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国民党政权——史学界对1928-1932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于1928年至1932年间,面临着内部的权力整合,以及外部强敌入侵的挑战。1949年以来,史学界关于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间,是研究禁忌逐渐打开及研究领域开拓时期;1990年后,对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日渐发展繁荣的阶段,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海内外档案史料的开放、发掘、整理,推动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本文即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权力整合、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因应、政权建设的开端三方面,对于1978年以来史学界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民国政治史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其中涉及三十余年来研究者对于国民党高层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之间的关系,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抗战起点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它与商会等社会组织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独立评论》中民主派学人法治思想述论

《独立评论》时期(1932～1937),胡适等民主派学人从做政府"诤臣"的角度,以"书生论政"的方式对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伴随着"五五宪草"的修订,他们对法治这个民主宪政赖以实现的必要基础与重要保障提出了一系列意见.虽不尽完善,且囿于其自身的定位,他们的法治理念未能对当时的政治产生有效的影响,但在中国走向法治化道路上,其作用却不容忽视.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农村统治薄弱的原因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二十多年里,由于国民党基层组织力量的不足、政权内部纷争、乡村地主豪绅势力的强大以及农民的疏离等原因,国民政府一直未能实现对乡村社会真正有效的控制,这使得该政权缺乏坚实的基础。     

军事化、内卷化与民国前期的关中乡村社会——对"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再认识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作为解释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基本路径,在学术界广为应用.但是,其在中国的实践是否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基层社会的种种现象,仍然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通过对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内卷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国家政权建设"之外,地方社会的"军事化",亦是导致基层政权"内卷化"重要因素.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因,或许与"国家政权"并无多大关系,而是更多的受地方性因素的影响.     

1912—1949年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述论

1912年至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前,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复杂而多变,总体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杨增新主政时期出现服从中央政府—“认庙不认神”—服从中央政府的变化;金树仁主政时期对中央政府既有博弈,也有调适;盛世才主政时期对中央政府由附和到博弈,再到投靠中央政府。国民党直接统治新疆时期,中央政府及其新疆当局未能实现对新疆的完全掌控,出现了与之对峙的三区政权。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治理新疆,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走向正常化。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普通教育发展概况

1927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是南京国民政府确立政权后,中国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南京政府重视普通教育的发展,表现在通过立法加强对普通教育的保障和控制,对教育内容适时调整,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     

中国语境与儒家命运——1949年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

1949年以来,儒家在中国的命运经历了"J"字型的运动与变化趋势,从"反儒"到"复兴",其根源在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建国初期通过"反儒"以区别于国民党政权的国家政权建设模式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复兴"以区别于世界诸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模式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的作用下,当前的"儒学复兴"呈现出了得"势"不得"理"的非均衡发展模式。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浙江省举办民众教育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年),国民党为巩固其统治,推行民众教育.此时的浙江民众教育,在贯彻执政党政策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如民众教育机构的建立、师资培训机构的设置、识字运动的开展等.在当时对完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改进和提升区域文化,客观上具有一定作用.     

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胜利线——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二年武装夺取政权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转到了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大众手里。政权的转变,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中国革命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时期,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所建立的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马克思曾经预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印花税述评(1927—1937年)

本文叙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印花税的状况，阐述了国民政府从机构、人员、制度等方面对印花税的改革。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税收制度上所作的努力和局限．本文特依据档案等第一手资料试作钩沉，以求同仁匡正。     

中国农民利益表达途径的历史考察——基于国家和乡村关系的视角

在中国的皇权社会,农民没有与国家权力之间进行沟通的直接通道,而形成以乡绅为主的乡村内部利益协调机制;在民国及国民党政权时期,由于国家规模的扩张远大于其财政能力,因此国家政权的下沉导致了"经纪型体制",催生了乡村"赢利型经纪";在解放后的人民公社时期,采取的是"集约式乡村动员机制"的利益表达参与机制,农民的利益表达被虚化和隐蔽;在当前的村民自治时期,形成了包容性较大的多元化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但存在表达渠道不畅和欠缺等问题,仍有很大成长空间,因此当前情况下需要不断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再议“六法全书”及旧法体系的废除

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的"六法全书"及以之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法制体系是国民党统治的集中体现。自废除"伪法统""伪宪法"的提出,到《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这一正式废除六法体系的文件发布,再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废除六法体系上升为宪法性要求,以及之后进行的旧法改造和司法改革,这一系列过程之间都存在必然、合理、正当的逻辑联系。设身处地地看待这一历史历程,辨证地对待特定历史条件与人的主观意愿的互动关系,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与把握当下。     

试论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体制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常会、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都享有立法权,而真正负责从事立法的机关则是立法院,国民党通过多种途径和不同渠道参与立法,从而保障了国民党的意志渗透到法律之中,可谓是法从党出了.这是国民党立法的初衷.     

民族地区国家政权建设与经纪模型——以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草滩村为例

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正逐步深入到乡村社会内部，但在民族地区，乡村政权结构有其特殊性，因此了解民族地区乡村政权结构对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政权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的角度探析甘肃省肃南县大草滩村这一民族地区乡村政权结构从传统时期到现代社会的变迁。     

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

政治史在传统历史撰述中曾居主导地位,但在西方新史学排斥政治史的取向影响下却滑至边缘。新史学拓展了历史研究领地,也带来了需要正视的"碎片化"问题。历史研究中的学科整合有多种选择,但就转型中的民国而言,由于政治在民元之后38年间已构成无处不见其身影的存在,套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极端表述法,似乎也可以用"全部民国史都是政治史"来强调民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加上与其他历史部类的内在关联,政治史尤其是民初15年的政治史可望作为整合已呈"碎片化"趋势的民国历史研究、使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学术进路。但政治史学者也不应坐享前人的恩惠,不思进取。前些年国外政治史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翻"新",并对政治史的本色保持必要的学科认同,由此形成的"新政治史"取径,或许预示了民国政治史研究的希望。     

论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192 7～ 1936年 ,南京国民政府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运动 ,这既是南京国民政府化解其统治危机的现实需要 ,也是国民党“民生主义”建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农村合作运动 ,作为农业现代化经济格局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虽然在 30年代呈现出了一派热闹景象 ,但对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 ,实际收效甚微 ,甚至成为了乡村豪绅压榨农民的工具     

“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新形式,成功的实现了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三三制"政权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权利,建立起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参议会,与民主党派实行政治协商,民主合作,以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建立起了广泛的民主监督机制。     

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官监察制度对当今中国监察制度建设的启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官监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整顿文官秩序、惩治文官腐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当时客观的政治环境和制度本身的缺陷,这时期的文官监察制度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内部的腐化最终导致国民党丧失了政权。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官监察制度对当今中国的监察制度建设留下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军主政从”模式下的南昌行营运作研究

"军主政从"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一种非常态。蒋介石维系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支撑之一就是"军主政从"模式,其源于南昌行营"剿共"时期的军事实践。在南昌行营期间,蒋介石通过对行营人事组织的军政统合、对省级政权的军事渗透以及对县级政权的军事导向,实现了其个人的军事独裁与权威构建。但该体制在取得军事胜利与强化蒋氏权威的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     

汉冶萍公司与国民党政权之关系——以1927—1929年整理汉冶萍公司案为中心

1927—1929年,国民党政权展开了"整理"汉冶萍公司的活动。其目的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增强自身统治的基础。汉冶萍公司无力对抗,遂向拥有公司巨大债权的日本求援,整理汉冶萍便转化为国民党政权与日本之间的博弈。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不仅国内政局动荡,而且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在日本的干预和阻挠下,国民党政权无论是武汉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均无法真正对汉冶萍公司进行接管整理。国民党政权丧失了将汉冶萍公司收归国有的一次良机,而汉冶萍公司则在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依靠日本,最终沦为日本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