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迁生年考

<正>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这段话,后人有两个重要的注。“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这是考查司马迁生年的两条宝贵资料,可惜从两条资料得出的生年却不一致。据《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自太初元年(前104)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从之,后之治《史记》者多从其说。但据《索隐》,“三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八”;自元封三年(前108)逆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从此说者亦不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考

关于司马迁生年的史料现存两条: 一、《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依此推算,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二、《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司马贞《索隐》引晋张华《博物志》的佚文:“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     

司马迁生年探源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争论、筛汰,形成了两种流行的意见。 其一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句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按照这条注释所示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上推二十八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乃司马迁的生年。 其二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迁年四十二岁”。按照这条注释,从武帝太初元年(前一○四)上推四十二年即汉景帝中     

司马迁生卒年考辨——驳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

司马迁不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他特殊的地位。遗憾的是《史记·自叙》没有记载他自己的生年,《汉书·司马迁传》也没他的生卒年的明确记录。一九一六年王国维著的《太史公系年考略》,把司马迁的生年定为汉景帝中元五年(前一四五年);关于他的卒年,王氏持模稜两可之说,“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①。”此后,一些中外学者,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大都以王说为依据②: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卒于汉武帝后元二     

司马迁生年考——兼及司马迁入仕考

司马迁的生年,他本人没有交待,班固写《司马迁传》也未记述,成了个悬而难决的问题。对我国古代这样一个伟大历史家的生年,应该通过考证予以解决。清代考据学大兴,有些学者注意到司马迁生年问题,作过考证。至于近世,考者益众,提出了种种看法,约有五六种之多,而较为合理的看法主要是两个,即: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提出的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说,郭沫若同志《<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认定的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说。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讨论司马迁生年问题,主要围绕着这两说,而各执其一,相持不下。     

司马迁生平问题辨析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主要分为两说:一说主迁生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前一四五);一说主迁生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前一三五)。半个多世纪以来,两说诸家先后曾依据十余条史料,各自立论,针锋相对。出据主要采自司马迁的《自序》、《报任安书》及《史记》正文。整个争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东     

《史记索隐》注“太史令”有问题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但令后世学者遗憾的是,其生卒年始终不能确定,千百年来争讼不已.本文从新的角度并运用新出土的汉简等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确认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前145).《博物志》“太史令”条写的是汉武帝三年除司马谈为太史令之事,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注处有误.由此推知司马谈的生卒年(前165一前110),也可旁证《正义》太初元年“近年四十二岁”之注本来无误.     

“何时为郎”及“何自为郎”——司马迁生年问题考索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曾引起史学界争论达半个世纪以上。 主要分为两说:一说主迁生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公元前一四五年),王国维先生首倡其说,梁启超、张鹏一、郑鹤声、刘汝霖、(日)泷川资言、朱东润、季镇淮、包树棠、程金造诸先生从之,一说主迁生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一三五年),由(日)桑原骘藏发难,有(日)山下寅次、李长之、郭沫若、赵燕士、陈监先、王达津、黄烈等先生赞同。两说之争,以五十年代中叶尤为激烈,六一年八月以后,这种争议暂停约二十年,近年来又有李伯勋(主迁生“建元六年说”)和黄瑞云(主迁生“景中五年说”)两先生重题旧议,仍各执其理,至今尚无定论。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答黄瑞云先生

<正> 《安徽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刊登了黄瑞云先生的《司马迁生年考》一文,对拙著《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见《兰州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考辩》)有关生年部份提出质疑。读了黄先生的文章,对我有所启发,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商榷。现将拙见陈述于后,请黄先生和学术界同志批评指正。一考查司马迁的生年,最有价值的史料,是唐人的两条注释。据张守节《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从太初元年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应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小传

司马谈(约公元前175——前110年)西汉史学家。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南)人。是一个有广泛文化修养的读书人。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当时有名的观测星象的专家);“受易学于杨何”(杨何是当时有名的《易》学专家);“习道论于黄子”(黄子即黄生,是当时黄老学派的学者)。汉武帝(刘彻)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年)作了史官(即太史令,通称太史公),主管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並保管典籍文献。曾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各派学说,他对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家,有所论述,对前五家有所肯定也有所批判,惟独对道德家(即道家)推崇备至。认为道家“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最能综合各派所长。他根据前世史料,撰写史籍,死后,由其子司马迁,写成《史记》一书。司马述(约公元前145——前87年)西汉史学     

司马迁行年之商榷

《秦汉史论丛》第一辑刊登了苏诚鉴同志《司马迁行年三事考辨》一文。作者认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理由是司马迁在元狩六年以随员的身份做了“二十而南游江淮”的旅行,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三年春;认为司马迁死于非狱。本文谨就前两个问题提出商榷意见,供批评指正。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司马迁奉使西南设郡考

《史记·西南夷列传》是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最早的一篇专著。司马迁给我们留下如此宝贵的历史记录,不仅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而且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分不开。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值汉武帝积极开拓西南地区之时。建元六年(前135),唐蒙出使夜郎,汉王朝在这一地区正式设置了犍为郡。元光五年(前130),司马相如为使臣,招抚了邛、筰、冉駹、斯榆等部落,设置一都尉,十余县。唐蒙、司马相如两次出使,     

董仲舒的神学逻辑思想

一、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治公羊春秋,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两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在汉景帝时曾任“博士”。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点,其核心是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同时,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实现其     

司马迁的死年死因及其他——讲授《报任安书》引起的疑窦

<正>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过去是一读而过。在讲授它的过程中,产生了三个疑窦:一是司马迁死于什么时侯?怎么死的?二是原本是不是一个誊清稿?三是他所说的“名山”究竟指的是哪个地方?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司马迁之死,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史公之卒、绝不可考。”因之,自清末至今的所有学者,一谈及他的生平,都说“卒年不详”。过去,人们妄加猜揣,有的说,可能遇暴疾而死;有的说可能象杜甫一样,死于出游途中;有的说,可能是没有面目见人,隐居起来了。我认为,他可能是被汉武帝暗害而死的。     

《孙膑》

本文节选自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生长在这个家庭里,有机会阅读了许多古代文献,在二十岁以后又游历各地,考察并搜集了大量史料。其父死后继任太史令官职,三年后开始写《史记》。在《史记》草创未就时,他因汉将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     

桑弘羊消费思想初探

桑弘羊(公元前153年——公元前80年)(关于桑弘羊的生年说法不一,本文采生于公元前153年说)是我国历史上的大理财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序《盐铁论》读本)。汉武帝一代辉煌的文治武功,是与他制定并推行的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政策分不开的。汉武帝的许多雄图大略之所以能实现,当时割据的消灭,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中外的通商之所以能实现,大多靠这些政策为之提供了物质上,经济上的基础。因此,“桑弘羊是一     

司马迁“南游”年岁和有关问题考辨

司马迁“南游”原因有三：一是出自司马迁的自觉自愿，二是由于父隶司马谈之举荐，三是由于汉武帝的恩许。司马迁南游时，年已三十，时在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南游路绳中的“楚”，实指秦末农民大起义中陈涉所建的“大楚”，包括有大泽乡和都城陈(今河南淮阳)一带地区。南游大约用了三年到四年时间，即汉武帝时，元鼎元年到三年(前116—1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