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关系、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基于安徽巢湖市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与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的对比,描述了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 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状况,并进一步分析了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代表"爱情"的婚姻关系和代表"面包"的生计策略对三类妇女的主观幸福感都存在影响,但三类妇女追求"爱情"和"面包"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对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同等重要,二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互独立;对准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也都很重要,但同时"面包"是"爱情"的现实基础.     

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为例

通过对“湖南省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处于较高的水平;就其影响因素而言,有无被欺凌的情况、与家里长辈的相处情况、家庭生活满意度、丈夫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探亲频率、丈夫汇钱时是否直接汇给自己、是否担心婚姻感情会发生变化、丈夫外出打工后夫妻感情的变化等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都有显著的影响。     

农村留守妇女婚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基于广东五市的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广东留守妇女专项调查数据,通过对数偶值模型的筛选发现夫妻分居的空间距离、丈夫打工后收入增减情况、住房质量、子女教育负担、老人健康负担以及夫妻交流互动情况对留守妇女的婚姻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文章建议相关部门应创造条件就近建立企业让夫妻双方打工,这或许是解决由于分居而导致的家庭婚姻问题的较好途径。     

婚姻合约的脆弱性：留守妇女精神出轨和行为出轨

婚姻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然而,伴随着农村人口大规模外出打工,留守妇女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夫妻长期分居,一些留守妻子出现精神出轨和行为出轨现象。这些留守妇女看似稳定的婚姻事实上已经处于失序状态,婚姻作为丈夫和妻子之间一种合约的作用受到削弱。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对8个典型个案进行深入剖析,采用叙事性表达方式,深入揭示婚姻合约弱化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在此基础上,提出维护留守妇女婚姻合约、促进社会稳定的对策建议。     

促进还是抑制：数字技术对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三期面板数据,本文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CMP）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有助于改善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具体地,与未采纳数字技术的留守妇女相比,采纳数字技术的留守妇女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分别高62.36%和21.88%,而生活孤独感低73.00%。进一步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在线学习、社交、娱乐和消费是改善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途径,其中社交和娱乐的作用较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技术的健康红利因个体和家庭差异表现出明显不同,因照料家庭而留守的妇女群体享受到的数字健康红利显著大于因务农而留守的妇女群体,学历较高和家庭收入较高的留守妇女群体享受到了更多的健康红利,可见数字技术的健康红利尚未被全体留守妇女公平共享。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及其影响因素——来自四川农村的报告

本文采用西部地区24个行政村千余名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留守确实影响了农村妇女的身心健康,留守妇女比非留守妇女更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倾向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及同龄女性和比以前更差了,更容易出现一些生理和心理不健康的症状;留守妇女的家庭压力、社会支持网络、当地医疗卫生状况等因素对其身心健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最后提出建立夫妻间良好的沟通机制、构建社会支持网络、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三点建议。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西部地区24个行政村千余名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压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留守确实增强了农村妇女的家庭压力,留守妇女承受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抚养赡养压力都要大于非留守妇女;留守妇女的年龄、家庭特征、当初择偶时对般配的重视程度、夫妻异质性、与外出丈夫的沟通状况、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其家庭压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提出建立夫妻间良好的沟通机制和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议。     

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中国的性别失衡背景和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28岁以上的未婚男性,其生命质量水平较低;无论处于何种年龄阶段和婚姻状态,感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生命质量显著低于未感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挤压感受和年龄对于男性生命质量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其影响方向与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这说明婚姻挤压确实会显著降低农村男性的生命质量水平。     

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课题组收集的数据,描述当代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状况及其与从未外出打工已婚女性和已婚流动男性的性生活水平差异,通过建立多视角、多因素的综合解释模型,对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检验。多元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家庭经济支配权、与配偶居住情况、打工当地朋友数等是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互联网使用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在方便生活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或接触更多有能力和有魅力的人,这可能会提高我们对婚姻的期望水平,进而导致婚姻满意度降低。那么,互联网使用与婚姻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存在何种联系？真的会降低婚姻满意度吗？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以及工具变量等方法考察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会显著提高婚姻满意度。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异地夫妻之间的沟通频率;同时,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体的心理压力,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情绪变得更为积极。一方面,更频繁的沟通和良好情绪会提高婚姻的结果值,另一方面,个体通过互联网获取了大量关于其他人婚姻状态的负面信息,反而降低了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使婚姻的结果值大于期望值,婚姻满意度上升。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更多体现在农村、男性以及低龄等群体中。人口流动加剧了农村夫妻两地分居的状况,男性更缺乏表达性,低龄夫妻间更具有激情。而互联网所具有的特性能够增进夫妻间的沟通,增强男性的表达性,同时也能够满足低龄夫妻对爱情的急迫感。在互联网使用内容方面,除与陌...     

制度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妇女问题

留守妇女问题可以放在制度与政策的背景下审视。中国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户籍制、不发达的土地流转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支持网络是留守妇女问题产生的基本制度背景。男性的外出虽然将妇女推向了关系网络处理与建构的前台。但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农村社区组织的功能发挥不好、弱关系网络建构的制度性支持不足等使留守妇女难以将这一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留守妇女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制度和政策导向是否有助于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让流动农民回到乡村．二是如何使留守妇女迁往城市。     

老年夫妻婚姻满意度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基于主体-伴侣相互依赖模型(APIM),探讨中国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抑郁症状影响的主体效应和伴侣效应,以及相关变量对主体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自身的抑郁症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婚姻满意度越低,自身患抑郁的风险越高,即主体效应存在;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配偶的抑郁症状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伴侣效应存在;亲子关系满意度可以有效缓解夫妻自身因婚姻不满意导致的抑郁风险;社会交往活动在婚姻满意度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调节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将亲子关系满意度、社会交往活动同时置于基础模型中,社会交往活动的调节效应发生明显变化。此外,在“婚姻满意度→抑郁症状”路径中各种效应呈现出差异化的人口学特征。     

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

我国当前农村青年外流对地区婚姻问题和自身婚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身婚配的影响,一些大龄未婚农村外流青年择偶难;二是贫困地区女青年婚姻迁移导致当地男性青年成婚困难;三是农村已婚青年流动对婚姻稳定性产生影响。针对农村青年外流带来的婚姻问题,要关心大龄未婚打工仔和打工女的婚姻问题;要关注农村单亲家庭中的孩子;要关注婚姻迁移导致的贫困农村地区“弱势累积”问题。     

家庭压力与婚姻满意度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

在城乡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受到现实家庭压力增加和情感互动变化的影响,农民工的婚姻关系面临较大冲击和挑战。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使婚姻暴力行为在家庭范围内合理化。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主要方面,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互动中面临冲突和矛盾时出现的一种"婚姻危机"。本研究通过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比例为33.14%,而实施肢体暴力的比例为12.23%,精神暴力在农民工家庭中更为常见。运用Mlogit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压力会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风险,家庭照料压力会同时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的风险,经济压力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没有显著影响。婚姻不满意会显著增加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风险且对肢体暴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既是压力型也是情感型暴力,但对比可知精神暴力更多是压力型暴力,而肢体暴力更多是情感型暴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在婚姻满意度较高的情况下,随着某些家庭压力的增加,农民工也可能实施精神暴力。精神暴力具有隐密性,不易察觉,但通常对人的身心造成深层次的伤害。在家庭压力较大且婚姻不满意的情况下,肢体暴力的发生可能性显著提高,这将严重损害婚姻福利和家庭完整性。     

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南农村贫困地区妇女为例

为了解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生活质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随机抽取湖南农村贫困地区妇女540名作为研究对象,使用WHO生活质量简表(WHO-QOL-BREF)从生理、 心理、 社会支持和环境四个维度考察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生活质量,同时采取自制一般问卷收集研究对象年龄、 文化程度、 经济收入等人口特征资料.在此基础上,构建二元Logit回归模型,考察社会支持变量和妇女人口特征对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生活质量低于全国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年龄、 文化程度、 夫妻关系、 是否有儿子、 家庭年人均收入以及获得的非正式、 正式支持等多个因素都对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生活质量有影响.     

“留守”对西部农村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

本文根据较大规模问卷抽样调查的结果,分析比较西部农村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的社会性别观念。结果发现,留守妇女自身能力意识和事业价值观要强于非留守妇女,而非留守妇女在忠贞观、生育观方面要比留守妇女更加传统保守。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对农村妇女自身特征如文化程度、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变量进行控制之后,留守对农村妇女的社会性别观念仍然有独立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留守促进了农村妇女事业能力观、婚育贞节观以及总体社会性别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2 0 0 4年 7月在安徽省寿县、河北省承德县和河南省浚县等 3地调查的数据 ,对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后对留守老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后 ,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上逐渐呈现出空巢化和隔代化 ;留守老人的家务负担和农业劳动负担都有所加重 ,而且在生活和经济等方面 ,面临着一些新的困难 ,留守老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 ,但孤独感加重。此外 ,外出务工子女的孝顺观念没有因为外出发生明显的改变     

广西富川县农村留守妇女沐浴“计生阳光”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口计生局积极组织计生专干深入农村开展“ 关注农村育龄妇女,关爱农村留守女孩”活动。指导帮助留守女孩家庭改良品种、优化种养结构,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机插秧等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积极宣传兑现落实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使农村留守女孩和妇女沐浴“ 计生阳光”。     

气候变化对宁夏生态脆弱地区农牧民生计的影响及适应策略

气候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随地区和人群的不同而不同,其中对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群影响尤为特殊。本文以受干旱影响的典型区域一宁夏生态脆弱地区农牧民生计为例．试图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5个县／市／区294户农牧家庭开展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分析气候变化对当地农牧民生产、生活和生存状况的具体影响内容及影响的程度．探讨农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的生计适应措施。结果显示农牧民心理上的自我调适是人们在脆弱的状态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提,并通过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外出务工、自主性迁移等自适应方式来适应气候变化对农牧民生计带来的种种影响．同时生态脆弱地区气候变化的应对也离不开政府大环境背景下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