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善治视阈下网络舆情研究

当前,互联网日渐深入地改变着我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在互联网这个舆论场里,网民通过新闻跟帖、网络论坛、博客和即时通讯群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营造舆论、形成舆情;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高度重视、积极回应,互联网日益成为政府了解社情民意、治国理政的新平台.在善治视域中,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来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本文通过分析网络舆情与公民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这四个方面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论证加强网络舆情研究以及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对实现政府善治的意义,具有一定的边际理论创新.     

网络民意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及其有序表达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已逐渐成为一个反映民意诉求的重要平台,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我们应重视网络民意表达,变"堵"为"疏",转变网络舆论管理机制,加强网络立法和监管力度,构建网络问政平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网络回应长效机制,加强主流媒体阵地的建设,积极引导网络民意表达方向,规范并保障网络民意表达行为,推动网络民意的表达有序,促使其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从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策略

随着互联网事业的快速发展,以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已成为群体性事件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舆情正成为一块正在加速膨胀的思想阵地。在此分析了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特征,解读了基层政府应对群体事件网络舆情中存在干部理念偏差、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网络舆论预警机制的缺失及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层政府应转变社会管理理念,重视对网络舆情的预警研判,加强网络规制的建设以及健全信息公开和官员问责制度等网络舆情引导策略,以期提高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     

网络政民互动的政治价值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各级政府网站的建设和不断完善,网络政民互动也得到有力推进,日趋常态化,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显示出日益重要的价值。网络政民互动不仅能够有力推动我国公民意识的崛起,有效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而且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网络谣言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谣言已成为传播领域中一大公害。因此,须通过加强主流文化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加强政府辟谣机制建设,有效发挥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的作用,完善网络行为法律制度,加强互联网技术管理创新,培养网民的社会责任感,解决深层的社会原因等措施来应对网络谣言。     

关于政府综合信息网络建设的思考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加强电子政务和信息化建设,以更有效的行政流程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广泛而便捷的信息和服务。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在制定政策、做出决策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网络让更多的公众参与,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而进一步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政府综合信息网络"的建设应由分散建设向资源整合与共享转变,采用市场化运作和企业化管理,坚持政府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分步实施。     

政府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及应对规程研究

随着网络舆情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对网络舆情进行有效治理成为我国各级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网络舆情一旦演变成群体性危机,使群体性危机呈现"互联网+"特点,并且网络舆情催生的不稳定因素也会加剧潜在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发生。因此,政府需要积极探索对网络舆情信息与危机的分析和研判,创新收集网络舆情信息的方法,遵循有效性、连续性和详尽性的原则,不断创新和完善互联网信息处理技术为政府收集网络舆情信息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条件。在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过程中,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性规则,来指导政府出台与执行网络舆情治理的政策,这些原则包括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导向,依法治理与情感治理相结合,疏导为主、疏导与预防并重,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相融合,软件建设与硬件建设同推进。     

大学生“网络同居”现象心理分析

"网络同居"作为网络文化的产物已成为当代部分大学生的潮流新宠,从心理学角度对"网络同居"现象进行分析,揭示"网络同居"现象对大学生的危害,并从网络开发商、大学生、学校、社会等多角度来阐述对"网络同居"现象的预防对策,以期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微博问政背景的政民互信关系

微博问政是促进政府与民众互信的新途径。微博问政条件下的政民互信关系是一种新型互信关系,与传统的政民互信关系相比具有自身显著特点。由于主体媒介素养不高、微博自身的隐患以及运行机制的缺失,对新型政民互信关系的实现构成了挑战。通过提升政府微博问政的能力、增强网民道德自律意识、推进政民微博互动常态化、完善微博问政应对机制等途径来促进政府与民众新型互信关系的构建,是新时期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     

公共危机事件与网络舆情安全

自2003年"非典"以后,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发布及反应-决策机制逐渐成为民众关注的话题.伴随着互联网业务的蓬勃发展,以论坛、博客等为渠道的网络舆情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扮演了越发重要的角色.网络舆情的"双刃剑"效果让我们思考:如何通过有效的调控促成公共危机事件的妥善解决,降低网络舆情的"负效果",增强网络舆情的"正效果";为完善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决策形象,妥善处置公共危机事件提供可行性的参考.     

网络参与与政府治理角色变迁之反思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作为新媒体的网络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水平和参与方式,给公民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与平台;同时,网络提升了公民参与率和参与效果.此外,网络参与还迫使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对政府治理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政府由控制者转变为议程的安排者;政府官员由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仲裁者与冲突的解决者;政府由效率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平民化政府角色等的转变.此外,本文也反思了网络参与所带来的"网络扰政""网络话语权的控制",甚至"网络暴政";政府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的是协作与信任关系,通过新形式的公共参与建立起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有效机制.     

网络舆论危机与"六种效应"化解

目前,网络舆论已成为公众认识社会的重要意识参数,也成为大众传播和政府行为重要的意识指示器.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既是引发政府公信力危机的"催化剂",又是化解危机的"灭火器".面对突发事件,政府要借助网络准确地向大众传递危机信息,善用"避雷针效应",避免"蝴蝶效应",破解"屏蔽效应",重视"首因效应",强调"互动效应",化解"破窗效应",及时抵御和防止负面舆论和谣言的蛊惑与扩散,以赢得公众对政府采取的危机应对政策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网络微文化初探

网络微文化指的是一种进入个人互联网时代后逐渐形成并发展的注重微观和个体,以个体性、平等性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全新社会文化现象。网络微文化在兴起和发展中有其独特的基本内涵和深远的社会影响。网络微文化的健康发展也需要国家正确的引导,包括推进高新技术的发展、发挥网络微文化的正能量和推进网络微文化健康发展的系统工程。总之,对于网络微文化的正确探索和理解已成为人文、社会学者以及相关政府决策部门需要面对的时代课题。     

隆庆阁臣去政之真相——王世贞《高拱传》史实再辨

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高拱传》是高拱逝世后最早出现的一篇政治性史传。该传虽然肯定高拱的才学及其"俺答封贡"之功,但其叙述的重点乃是如何倾轧同僚、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贪污纳贿,大肆渲染高拱"报复"隆庆阁臣问题,曲解隆庆阁臣去政之真相。然而,揆诸历史文献,考之历史事实,高拱与隆庆阁臣去政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超越时代的启蒙:杜亚泉“减政主义”思想探析

基于"重视官吏"等传统思想遗毒以及"出身奖励之政策"、"官僚政治"、增进国势与休养民力的冲突等政府治理难题对民国秩序的困扰,杜亚泉提出一整套逻辑严密、结构完备的制度构想:"减政主义"。"减政主义"以调和政府与社会、集权与分权、个人与国家之关系为思想基础,以裁剪官厅、减官、减政、厘定官俸、区分"官治"与"自治"为具体实行途径。它与传统中国"小政府"思想和西方有限政府理论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本质区别,可以说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杜亚泉的"减政主义"思想涉及到一些政治的基本的、永恒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具有超越时代的启蒙意义。     

论网络表达权的边界——以实现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为目的

保障网络表达权的前提在于明确网络表达权的边界,而明确网络表达权的边界已成为自媒体时代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重要内容。网络表达权的边界既受到公共利益、外在行为和社会价值的限制,又受到权利、语言和科技边界思维的约束。为实现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目的,应理性开放包容理念与国家主动干预政策并重,构建多层次分级治理体系,实行双轨制技术管理模式。     

新时期我国各级政府网络舆情掌控分析

现代社会互联网已经成为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舆论渠道,以及广大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同时,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高度重视、积极回应,互联网也成为政府治国理政、了解社情民意的新平台.这些都对政府传统的舆情掌控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近五年来网络文化安全研究述评

近年来,网络文化安全已成为学术界炙手可热的研究点。通过系统梳理近五年来网络文化安全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将网络信息安全等同于网络文化安全是错误观点、消极网络文化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冲击是最严重的社会危害",并针对导致网络文化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论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模式

突发性公共危机是对社会整体综合应对能力的考验,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来处理的模式难以做到危机应对的高效、快捷、灵活。我们应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危机,完成公共危机管理由政府独治模式向多主体网络治理模式的转变,并在各主体高度契合的环境下实现这一网络模式的良好运行。而这一模式的实现,政府应转变危机管理理念,为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危机管理创造条件;NGO应培养自身的独立性,提高危机参与能力;企业则应强化危机管理责任,培养主动参与危机的意识;社会大众,应该提高自身的危机防范意识和危机自救与互救的能力。同时,各主体要做到良好契合、合作协调、责任明确、程序规范。     

清代江西恤政述略

清代,封建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强化封建伦理道德,在总结历代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各项慈善性措施,并把这些措施作为一种政策在全国广泛推行。这就是所谓“救生怜死”的“恤政”。同时,各地方政府都把实施恤政作为地方政务的内容之一。江西也不例外。一清代,江两地方政府实施恤政,是根据本辖区内具体的社会问题,分别轻重缓急而采取相应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