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

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开始合作,分任国家军事和行政最高首脑,由此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一段相对稳定的统治时期,其基调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本文综述了最近30多年来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从政府高层的合作和派系斗争、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方针的实施、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统治的巩固等方面,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段时期里国家政权建设的举措和成果。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梳理显示,最近10年来,许多学者已经在利用新出史料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逐渐摆脱了"革命史叙事"的束缚,展现出历史进程的丰富和复杂,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其研究视野也从单纯的政治史拓展到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互动,研究视角转向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叙述主线。这些最新进展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通史叙述,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政治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     

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

政治史在传统历史撰述中曾居主导地位,但在西方新史学排斥政治史的取向影响下却滑至边缘。新史学拓展了历史研究领地,也带来了需要正视的"碎片化"问题。历史研究中的学科整合有多种选择,但就转型中的民国而言,由于政治在民元之后38年间已构成无处不见其身影的存在,套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极端表述法,似乎也可以用"全部民国史都是政治史"来强调民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加上与其他历史部类的内在关联,政治史尤其是民初15年的政治史可望作为整合已呈"碎片化"趋势的民国历史研究、使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学术进路。但政治史学者也不应坐享前人的恩惠,不思进取。前些年国外政治史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翻"新",并对政治史的本色保持必要的学科认同,由此形成的"新政治史"取径,或许预示了民国政治史研究的希望。     

从拥蒋反共到与蒋分离:1926年～1932年蔡元培政治态度的变化

1926年,蔡元培回国不回校,滞留于南方参加苏浙皖三省自治运动,配合蒋介石之"北伐",这是他"拥蒋"的前奏;1927年~1928年,蔡元培积极参与了"清党"活动,达到"拥蒋反共"的高潮;1928年~1932年,他发现蒋介石之"清党"实则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而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内部倾轧斗争激烈,自己的教育理想难以实现,遂逐渐与蒋分离;"九·一八事变"后,他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走向了蒋介石的对立面。     

试探“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并不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而是张学良下的命令,从而导致沈阳失守,东北沦陷.由于张学良对日本的看法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两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也就十分的相似.所以,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     

论抗战之初国民党政府的对美外交

抗战以前,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并确立了以美英为重心的外交战略格局。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南京国民政府在部署军事抵抗的同时,沿袭了自“九一八”以来依赖外交助力以收御敌之功的基本国策,企求策动美英带动国际社会对日本施加压力,影响并改变东京的侵华政策,以缓和民族危机,最后解决中日问题。但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这年年底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渝的半年时间里,南京政府为争取美国干预远东事务、斡旋中日关系的外交活动却颇费周折、步履维艰。这半年期间的中美往来尽管为时不长,却对中国抗战的形势和进程产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基本政策,为了实现这一政策,进行了长期复杂的斗争和多方努力。周恩来同志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军事进攻,1932年,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使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全国上下应一致对外反抗侵略。但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主张置若罔闻,这时“国共两方面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     

关于西安事变中两个问题的学术争鸣

西安事变对于当时中国政局的重大意义及深远影响,史学界基本已成定论。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如: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在发动事变时所起的作用;周恩来和蒋介石是否会过面,会面时谈了些什么。自2000年以来,有的学者在研究新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观点,只有经过探讨、争鸣,我们才能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孙科“联苏制日”外交思想简论

“九一八”事变后,孙科是国民党内抵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较早形成了“联苏制日”的外交思想.1932年初他出组内阁,提出“对日经济绝交”方案,力主长期抵抗以挽救危亡,并积极推动中苏关系的恢复.抗战初期亲访苏联,为中国争取到可观的军事物资援助.关于战后世界安排及中国外交,孙科主张彻底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并继续坚持与苏友好的立场.     

“九·一八”至“八·一五”： 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十四年中,毛泽东对国民党政权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态度几经变化,从反蒋、逼蒋,到联蒋、拥蒋,直至后来的批蒋.毛泽东对蒋态度转变的原因就国际原因而言,主要取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以及美国对国共政策的影响等;就国内原因来说,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抗战派的联动.基于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考虑,毛泽东注重实际,重视客观现实,以及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等领导集体成员纵论时势的交流和启发.     

一个时代的“新年的梦想”

上世纪30年代是日本疯狂侵略中国的开端,从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迅速沦陷在日军铁蹄之下。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中国军民的反日情绪高涨。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中日淞沪会战,     

略论杨虎城的抗战思想

杨虎城“是国民党将领中首先倡导对日抗战的爱国军人”！早在1933年,他就曾请缨抗日,援助察绥抗日同盟军。1936年底,他和张学良将军共同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是为了逼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果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食言而肥的蒋介石,一方面扣留张学良,一方面逼迫杨虎城“辞职出洋”。1937年6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     

试论蒋胡"约法之争"

1928年,国民党按照"以党治国"的原则,建立了五院制政府。1930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胡汉民围绕制定约法、国民党政权实行合议制还是实行独裁制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个人独裁还是"以党治国"的问题,斗争虽以蒋介石获胜而告结束,但却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再次大分裂。     

试探“抗日救国军”的发展过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初期,吉东地区有一支闻名中外的抗日武装——“救国军”。它包括王德林领导时期的中国国民救国军(亦称东北国民救国军)和吴义成领导时期的新的东北国民救国军两个阶段的抗日活动,先后进行了五年多的英勇斗争。同前,对东北义勇军之一——吉林的抗日救国军进行研究的同志尚不很多,而他们都认为救国军至一九三三年初以失败而告终。也就是说,外国史学界     

从《陈诚日记》看台湾时期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

《陈诚日记》是新发现的研究民国史与当代台湾史的重要史料。通过《陈诚日记》中对蒋介石的评论,可以考察台湾时期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在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初期与1958—1961年间两个时间段,陈诚对蒋介石有过明显的不满,两人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合,甚至有过正面的冲突,这些史实使我们能够重新认识台湾时期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往的研究总强调蒋陈之间的“合作无间”,蒋介石扶植陈诚,陈诚服从蒋介石。而新的史料展示了历史复杂的一面：蒋介石与陈诚之间其实也曾经有过较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国民参政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日帝侵略和围剿红军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我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响应这一号召,于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共努力下,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在国民党中获得了广泛的赞同。从国民党三中全会起,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已初步形成,但是,怎样具体实现合作并未获得解决。1937年1月至9月,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一系列谈判,我党曾提出建立民族联盟及实行党内合作两种形式,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都不同意,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     

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的对华新政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７０年间，特别是战后以来，中日两国史学界关于该事变的研究，已经成为近代中日关系史中的“显学”。这些成果，就日本侵华方面而言，主要集中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及其对“满洲”政策之研究，以及对于一二八事变的一些研究。但对于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在既定的“满洲”政策之外，酝酿与探索对华新政策，至今仍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从“千里长堤”兴修看清代社会权力的转移

"千里长堤"是清代在河北平原中部兴修的一项重要水利工程,始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主体形成于乾隆年间,并持续修缮讫于清末,至民国年间逐渐解体。在长堤修筑过程中,既有朝廷发帑修筑的官堤,也有劝用民力兴建的民埝,"千里长堤"的修筑方式既有"民堤官修",也有"官堤民修"。清代初期,朝廷借助发帑等方式积极介入地方社会事务。一旦长堤修筑完毕,维护成为常态后,国家将维护修缮权力交由地方政府,最终由地方士绅总领其事,民间乡绅遂由公共事务权力的执行者变为执掌者,伴随着权力上升的是清末民初浩大的地方自治运动。     

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特点探析

民国以来,华北民众的"闯关东"运动持续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整个人口迁移的形势为之一变.事变后闯关移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构成、地域分布等方面与事变前迥然不同,呈现出新的特点.通过对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特点的考察,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前,华北向东北的人口迁移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其性质属于中国人口自发的国内转移,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客观调节运动.事变后,进入东北地区的华北人口,不再是自由流入谋生,而是被作为"苦力"招骗而来,其实质是为日本的经济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河北省国民党党务管窥

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国民党史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累累硕果,但不足之处很明显:对于国民党地方党部及党员群体的具体研究十分薄弱。有鉴于此,笔者利用接触到的有关档案资料,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河北省的国民党党务状况作一介绍和研讨。     

蒋介石竟然不会打电话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最高委员长蒋介石办公室里拆换原有的旧式电话,新安装了美国产的自动电话机。可这一标志人类文明不断进化的通话工具,当时并没给这位"民国伟人"蒋委员长带来多少轻松愉悦,相反常常是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