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国民党政权——史学界对1928-1932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于1928年至1932年间,面临着内部的权力整合,以及外部强敌入侵的挑战。1949年以来,史学界关于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间,是研究禁忌逐渐打开及研究领域开拓时期;1990年后,对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日渐发展繁荣的阶段,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海内外档案史料的开放、发掘、整理,推动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本文即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权力整合、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因应、政权建设的开端三方面,对于1978年以来史学界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民国政治史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其中涉及三十余年来研究者对于国民党高层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之间的关系,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抗战起点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它与商会等社会组织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

政治史在传统历史撰述中曾居主导地位,但在西方新史学排斥政治史的取向影响下却滑至边缘。新史学拓展了历史研究领地,也带来了需要正视的"碎片化"问题。历史研究中的学科整合有多种选择,但就转型中的民国而言,由于政治在民元之后38年间已构成无处不见其身影的存在,套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极端表述法,似乎也可以用"全部民国史都是政治史"来强调民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加上与其他历史部类的内在关联,政治史尤其是民初15年的政治史可望作为整合已呈"碎片化"趋势的民国历史研究、使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学术进路。但政治史学者也不应坐享前人的恩惠,不思进取。前些年国外政治史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翻"新",并对政治史的本色保持必要的学科认同,由此形成的"新政治史"取径,或许预示了民国政治史研究的希望。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1937-1945年民国政治史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年间,在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中,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大陆学界批判和揭露的对象。1980年代以来,由于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尤其是海内外原始档案资料的开放,学者们进一步摆脱传统党史研究框架的束缚,转向客观研究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时期的调适与演变。60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研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趋势:其一,学界关于战时体制的评价,从全盘否定转向局部肯定,既注意到战时国民党政权专制、反动的一面,又注意到其抗日、进步的另一面;其二,受社会史眼光向下研究视野的影响,大陆学界对战时国民党的研究从关注高层派系斗争,转向研究基层组织和政权;其三,随着国、共双方档案资料的公布,学界对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从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为基本线索,转向关注国民党对中共态度的演变;其四,1990年代前后,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现实需要,大陆学界开始以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在抗战时期国际角色与地位的变化;其五,对抗战时期民主政治运动的研究,从传统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转向以第三种势力的出现为视角,同时关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力量对战时民主运动的影响与推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印花税述评(1927—1937年)

本文叙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印花税的状况,阐述了国民政府从机构、人员、制度等方面对印花税的改革。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税收制度上所作的努力和局限．本文特依据档案等第一手资料试作钩沉,以求同仁匡正。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现代化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文化现代化是在"内忧"和外患下开启的。这种文化现代化虽然不是一种自觉的现代化,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十年确实也有着有益的实践。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专制的本质,文化的发展始终在现代与反现代的潮流中艰难前进,它是被扭曲了的文化现代化。     

试论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体制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常会、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都享有立法权,而真正负责从事立法的机关则是立法院,国民党通过多种途径和不同渠道参与立法,从而保障了国民党的意志渗透到法律之中,可谓是法从党出了.这是国民党立法的初衷.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 (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拟定的一系列有关工业建设的政策,其内政外交举措根本不足以言工业建设。“九·一八”事变后,为固本自卫计,南京政府更多地注意计划工作,有选择地实践孙中山有关工业建设的遗教,初步发展了国家资本,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抗日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制约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扰,使南京政府的工业政策实施陷入举步维艰的自相矛盾之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保险立法背景研究(1927-1937年)

当社会保险这种更为先进的保障方式在西方已经实行了四十多年时,对中国民众来说这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中国社会保障仍然以传统的社会救济为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政府、民间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下,对社会保险立法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整理县税制的政策及绩效

县税制关系县财政的确立,关系农民负担。1927年前,县级财政是有税无政,制度混乱。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县税制的整理,包括分税体制的推进、县赋税的整理、征收制度的改进。从绩效看,县税收总量增长,税收结构有一定优化,税制进一步规范。但是,问题不在"税",而在"政":县税缺乏独立地位;县税制的调整不能配合县政建设;县财权的分割造成征收成本增加,加重农民负担。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生育保险立法(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对女工生育保险较为重视,《工厂法》及一些地方法规对女工生育期间待遇作了规定。这些法律法规虽然在政府强力推行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立法本身不完善,立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端,其执行效果与立法初衷相距甚远。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发生的基础——以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的关系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之间,既有合作与协调,也有冲突和对抗,冲突与调适是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互动关系演进的基本轨迹.本文主要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关系协调的基础与冲突产生的原因,以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发生的基础.     

民族-国家的形成：论中国近代乡村政权建设

民族-国家的形成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回顾清末到民国时期以及1949年之后的农村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础上,该文提出当前农村的国家政权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各级权力的交易和分配上,更重要的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为发展的最高目标,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国家的政权民主化和经济、社会现代化。     

浅论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政治派系——以1927年至1937年为考察中心

政治派系是国民党政治的一大特色.伴随着各派系对权力的渴望和权力分配的无序,必然导致南京国民政府派系之间的激烈争夺,使国民党永远陷在派系纷争的沼泽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造成了国民党政权极大的"内耗"."内耗"又使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更加复杂.     

军事化、内卷化与民国前期的关中乡村社会——对"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再认识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作为解释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基本路径,在学术界广为应用.但是,其在中国的实践是否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基层社会的种种现象,仍然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通过对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内卷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国家政权建设"之外,地方社会的"军事化",亦是导致基层政权"内卷化"重要因素.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因,或许与"国家政权"并无多大关系,而是更多的受地方性因素的影响.     

民胞物与、一视同仁——清代广西土司地区的“国家政权建设”与国家化

本文通过广西安平土司的石碑来探讨自清代雍正以来清政府依据内地社会模式与社会价值对广西土司地区所进行的官僚化、制度化与法制化改造。本文认为这种类似西方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但根本上削弱土司的地方统治基础,并最终推动完成了这一地区的国家化进程。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

单位制和社区制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两大重要模式。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实质上是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

单位制和社区制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两大重要模式。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实质上是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政治史视野下民国边政研究的几点认识

从中国边疆民族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去理解民国边政研究兴起的内涵,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其历史与现实经纬。民国边政研究是一个平行与递进、复合而多维交织的发展历程,是中国边疆民族书写或研究长期积累及演化轨迹之继续,亦呈现出与以往边疆民族书写或研究全新的特质;边疆危机的刺激及西学的影响,既是民国边政研究兴起之关键原因,也是民国边政特质的重要体现。民国边政研究应特别关注政治史、中央与边疆地方关系、北京政府时期的边政实践等相关领域的探讨。深化对民国边政的研究,从多元而丰富的历史记忆与阐述中深刻理解"过去"与"现实"的关系,可对当代边疆民族治理提供丰富的启示。     

中国语境与儒家命运——1949年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

1949年以来,儒家在中国的命运经历了J字型的运动与变化趋势,从反儒到复兴,其根源在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建国初期通过反儒以区别于国民党政权的国家政权建设模式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复兴以区别于世界诸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模式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的作用下,当前的儒学复兴呈现出了得势不得理的非均衡发展模式。     

三十年来民国婚姻家庭史研究述评

三十年来学界关于民国婚姻家庭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的内容涉及面也较广。但是,也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对三十年来民国婚姻家庭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有助于该学术领域的不断深入和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