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话语

"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其衍生与发展的基本语境源于西方社会。与西方的现代性进程相比,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源于外部压力,呈现出非自主的性质。如何将西方的启蒙话语置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所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是在现代性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因而具有启蒙与批判的双重特质。对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启蒙与现代性批判的双重内涵,可以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现代性社会”价值本体确立与认同的困惑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社会的确立过程,充满了理性的迷茫。现代性观念所造就的"社会世界"、"社会现实"和社会事实,就其实践创制和理论建制而言,是一个貌似严肃、实则充满鲜明而强烈的主观性意向的现代人的"观念游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观念"之所以力图将自身设定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本体"观念,其初始动机和抱负,就是要凭借理性自己,自主地造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新质的"社会共同体"现实;"现代性"实践展开的过程所昭示的,是其社会指向性本身的有限性以及生存论价值承诺的悖反性,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反省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学理性问题:谁之"现代性"?何种"社会"?这一具有"本体论深度"的诘问,无疑也是处在"现代性文化"历史境域中的中华民族在当代整体性的"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必须自觉应对和担承的艰巨的文化使命。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及其当代走向

“现代性”是当代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和学术解析方式。在历史上,中国佛教正是通过对“自身”的当下性进行一种现代性的超越而得以从历史走进现代的。也正是在这种当下性的超越中,中国佛教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性元素。今天,“现代性”也是一种促进社会文化进行现代性转型的话语力量。在其作用下,中国传统佛教的现代性走向面临着多重学术力量的挑战和压力。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正在促进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推动着中国佛教走向国际化。中国传统佛教也因之将最终完成其现代性的转型。     

理性与现代性--兼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是认识之源、价值之源,是所有人类精神意识的最高表现与成就,是事物的现实性的标准,"理性化"因而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有必要运用理性与理性化概念来解释有关的对象与事实;要深化对现代性的理性本质的认识,而五四运动在对此问题的认识上有所不足;中国现在还不是侈谈"后现代"的时候,在现代性的进程上,无疑我们与西方社会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现代性的许多规范,我们还未建立或完善起来。而规范是需要理性来建立与完善的。     

异化与理性化：工业社会的两重维度——马克思异化理论在韦伯语境的阐释与充实

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及其深受二人影响的社会理论进行了简要梳理,倾向于认为以韦伯理性化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它们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理论维度对同一目标即工业社会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激烈的批判.在此基础之上,理性化理论是对异化理论的一种回应,两者可以在更深的层面上、更广的领域中相互交融.因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韦伯语境中可以得到很好的阐释与充实.     

传统的转型：近代佛学的现实关照

近代,东西文化交汇,面对现代思潮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与西方文化相匹敌的思想,正因如此,基于佛学关照现实社会,回应时代问题,成为章太炎、谭嗣同、杨度等人探究佛学的目的。章太炎提出“佛法不圆满”的观点,旨在调和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试图说明佛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还提出“和合佛与老庄是救时应务第一良法”的观点,强调“平等”“自尊”理念,是对中西碰撞处于弱势的中国的一种呼喊。谭嗣同对佛学的理论探究,同样根源于他救亡图存的现实关照,着力发挥了佛教思想中“变”“平等”的理念,并与“心力”联系起来,以此来强调主体的能动力量;并提出“中国之亡于静”的观点,指向守旧而意图革新,他认为佛教就含有革新的力量。作为政客,杨度佛学思想中最具现实关照的观点是“无我宗”,从禅宗理论出发融摄性、相两宗,并时刻以时代流行之科学理念考察、反思,批判佛教本身所具有的不符合科学之理论,包括灵魂轮转、地狱、神通、男女之欲的戒律等。正因三人对佛学的讨论具有极强的现实关照,并非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所以,他们对佛教思想理论的解读,与佛教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差距。但是,当他们在佛学中寻找能与西方先进文化相匹敌的思想理...     

"现代性"与"现代化"

"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的区别首先在于,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现代性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其次,现代性乃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现代性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其次,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第三,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即竞争的理性化过程。     

欧美学界佛教生态世界观研究

欧美学界佛教生态世界观研究大体经历了早期佛教生态整体主义、哈里斯佛教生态世界观的批判论研究、佛教生态世界观的德性论批判与建构三阶段。早期佛教生态整体主义注重从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生态自我实现”及人与自然万物的一体性观念论述佛教生态世界观内涵;哈里斯从西方生态伦理的目的论观念出发,批判早期佛教、大乘佛教及东亚佛教缘起思想无法从目的性理解世界及自然万物,不能为环境伦理提供生态世界观基础;斯朋伯格、库珀、詹姆斯等则从佛教自身价值取向及思想内涵出发,批判佛教生态整体主义,建构佛教德性论的生态整体论,主张结合人自身的思想行为、佛法训练、觉悟,论述人与自然万物的整体性联系。欧美学界佛教生态世界观研究历程,符合佛教适应时代需要进行自身生态化变革及建构的发展规律。     

社会变迁与台湾人间佛教的发展——从比较宗教学的多元视角着眼

20世纪初叶,中国佛教界发起了"人间佛教"运动,这是传统佛教因应社会时代变迁而兴起的一种"复兴"运动,其实质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佛教原典精神进行新的诠释与实践,以促进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和人间化.近几十年,人间佛教运动在台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与其他世界性宗教相比,佛教具有极大的文化包容性和社会普适性特质,具体体现在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与兼融,故可以随着时代、地域、社会性质的不同而改变其外在的形式,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但也由于缺乏自身坚固的稳定性特质,因而容易产生诸多的变异.     

"现代性"的文学诉求--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性考察

追求"现代"是中国20世纪文化、文学的中心主题,它与西方的"现代性"文化相比有自己的特性。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是由1894年"甲午之役"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开启的,到"五四"达到高潮。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具有三种典型形态:信念式—终结性的"现代性";世俗化—体验性的"现代性";浪漫主义—"反现代"的"现代性"形态。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苏国勋答问录

韦伯在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史上处于经典作家的中心位置,其学术史、思想史地位堪与涂尔干和马克思比肩。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韦伯这样的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巨擘在中国一直不为人所熟知,甚或为人所误解。但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有赖一代学人的共同努力,韦伯研究竟迅速传播开来且蔚为大观,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已获长足发展。苏国勋先生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1988年甫一问世,即被争相研读,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本著作可说是开启了中国学界系统绍介和研究韦伯的先河。苏先生的学术轨迹,可以折射出韦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及其在中国的命运,这无疑是个很好的社会理论分析的切入点。将韦伯所擅长的对现代社会病理诊断的理论特色贯穿于对"文化大革命"后的反思、8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及文化讨论中,有效地突出了现代社会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意识。事实上,韦伯对包括儒教和道教在内的传统东方文化的批判并没有否定中国进入现代性的可能。把握他思想中诸如"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等二元张力的特质,有助于理解现代性和面对现代性的意义,特别是对解释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以及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悖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导引作用。并且,对在社会大变革中如何借助现代性理论资源来指导实现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均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值此《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一书(增订本)即将再版之际,本刊特刊发苏国勋先生的《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苏国勋答问录》一文,以飨社会学界同人,并以此文为契机,为推进韦伯及现代性的深度研究再添一把薪火。     

劳动价值论:经济学语境中的现代性话语

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是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亚当.斯密确立的劳动价值论,既从经济学层面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又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把现代性视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     

对"现代性"的内涵和发展轨迹的考察

"现代性"一词最早出现于17世纪.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与讨论在哲学、社会学以及文化等领域内逐渐展开,并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理论界最具统摄性的概念之一,人们用它来辨别、描述或讨论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精神特征.对"现代性"概念的考察,就其意义来说,展现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与主要特征.     

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

在跨文化视野内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关键的问题不是描述形象特征,而是在特定知识框架中解释形象的意义。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精神结构中生成,只有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意义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纵深研究中国形象,就是分析启蒙运动前后西方现代性观念中不断乌托邦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和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规划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历史意义域与逻辑框架,进一步反思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提出中国形象研究的解释性问题并尝试解释性分析,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理论自觉的标志。     

混沌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总体特征的一种解读

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文学史叙述,要求将其视为一种“中国化的现代性”展开的方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现代性特征表现为:首先是错位的现代性前提,即与西方现代性的“分化”特征不同,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恰恰是政治、道德、审美等一切层面与力量的“统一”;其次是误读的现代性资源,即中国现代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性的误读、误植与误用。其三是暧昧的现代性矛盾,既表现在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之间,也表现在现代性内部;其四是混浊的现代性哲学,其主要表现就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混浊,在深层则表现为一种含混的整体思维与重统一而回避对立的“中和性”。     

论构建中国化的审美现代性

肇始于西方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既带来历史的巨大进步,也引发现代社会的诸多危机。审美现代性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日益受到思想家的重视和关注。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在天人关系、人与人和人自身关系的不同对待上与传统审美产生一定矛盾张力关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现代性相融的对接面,激活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审美智慧,由此建构有中国化特色的审美现代性,是探索缓解现代性困境和危机的有效途径。     

太虚大师论佛学与科学的关系

在当代欧美学术界,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潮流:即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去解读佛教,或用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去探测佛教精神训练的神经生理机制。近年来,欧美学术界的这种风潮,也传入到中国学术界,并成为了中国佛教研究现代化的一种方向。因此,在当代中国的佛教研究中,如何正确看待佛学与科学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学术界的佛学科学化研究,是基于西方哲学与科学立场的,或者说是非佛教本位的。在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佛学与科学的关系,尤其是基于中国传统佛教的立场,去处理这种关系,是十分关键的。太虚法师是中国佛教界较早开始思考佛学与科学关系的人,而他的见解,对于今天佛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法律现代性中的决断论与规范论--以卡尔?施米特对法律现代性的批判为例

现代性描述的是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的差异,这一差异体现为现代生活的世俗化和理性化。在法律生活领域,世俗化会导致法律体系的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理性化会导致法律生活的规范主义和实证主义。现代性对法律生活的影响呈现为正负两方面,一方面保卫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自主生活,另一方面则导致价值上的诸神之争和精神生活的贫乏。卡尔?施米特针对世俗化重提政治神学以强调有德性的自由主义,针对理性化重提法律的决断论思维以应对理性无法预知的生活危机。以此,借助施米特的遗产为人们反思法律现代性的和自由主义民主制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它可以完善人们对现代性的法律和民主制度的片面认识。     

走出现代性的恐惧——对现代性危机的哲学批评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实践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矛盾和价值冲突.现代性带来的危机困扰着我们.西方现代进程在不断深化,而中国的现代性之路才伊始.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以及西方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将对中国现代性的继续深入有着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方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因此,我们要正视中西现代性,在正确的批判中,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