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如其人”之管见

<正> 一、书法与书者的“大节”的关系 以我之愚见,书法与书者的“大节”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不妨先举颜真卿、赵孟頫的书作为例分析之。 颜真卿从25岁举进士到755年安禄山造反,是颜真卿步入社会从政的前期,也是其书法艺术的前期。在这期间,前有不依附权奸杨国忠被排挤贬谪,为平原太守的遭遇,后有安禄山造反举兵拒敌的义举,正表现了颜真卿的刚正忠义的品格。但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多宝塔感应碑》所表现的风格遒劲娴熟和在此之后所写的《东方画赞碑》、《金天王祠题记》,虽已显得浑厚挺劲,却也属清雄风格,     

从孟昶的《官箴》谈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汉唐两代是值得称道的。唐朝经历过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武周女皇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但随后发生的安禄山造反,唐朝开始由盛转衰。到了唐末,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军阀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这个时期的君主在位时间一般都不很长,但有一个君主例外,这就是后蜀的第二个皇帝孟昶.     

安禄山讨契丹败退路线小考

天宝十一载(751年),安禄山率兵讨契丹大败而归。对其败退路线,《安禄山事迹》卷上载:“矢中禄山鞍桥,鞭弭俱弃,簪履亦坠,独以麾下二十骑走,上山苍黄,陷于坑中,男庆绪、麾下将孙孝哲扶出之。又战数十里,会夜,追骑解,遂投平卢城。平卢骑将史定方领精兵三千赴之,契丹知救至,遂解围而去,禄山方得脱。”两《唐书》《安禄山传》在记叙此事时虽文字相异,但意思相同。据此安禄山败退后,夜投平卢似无疑问,其实距史实真相相差较远。 先看一下安禄山的出师路程。《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公元751年8月,“禄山并率河东等军五六万,号十五万,以讨     

浅议古文献中的"敢"字可以训"能"

一般情况下,“敢”和“能”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前者强调主观上的积极性,后者着眼于客观上的可能性。但是,在古代文献上,有些“敢”字却不表示主观上的积极性,而是强调客观上的可能性,意义和用法与“能”字相当。“敢”字的这种用法不见于迄今为止出版的古汉语虚词词典,故有讨论的必要。     

刘心武先生"揭秘"秦可卿之误浅议

刘心武先生“揭秘”后的秦可卿,存在着诸多矛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揭秘”过程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文本语句理解的绝对化;二是在以“史实”论证的过程中,其“史实”全凭一己之见,而其“论证”的过程也以主观推测为主;三是对秦可卿的理解是从印象出发,不顾及《红楼梦》整体思想与她在全书中的作用。刘心武先生对《红楼梦》和秦可卿“揭秘”,实则是不顾其作为小说的艺术特点,消除了其伟大意义。     

秉钺知恩重,临戎觉命轻——高适出镇淮南及诗作述评

高适在《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一诗中追记的这段史实,是指天宝十四载(乙未年)十一月,经过十数年精心策划的野心家安禄山,率领号称二十万的叛军反于范阳,造成了历时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的历史大悲剧。时安禄山旌麾南指,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不到两月,横扫河北,接着又攻陷东都,直捣潼关。次年六月,又直扑长安,唐玄宗逃亡四川,显赫一时的唐帝国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安禄山讨契丹出兵多少人

天宝十一载(751年)秋,安禄山率兵讨伐契丹,因天降大雨,弓箭松弛,及奚临阵反水与契丹合力围攻唐军,致使安禄山大败而归。在这次战役中,安禄山究竟出兵多少人?史书记载不一。(1)《新唐书》卷219《契丹传》载,安禄山“发幽州、云中、平卢、河东兵十余万,以奚为向导”,以讨契丹。(2)《资治通鉴》卷21(?)载;“安禄山将三道兵六万以讨契丹,以奚骑二千为向导。” (3)《旧唐书》卷199《契丹传》载:安禄山“以幽州、云中、平卢之众数万人”讨契丹,大败而归。这是一个不确切的     

"有点幻灭"但"并没动摇"--重新解读1927年顷茅盾的思想与创作

对1927年顷茅盾的思想与创作的历史评价,历来存在两点分歧:一是怎么理解茅盾所说的我“有点幻灭”,但“并没动摇”;二是对他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原因和应作何评价。两者都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放到当时中国革命现实、国际共运与中共党史史实大背景上作宏观考察。一是茅盾“幻灭”的,是他参与建党时就形成的“革命速胜论”,即认为中国革命是一步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从未动摇过。二是茅盾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主要原因,在客观方面不在主观方面,因为他公开反对一度控制中共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具此“左”倾思想的党内负责同志看来,不能认为是“表现得好”而予以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这一切充分表现出茅盾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勇于自我批评,勇于反对错误路线的难能可贵的政治品格与高尚人格。     

"革命"研究:革命的原因、性质和目的--从《国家与社会革命》谈起

茜达·斯科克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是西方“革命学”研究中影响较大的一本书。该书认为在法、俄、中三国革命中,对外战争失败导致革命;区别“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标准是有没有农民造反,革命的目的是“创建国家”。斯科克波尔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转型的需要;农民问题也不能作为判断“社会革命”的惟一标准;至于是革命推翻了旧国家还是旧国家的崩溃才引发了革命,显然是前者。     

试论"全球化"及其对文艺学研究的影响

“全球化”首先作为历史性的经济事实存在,科技的工具力量与资本的扩张性所造就的跨国市场体系成为其首要层面。因而“全球化”对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实质是作为经济事实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文艺学这一具体的人文学科而言,作为背景和语境,“全球化”在工具意义上,使文艺理论资源的国际性传播与接受成为可能;并在现实问题的理论应对与解决的意义上发挥着效力。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