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述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为挽救江南农村经济 ,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下 ,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兴起并发展起来。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组织、经营和监督上有自身的特点 ,它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江南农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农村农业仓库述论

为挽救江南农村经济,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和银行界的促进下,江南农村农业仓库兴起并发展起来。农业仓库有政府办和银行办两种,以农产品的保管、储押为主要业务,它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江南农村经济。     

20世纪20～30年代江南地区农民银行述论

为挽救江南农村经济,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下,江南地区农民银行逐渐建立并发展起来.江苏、浙江两省农民银行在组织、经营上各有特点,它们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江南农村经济.     

明清时期中央朝廷与地方关系中的江南著姓望族

明清时期,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江南望族士大夫均有“忠君”之志而皆能尽忠报国,但当他们面对凶险的宦海风波或者政治风险之时,则会选择远避是非、明哲保身的“市隐”生活之路.江南望族士大夫又热爱乡梓、维护地方利益,明清时曾为“江南减赋”不断努力,迨至晚清,江南望族的代表苏州大阜潘氏利用该族控制的社会网络所构成的社会资源,在各种社会资源的耦合力争下使得“江南减赋”终获成功.     

征程述怀（诗五首）

送行 万人欢送下江南，千叮万嘱意深含。 解放江南肩重任，青春碧血胆如岚。     

当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期刊生存之路——以《江南》为例

本文在当代文学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对<江南>作为纯文学期刊,在面对市场和媒体的干扰,坚持文学的本体性追求,促进文学创作和研究走向深入与活跃方面进行了考察;对围绕<江南>形成的具有相对自主性和开放性的文学场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对<江南>在实现不同文学样式的共存共生、不同栏目的互动互荣方面取得的实绩,进行了客观评价,对<江南>将文学性有效扩大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寻求文学期刊在市场环境下的生存发展之路所积累的经验,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审视.     

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江南高等实业学堂考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遭遇惨败,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乃至“商战”不如“学战”,从而使洋务教育偏重学习“西文”和军事技术等“西艺”的思想和做法有了调整,兴办服务于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教育渐成风气。在这样的背景下,1896年“俾育人才而济实用”的江南储材学堂应运而生,开两江治下实业教育之先河。在维新运动中该校更名为江南高等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嬗变为江南格致学堂,在清末“新政”中于1904年改办成江南实业学堂,又于1905年升格为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成为江苏和安徽等地实业教育的最高学府。民国以后,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以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两脉延续和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随着大学区制的实施,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并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办学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的缩影。     

从起源角度看江南文化精神

江南文化的源头是江南文化精神的逻辑起点，从起源角度看江南文化精神，可以在“物质的遗存”的基础上对江南文化的“精神遗留物”加以大胆的审美想象。其中，江南文化之源中对女性和玉石的崇拜意识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江南文化精神。在精神生产的逻辑起点上，二者奠定了江南文化儒雅细腻、浪漫神奇的元结构；在精神生产的成熟形态上，二者彰显江南文化审美诗性的本质精神。     

隋炀帝促进江南繁荣的历史贡献

隋炀帝虽然在后世骂名不断,但他促进江南繁荣的历史功绩不可抹去。隋炀帝统一南北,沟通南北,控制江南,有效地利用了江南;隋朝政治中心的逐渐南移,带动了江南地域经济繁荣;隋炀帝好读书,好科技,崇尚佛教,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发展。     

论侯方域明末江南之行的文学创作

河南著名文学家侯方域在明末时期多次游历江南,深受江南文化的熏陶。他在江南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他与江南的官僚、复社名士以及秦淮歌妓广泛交游,深深影响了他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风貌。其诗歌和书信等作品,是他在江南多姿多彩的人生实录,真实反映出明末江南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侯方域作品中的政治豪情、风雅情怀与乱世哀愁相互交织,既反映了早期的个性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末江南的文化精神。     

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穿行——“《江南》现象”透视

在新的时代环境里,纯文学刊物面临生存窘境,其背后是文学的精英化和大众化之争,作家被"去精英化"的痛苦和文学刊物勉为其难的调和。《江南》异军突起,游刃市场,形成良好的品牌形象,被冠之为"《江南》现象"。从《江南》堪称先锋的尝试和成功的经验中审视文化环境对期刊行为的影响,揭示文学刊物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寻求融合与发展的种种努力和最终结果,以给焦虑的纯文学刊物一定的启示。     

芜湖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目前学术界对于明清时期江南边际地区在江南经济发展中作用与地位的研究尚显不足.芜湖地处江南西端,明清时期商业兴盛、手工业发达,是皖江流域和江南的中心--长三角地区沟通的桥梁.此时的芜湖,业已成为位于江南边缘的、服务于长三角地区的次级经济中心.因此以芜湖为个案.来探讨明清时期江南边际地区在江南经济发展中作用与地位具有一定的意义.     

四库系列丛书中“江南名山”出现及形象探察

四库系列丛书建立于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基础上,还经历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录》《四库禁毁书》及《续修四库全书》的丰富和补充,所涉古籍众多。“江南名山”是中国人与大自然交往的传统场所,也是山水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兼具自然美感与文化象征融合的特质,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着较多记载,因此,四库系列丛书对于“江南名山”形象的探察有着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基于对四库系列丛书中“江南名山”关键词的检索,通过数据统计、语义分析和文本分析,研究“江南名山”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语义背景中的使用情况,进而分析“江南名山”所体现的名山形象。“江南名山”最早出现在五代。体裁上,“江南名山”大量出现在“文”中,清朝多出现在诗文中,反映“江南名山”成为文人寄情畅怀的固定对象;语义上,出现的“江南名山”大致可以分为模糊化的江南名山、多元化的江南名山、托物言志的江南名山胜景等几类;针对不同词条的词义进一步分析,发现江南名山形成了极具政治意义的祭祀名山、凸显政区划界的行政名山、推行宗教活动的宗教名山和反映山水审美的名胜名山四类名山形象。研究四库系列丛书中“江南名山”的出现和形象,能为进一步研究江南...     

江南古桥及文化的地域性功能研究

由于江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江南古桥及文化发展兴盛,据此对江南古桥及文化所赋予的多元化和更深层次的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及特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从而认为江南古桥不仅是古代江南百姓的生存依托和江南商业经济的枢纽,更为重要的是,江南古桥在与江南社会不断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与当地的社会风俗、奇人逸事、风水玄学、政治宗教等紧密相联,浸染了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充分显示出江南古桥及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也成为江南地域宝贵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财富。     

乾隆皇帝点饭菜

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徐州，忙坏了州官，在膳食上也特请了名厨。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侯方域与明末江南文化

明朝末年,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东林党崛起,江南成为党争的重镇。江南士人结社风气盛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复社。复社诸多名士积极与社会底层的秦淮歌妓交往,使党争文化、结社文化与歌妓文化充分融合。他们的政治豪情、名士才情与佳人艳情相互交织点染,形成了独特的明末江南文化。作为东林后裔,侯方域兼有济世壮志与名士风度,又雅好声伎,其个性气质与明末江南文化非常契合。江南文化的熏陶使侯方域成长为明末文人的代表,他在江南的活动也为江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论虞集的江南情结及其反映的群体心理共性

虞集有着浓烈的江南情结,其诗词中的江南在地域上侧重江西地区,而其心中的"江南"则以摆脱官场、复归乡土的精神为导向。地域上的特指和精神上的指向构成了虞集江南情结的独特内涵,而这一情结也是由南入北的江南文人群体在蒙元朝廷历经仕宦悲辛后所产生的共同心理取向。     

运河语境中的乾隆下江南传说研究

广为流传的乾隆下江南传说,是对1751年到1784年乾隆6次南巡这一历史事件的戏说。文章借鉴类型分析、传说圈分析等方法,对100篇流传较广的乾隆下江南传说进行了分析,发现：乾隆下江南传说以“解难题”为核心母题,可分为“乾隆吃瘪”“乾隆获救”“乾隆赏赐”三大类型,它以运河流域为主要流传区域,连接起南北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叙事资源,运用了大量民俗文化形式;以文化自信为传承动力,展现出运河流域繁盛时期民间文化的自信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