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王维与唐人之“亦官亦隐”

有一种看法认为,陈贻焮等的王维“亦官亦隐”说,不符合唐王朝的制度与政策,其实,陈贻焮等的“亦官亦隐”说,是从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角度立论的,同唐王朝的制度与政策无关;从唐人自己的说法入手,可论证“亦官亦隐”并非子虚乌有,它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关系密切。     

从小隐、大隐到中隐——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

隐逸是中国士人心理—行为哲学的命题之一,也是士人内在价值取向与处世态度的外在表征。隐逸历经小隐、大隐到中隐的嬗变,三者有轩轾之别,高下之分。隐逸在其历时性演进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传统隐逸以道抗势的抗议精神,显示出隐逸精神化、世俗化的走向,反映了在世俗王权为代表的势统的挤压下士人持守的道统的不断整合和重新定位。     

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嬗递

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山林传统,以儒道隐逸理论的核心价值为思想资源,围绕"道统"与"政统"之间的文化调节而产生,逐渐成为相对于朝廷、政治的自足的文化系统,是士人维系个体独立、缓解与政治威压紧张关系的重要平衡力量。在山水审美的自觉意识萌发并融入隐逸文化的魏晋之前,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经历了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的嬗递。考察这种嬗递的历史动因和演变形态,有助于理解在专制政治环境下"山林"所彰显的隐逸精神价值,也可以从中厘清山水审美依托隐逸活动而发生和发展的逻辑脉络。     

士人的文化心态与朝隐思想的流衍

朝隐是晋宋后士人普遍奉行的一种处世哲学和隐逸方式,是专制体制下君权政统与士阶层道统矛盾斗争滋生的产物。作为朝隐的雏形,西汉东方朔提出的"避世金马门"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变通隐逸方式,它为集权政治下的士人在政治附庸和心灵超越间找到了一条立身之道。魏晋以来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士人价值理想的龃龉使士人对政统日渐离心,郭象玄学思想的播散使士人普遍认同"出处同归"的朝隐意识,朝隐因此沦为六朝士族依隐玩世、抛舍个人社会责任的托词。开明的社会政治、园林的普及使初盛唐朝隐在六朝基础上发展出肯定积极事功的时代新义,朝隐不废经世之心,唐人身居魏阙而又优游林泉,在山庄别业中兼仕隐、齐出处,实现其遗世之想与山林之思,成为盛世气象下朝臣即闲得逸的心态的标榜。     

可居可游:陶渊明田园思想审美意义新探

魏晋士人园林将可居的现实需求与可游的审美需要结合起来,以山水为核心突出了士人园林独特的文化意味。陶渊明的田园应置于此文化氛围中来考察,他在田园中的居处活动,与其仕隐抉择和人生思考是起伏相印的。与高门士族的山水庄园相比,陶渊明田园具有规模结构之"小"、景观布局之"简"、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之"和"等特征。依托田园的生命实践,陶渊明表达了以道抗势的道统意识,树立耕隐结合的自由人格,以及称心适性的自然人生观,赋予田园深厚的思想审美意义。田园作为可居可游的文化意象,在陶诗中才开始成熟丰富起来,田园归去也成为后世士人永恒的文化情结。     

论魏晋士人的朝隐观

出处问题是中国古代士人必然面临的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士人面前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为人臣,或者为处士。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的盛行,士人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去就,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一条非隐非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具有魏晋特色的“朝隐”。     

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论中隐与酒隐——以白、苏为中心论审美文化嬗变下的隐逸

丰富多彩的隐逸文化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隐居地域的变化不仅仅是外在处所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传统文化发生转型时士人们人格理想、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的转变。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隐（隐于地方官）到以苏轼为代表的酒隐（吏隐）二者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后者对前者又有发展超越的突破,是中唐到北宋审美文化嬗变的必然产物。     

李白形象的另一种解读——谈《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的李白形象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一文中,用通俗小说的手法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与正史记载严谨简约的笔法不同,冯梦龙更多采用"因文生事"的笔法,用亦真亦幻的笔墨来塑造李白。其文结合众多传说故事,写实的成分居少,想象、夸张的成分居多,将李白的人生经历展示得淋漓尽致,使广大读者对李白有了另一种解读。而像冯梦龙这样的晚明士人,在精神气质及科举仕途上也多少与李白有某些相通之处:既追求精神超越的愉悦,也追求世俗的物质享受;既狂狷、旷达,又善于"玩味"生活。因此在创作这篇小说时,他便以一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创作心理来塑造李白形象。     

既仕慕隐--从《答何邵二首》看张华后期仕宦心态

世风、士风及社会思潮都是影响士人心态变化的重要原因.张华是西晋时期由庶族而致位通显的名士典型.<答何邵二首>作于晚年,其中有较多真情实感的流露.通过对这两首诗的解读有助于揭示西晋士人心态的发展变化历程即从建功立业的济世豪情到既仕慕隐的彷徨心态,最终进入朝隐的消极状态.     

宋代吏隐文化的精神内涵

宋代吏隐文化的繁荣是我国士人人生方式与态度发生重要转变的必然结果,是唐宋文化转型后士大夫主体关于"人之存在"的重新思考与深度探索,虽承继白居易中隐而来,但在精神境界与生命格局方面均超越白居易中隐而存在,这源于宋人坚韧的生命力量与广袤无垠的心灵世界。宋代吏隐文化包括如下两个维度的内容,一为仕与隐的圆通融合,一为艺术化的生命存在。前者是关乎人生价值的探讨反思,后者则具体为人的存在方式。     

出必孔明，处必渊明：论宋元之际士人理想范式的生成

仕与隐的矛盾向来存在,宋元之际尤为突出,入仕机会的缺失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陶渊明所象征的隐士风骨与“不书甲子”之忠为士人心态中的“隐”提供了寄托,诸葛亮忠臣与儒生的形象又为士人树立了“仕”的典范。诸葛亮与陶渊明形象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形成一种进退皆有道的理想模式,二人的并称也随之定型于宋元之际,“出必孔明,处必渊明”为此时的士人提供了消解仕隐矛盾的精神范式,也影响着后世士人。     

朱熹仕隐心态探微

朱熹生七十一年,五十年间历事四朝,有着坎坷曲折的入仕经历.又因其思想构成复杂,儒、佛、老皆有所影响,且受其"公体正用,体用如一"公正思想的影响,朱熹仕隐心态也较时人有所不同:在"达"与"穷"之变中追求"公"与"正"的实现,既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又有独善其身的修养;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坚持"公心""正理"的原则,而儒者情怀与佛老思想的出入亦深深影响其仕隐观念;在"进"与"退"的经历中,逐渐构建起其进尽人臣之责、退求一心之安的仕隐心态.     

语义预设与规约隐涵

语义预设有典型语义预设和非典型语义预设之分。“规约隐涵”,本质上是一个语义学概念,是无须借助语境参数就可直接从语句中析出的那些非真值条件意义。它可分为普通规约隐涵和特殊规约隐涵。普通规约隐涵又可分为级差隐涵和非级差隐涵。语义预设与规约隐涵具有交叉关系;特殊规约隐涵与非典型语义预设具有属种关系,与典型语义预设具有交叉关系;典型语义预设与规约隐涵具有交叉关系,与普通规约隐涵具有对立关系。厘清语义预设和规约隐涵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对于丰富和充实语用学、语义学的理论内涵,对于纠正目前存在的种种相关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阮籍到陶潜——晋人饮酒风气之演变

有晋一朝,从阮籍到陶潜,士人饮酒蔚为风气。随着时代的推移,士人饮酒的实质亦有所改变。简言之,魏晋之交,士人饮酒以避祸;西晋及东晋初期,士人饮酒以求名;东晋中后期,士人饮酒以达生。     

传统隐逸文化与白居易之隐

隐逸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现象,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士人的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呈现出多样形态。唐代诗人自居易将“中隐”作为晚年立身行事的准则,在大量闲适诗中表现出其中隐心态。在传统隐逸文化的背景下,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一种随遇而安、既求超脱之境又无法彻底超脱的并不纯粹的折中之举,但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又有积极的意义。     

出处之念的起因及主要意旨──“朝隐”与中国古代出处文学主题

朝隐,是古代文人在恶劣人文环境下保护自己又不枉道变节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其萌于《庄子》。“陆沉”、“市隐”,直接开启了东方朔身在朝而明哲保身的“朝隐”。而对于西汉宫廷文人亦官亦隐传统的继承,以晋宋文人最为典型。出处意念往往与文人“饰美”心理传统有关。特定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决定了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与普遍,出处之叹成为古代文人抒情诗惯常主题。晋宋文人“朝隐”作为出处两端的折中与变通,是整个主题价值流向和主要表现程式、意象趋于定型化的关键环节。     

两汉之际封建士大夫逃逸之研究

王莽秉政以降 ,士风大转 ,封建士大夫群体中的隐逸之风浸盛。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基因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追求。本文对两汉之际隐士作一个系统的量化分析 ,进而得出仕仍是中国士人生命的基调 ,退隐只是针对于出仕的挫折而兴起的一种暂时性生活态度的结论     

试论隐逸文化视域中的齐文化

就齐文化所独具的内涵而言,它跟隐逸文化有冲突的地方,但隐逸文化在齐文化史上却并没有因此而消亡.齐文化中的隐逸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齐人豁达和不拘泥的民风,使之能够对古代中国士人均面临的仕与隐的问题做出自如选择;二是在齐地尤其发达并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术神仙之说,对齐地隐逸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作用明显.这既是在看似与隐逸文化相冲突的齐文化中却又能够产生出隐逸文化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齐文化对中华隐逸文化的最大贡献.     

王安石的仕隐心态及其诗文之理性

作为中外闻名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既有“救时”、“许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又有通过谋求出仕“得禄”以“养亲”的现实考虑,还有着知难而退的隐逸情怀.在仕与隐问题上,他坚持以“道”进退,主张“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时”、“藏器于身”、“进退之当于义,出处之适其时”、“待时而动”.这种矛盾重重的仕隐心态使其诗文创作带有独特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