的质疑

《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十期发表蒙文通先生“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蒙文企图解决周代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提出了学术分期。蒙先生说:“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而《诗经》和早期的《尚书》均属于文学作品,因而在《诗经》以前应属于文学时代。在《诗经》结束的年代,《春秋》、《语》、《国语》等书相继而起,而《语》、《国语》均属编年的历史著作。“这正说明了《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这不正符合孟子所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春秋》继《诗经》的说法吧!”由《国风》变为《国语》,从而由文学时代转入了史学时代。蒙文又云:“到了     

《国风》作者研究

针对《诗经·国风》作者是贵族还是下层劳动人民这个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国风》作者应为贵族阶层的人。文章第一部分概述了对这个问题前人的看法和研究;第二部分从西周土地制度以及当时祭祀过程的角度入手,论证了西周时期天子贵族参与劳动,为《国风》大量劳动诗出现提供了客观前提;第三部分着重讨论了《诗经》里的“君子”问题。     

《诗经》中的“比”法

(一) 《诗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六诗之说,始见于《周礼、春官》。此六诗的记法的特点,是把“赋、比、兴”同“风、雅、颂”互相交插在一起,此后的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便有人认为“赋、比、兴”同“风、雅、颂”一样,都是属于乐歌名称的,另外,较多的人则以为“赋、比、兴”是关于诗法的类别。考以《诗经》之实际,我们赞同后者。     

闻一多《诗经》研究对《诗经》中情诗读法的影响

闻一多《诗经》研究中的分类研究使情诗篇目被界定而清晰,呈现丰富的世情内容;再有,其字词训诂讲求读懂情感的隐语。还原初民生活现场;同时,闻一多凭其诗性想象力和述学语言鉴赏情诗的写与读;而因作者缺席、模糊,《诗经》情诗读法必须合乎文本整体逻辑性,“有效解释”需较大限度反映作者所处的语境。闻一多的《诗经》阐释与当前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形成参差对照,给情诗新读法以审慎启示。     

《诗经》"六诗"新考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流行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然而,由于《毛诗故训传》至两汉交替之际已成断简残篇,所以在东汉末年,《诗》学大师郑玄对“六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而孔颖达等又盲目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武断认同了郑玄的解读,致使后来的《诗经》学者陈陈相因,谬种流传。经考析,现存《诗经》文本中保存有风体诗83首,赋体诗43首,比体诗55首,兴体诗39首,雅体诗46首,颂体诗约39首。     

"雅""夏"关系与周代雅乐正统地位的确立

先秦文献在传承过程中因为用字习惯的改变,出现过一个以“雅”代“夏”的过程,所谓“雅”“夏”二字的同音假借关系,并不是“雅”字替代“夏”字成为《诗经》类名的原因,而是对“雅”代“夏”这一结果的解释。战国末年、秦汉之际的“书同文字”与文本转写,正是与诗乐相关联的“夏”字被“雅”字替代的关键时期。就《诗经》而言,“雅”何以为“雅”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夏”何以为“夏”的问题。作为中原正统音乐的“夏(雅)乐”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政教功能,在“雅(夏)”与“政”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雅歌与雅诗相继出现并与王政深度结合,充分发挥“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过程中,在周代礼乐制度中居于核心正统地位的雅乐传统才逐渐确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在后世影响深远的“雅正”思想。     

《诗经》情歌的形式美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有三百零五篇作品。《诗经》中的情诗特别多，约占四分之一。可以说，《诗经》中的情诗，是我国爱情文学的源头；《诗经》时代，是我国情诗的黄金时代。《诗经》中的情诗，反映了恋爱自由和感情专一的思想，显示了中华民族健康的爱情况。今天的读者，可以从中得到许许多多有益的启示。同时《诗经》中的情诗还提供了“赋、比、兴”等艺术方法，这些艺术方法对我们当代的爱情文学创作也具有借鉴作用。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论述《诗经》情歌在运用“赋、比、兴”等艺术方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美。一、“比”的…     

闻一多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正> 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民主战士。诗人论《诗》,把握诗的特质,发掘诗的真谛和艺术精华;学者论《诗》,学识渊厚,眼光犀利,考索赅博,立说翔实;战士论《诗》,思想激进,以科学和民主涤荡封建经学和陈腐观念的积垢。闻一多兼得三者之长,成为现代《诗经》研究大师。闻一多的《诗经》研究著作,除旧版《闻一多全集》已刊十种和早已佚失的《诗经长编》外,据其女儿闻(惠羽)钞录,北京图书馆存闻一多治《诗》遗稿尚有:     

《诗经》研究的继承与超越--读刘毓庆编著《诗经图注》感言

２０世纪的《诗经》研究，在１９世纪中叶以来“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传统的以经学为主体的学术格局被打破，在中西不同的学术理念的碰撞中，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其中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闻一多先生的《诗经》研究，引人注目，并对以后的《诗经》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直到今天。闻一多先生对于《诗经》本来有着一个全面研究的规划，但由于他竟以４８岁的盛年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使他不能实现这一规划，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但反动势力的屠刀无法阻挡历史的前进，也不能阻挡学术的发展，“‘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个站起来。’在革命工…     

“薄”非“语助”辨

我国历代不少古文字研究者认为“薄”字可作“语助”用,如刘淇《助字辨略》说:“诗国风‘薄言采之’毛传云:‘薄,辞也’。……愚案:‘薄,辞也;言亦辞也。薄言,重言之也。诗凡言薄言,皆是发语之辞。”杨树达《词诠》则把“薄”定为“语首助词”。新《辞海·语词分册》在训释“薄”的词义时也列了“作语助”一条。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呢?下面想就我们研究的结果,谈一些不同看法,以就正于广大读者: “薄”字金文作(?),《金文诂林》卷十二引容庚《金文编》说:“(?),从干,经典通作薄。虢季子白盘:(?)伐(?)(?),即《诗·六月》‘薄伐(?)狁’”。许慎《说文·(?)部》说:“薄,林薄也。一曰蚕薄。从(?),溥声,傍各切。”段注:“林木相     

《诗经》草木起兴的文化发生

从古至今,历代学人一直就《诗经》六义中的"兴"究竟指的是什么而争论不休,朱熹、郑玄、郑樵、刘勰、钟嵘,近人闻一多等均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顾颉刚先生以歌谣学的眼光看《诗经》,认为"兴"并无意义、唯有起辞协韵作用。但《诗经》中大量以植物起兴的诗句表明,起兴的首句与后文诗句存在语境上的意义关联,而草木也因为民俗采集活动和《诗经》的歌咏逐渐转变为具有特定意义的象征,完成了由物到词、由物质到文化的转换过程。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