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文本类型与解读方法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自沈约以来就被认为最难解读,本文将其分为三个主要类型,举其代表性篇目进行解读。《石留》篇的解读方法是在剥离乐工标记语的基础上判别“辞”“声”;《朱鹭》篇的解读是在判别“辞”、“声”的基础上引入文献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远如期》篇则主要从汉代乐府歌诗的文体性质出发,指出其中含有科范字。本文的方法和结论对于《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解读有重要意义,对于其他汉魏六朝乐府歌诗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     

《有所思》与《上邪》两首诗的互文性解读

关于汉乐府《汉铙歌十八曲》中的《有所思》与《上邪》的关联性研究,以庄述祖和闻一多为主要代表。前者认为这两首诗是"男女相谓之辞",后者认为这两首诗"各篇独立"。但就这两首诗的本事、结构、情感而论,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互文性逻辑(文本间性逻辑):第一,《有所思》与《上邪》在本事上互相补充,以构建起"层类型发展"的完整本事;第二,《有所思》与《上邪》在结构上首尾衔接,以形成密合无间的文本故事;第三,《有所思》与《上邪》在情感上前后呼应,以形成连绵接续的情感场域。因此,这两首诗实属一篇,是无名氏代女之言。后文本是对前文本的镶嵌与转化,是集体回忆的延续以及诗性还原。     

从汪榕培译《上邪》看“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

在诗歌翻译上,汪榕培提出了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并身体力行。将杨宪益、戴乃迭,Arthur Waley的《上邪》译文与汪榕培的《上邪》译文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传神达意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     

盛世下的虚空--从汉《郊祀歌》看汉武帝的精神世界

此文从《郊祀歌》着手来分析汉代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精神状态。汉代《郊祀歌》本是祭祀天神地祈与歌颂祥瑞之作,却因为统治者的意愿使其充斥着神的散漫与人的欢娱,从而呈现出自娱自祀和求仙渴望长生的旨趣。究其原因,乃与汉武帝好大喜功与忧生惧死的心态有关,表现了汉武帝作为一代雄主的野心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慨叹和对永生的渴求。此外,它也受了楚风的影响。     

从“天真之歌”到“经验之歌”——《看不见的人》主题探析

《看不见的人》的文本分析多关注于从小说的象征意象、叙事话语、艺术特色和写作手法等方面来解析这部作品。通过分析一个黑人青年真实的成长历程和成长经验以及小说中的莱因哈特和“祖父”角色的塑造来探析小说的主题：解读现代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即个体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各种外在因素所导致的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现代人的孤独感和生活焦虑,失去自我、被人视而不见的生存状态成为现代人的普遍命题。     

中国文化东渐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以《和汉朗咏集》为例

在中国文化东渐的背景下,经过不断地摄取、吸收和消化,“和汉融合”逐渐成为日本文化的基调,而日本古代知识阶层也形成了“和魂汉才”的知识结构。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将“和”与“汉”并列的作品,《和汉朗咏集》的文化意义值得特别关注。无论是分门别类的编排体例,还是汇集汉诗文与和歌为一体的作品内容,无不反映出一种“和汉融合”的编纂意识,而在这种编纂意识的背后,则是当时知识阶层“和魂汉才”的文学教养,以及学习、创作、朗咏“和”“汉”诗文的文学需求。《和汉朗咏集》成书后广为流传,作为文学艺术的经典和教科书被广泛阅读和研习,对其中作品进行注释的书籍也层出不穷,对后世各个时期不同文体形式的日本文学,以及“朗咏”“屏风绘”书法等艺术形式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天问》是楚民族问歌体创世史诗——从藏族《世巴问答歌》看《天问》的文体性质

《天问》犹如藏民族《世巴问答歌》,是在神事活动中形成的楚民族的问歌体创世史诗,属于巫史文献的范畴。屈原是其传承者、整理者和传播者。由于祠庙壁画与《天问》内容基本相同,屈原把《天问》的问歌部分写在壁画上,又由于《天问》问和答的句式几乎完全相同,所以没必要写出答的部分,造成《天问》有问无答的假象。楚公室之人将其抄录、传唱,崇为经典,使文本形式的《天问》得以传世。《天问》是创世史诗,其连环式结构使《天问》整体结构"井井有条",而具体叙事偶或"文义不次",因而被后世以"错简"论之。     

一曲英雄赞歌——解读考琳·麦卡洛的小说《特洛伊之歌》

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考琳·麦卡洛在她创作的《特洛伊之歌》中,运用现代军事眼光对古老神话重新演绎,突破了史诗单调的叙事性,加入了更多的理性思维和审美技巧,使原作中的人物、事件更具真实性和立体感,使特洛伊之战焕发了时代光彩.本文主要对作者在小说中对人物的刻画和对战术的描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惠特曼自然观初探——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自我之歌》

作为一个对时代有着极强责任感的诗人,惠特曼诗歌中所体现的生态思想不容忽略。他以大地为父,海洋为母,并自诩为天地间一颗草叶。人作为天地间的一员,与万物等同,共同构成了整个生态网络。他继承和发扬了同时代的人文生态精神,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尊自然为师,并倡导卢梭"返回自然"的思想,歌颂人类的自然状态,赞美劳动人民朴实自然的天性以及他们的户外生活。     

侗族说唱文学中歌师的叙事者身份研究——以《秦娘美传奇》为例

歌师作为说唱文学中的叙事主体,在叙事过程中有着多重身份。首先是叙事人的权威身份,在叙事过程中主导着整个故事和情节,同时还扮演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并在他们之间转换;再次作为旁观者,对人物和故事做了评价;另外还充当故事与听者之间的中介。在创作过程中,还要根据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对口传文本进行整理编辑和文化整合。歌师叙事者身份的多样性体现了口传文学的主要特征。     

无爱的悲歌——从《所罗门之歌》看托尼·莫里森的悲剧视野

爱的缺失与扭曲是导致人类痛苦深渊的一种毁灭性力量。也是托尼·莫里森悲剧视野的主线。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从剖析爱的缺失与扭曲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同时,呼唤着一种博爱的精神,企图将人类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无爱的悲歌——从《所罗门之歌》看托尼·莫里森的悲剧视野

爱的缺失与扭曲是导致人类痛苦深渊的一种毁灭性力量,也是托尼·莫里森悲剧视野的主线.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从剖析爱的缺失与扭曲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同时,呼唤着一种博爱的精神,企图将人类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从赵树理到莫言——以《“锻炼锻炼”》和《天堂蒜薹之歌》为例

赵树理发表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和莫言发表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具有主体意识表达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基层政权力量和底层民众关系的矛盾与对立。"农民作家"赵树理试图通过自己的"问题小说"解决农民问题,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要为农民说话。越是贴近生活的创作,越难以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赵树理和莫言提供了范本。     

从过渡走向创新——论《海上花列传》的非故事化倾向

《海上花列传》是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之作，在背离“史传”、“诗骚”古典小说传统的同时，其叙事手法多有创新，表现出明显的非故事化倾向，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有重要的贡献和意义。     

华裔文学中"美国形象"的建构——以《花鼓歌》为例

华裔作家以其独特的双重身份往往在作品中不仅书写中国,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构建异国的形象.美籍华裔黎锦扬在《花鼓歌》中以其自身的经历并结合想象与观察构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美国形象.在形象塑造的背后却是"自我"与"他者"的冲突,这一冲突本身是特定时代华裔作家对美国、美国文化的心理反应.     

论萨拉萨蒂小提琴作品的民族元素——以《吉普赛之歌》为例

萨拉萨蒂不仅是一位天才小提琴演奏家,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小提琴作曲家。其作品不仅以绚丽夺目的技巧、跌宕起伏的旋律而闻名于世,更因为其强烈的吉普赛民族风格而成为小提琴曲库中璀璨的明星。文章以萨拉萨蒂的小提琴代表作品《吉普赛之歌》为切入点,通过对该作品的旋律素材、音程结构、模仿民族乐器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萨拉萨蒂小提琴作品中的民族风格,旨在更好地理解和演奏萨拉萨蒂的小提琴作品。     

从“林道静道路”到“白灵道路”——对《青春之歌》、《白鹿原》的一点比较

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标志性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与《白鹿原》，在相关的革命叙事中，都带有特定时代语境的意识形态色彩，显示出不同时代对“革命”这一中心话语的意识流变。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革命道路相比。《白鹿原》中白灵的革命道路似乎更具有普遍性：作为知识型的革命者，无论其参加革命的动因，还是遭受左倾路线迫害从而与之决裂的事实，更能代表这一类型的革命者的人生历程。     

英语爱情诗歌汉译形式探索——以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歌》为例

自由体和格律体的翻译形式在英诗汉译中因为原诗体例的不同而备有所长.以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歌》的翻译为例,主张对于英语诗歌中的传统爱情诗歌,应以中国古体汉诗尤其是词体的形式进行翻译,以便更好地传达原诗意蕴,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分裂的人性——从《所罗门之歌》看托尼•莫里森的悲剧视野

在《所罗门之歌》中,人性的异化是导致人类痛苦深渊的又一种毁灭性力量。小说中人物的本性被自身、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等诸多成分所压抑,而由此引起了自身人格的分裂,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隔膜,社会关系的分崩离析。小说展现了现代黑人社会中传统与道德丧失后的病态与失落,从人性异化的角度揭露了压抑人性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