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捐赠财产的信托法律规制

汶川地震后,对庞大的社会捐赠财产的管理和分配便成为重要的法律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信托法规定的赠与制度和信托制度的比较探讨,认为利用信托制度管理和处分捐赠财产,比利用公益捐赠中的赠与制度管理和处分捐赠财产更加有利于救济灾民以及灾后重建的目的。因为依靠公益信托制度自身的受托人义务,最近似原则,宣言信托等规定,便能有效管理、使用和处分救灾捐赠财产。     

赠与权人是否有权随意撤销合同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可以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作出。我国合同法第180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消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根据本条规定，对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或道德义务性质的项目作出赠与表示的，事后不得随意撤销；赠与人如果不积极履行赠与承诺，受赠人可以起诉要求其支付赠与款项。     

婚外同居赠与法律适用研究

婚外同居赠与案件就赠与合同的效力及财产的返还存在不同的观点。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必须综合运用公序良俗原则、无权处分制度、不法给付制度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在区分动机认定赠与合同效力的基础上,对赠与财产的属性予以区分对待,具体分析赠与财产的返还,合理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通过制度间的合理协调,完善婚外同居赠与案件的法律适用。     

捐赠的性质认定及我国立法评析

捐赠是一种特殊的赠与制度。在性质上,捐赠属于双方法律行为,应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和特别法的规定;而捐助是一个特定化的概念,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应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和特别法的规定。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公益事业捐赠法》都使用了"捐赠"概念,但是《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有重大缺陷,即混淆了"捐赠"与"捐助"的区别,将二者作为同义语使用。另外,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纯正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即捐赠关系中的特定受益人不享有直接请求权,因而无法为受益人提供有力地法律保护。我国立法对捐赠制度的规范应形成一个整体性框架。     

赠品也应保证质量

近来，一些商家为了扩大销路，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促销措施，“买一赠一”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然而，消费者普遍反映，有些赠品的质量无保证，又投诉无门。与商家理论时，商家则以“这是赠品，概不负责”拒之。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因而成立赠与关系要满足两个要件：第一，赠与行为是无偿的，而不得有偿；第二，受赠人应表示接受赠与。然而，“买一赠一”或是有条件的，即购买价值更大的商品，才能接受赠与品，仍然是通过有价交换而取得的，只不过消费…     

慈善捐赠法律关系基本类型及捐赠人法律地位

慈善捐赠法律关系有三种基本类型,即慈善捐赠合同、慈善信托与慈善组织设立。三者各有理论基础,表现形式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就其内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言,却又大同小异。就其社会作用、社会效果而言,则可谓殊途同归,均是为了保障慈善捐赠人的财产所有权的顺利转移以及慈善目的的实现。这三种典型的慈善捐赠法律关系犹如三大支柱,稳固了慈善捐赠的典型形式,并将慈善捐赠法律关系的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固定了下来。就慈善捐赠人的法律地位来说,他们不外乎是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慈善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以及慈善组织设立法律关系中的出资人。     

论公益捐赠行为的法律性质

公益捐赠行为属于捐助行为之一种,它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益捐赠合同除作为其合同主体的捐赠人和受赠人外,还涉及受益人这一公益捐赠合同关系人.同时,合同客体和内容的特殊性反映了这类行为的社会公益性目的.公益捐赠行为的法律涵义决定了它与信托、第三人利益契约和代理法律关系存在着明显差异.通过对此比较分析,可以确定公益捐赠是一种附义务的赠与合同.     

我国股权捐赠模式之法律探索

近年来我国企业家尝试以股权捐赠的方式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由于我国在公益领域和营利领域之间财产流转相应法律规则的不足,使得股权捐赠在实务操作中仍遭遇法律困境,特别是采用表决权信托模式的股权捐赠缺乏私法上的相应配套制度引导。这种模式不同于传统直接赠与钱、物的捐赠模式,而是利用股权控制权和受益权相分离的特征,对股权捐赠各方主体权利义务进行有效配置,以保障受赠人与公司双方利益。     

论婚前财产赠与

婚前财产赠与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但社会主义中国现行法尚未规范，当事者于纠纷时往往任意私力救济，造成社会关系震荡。这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不洽，因而应规制婚前财产赠与。立法应立足本国实际并参酌大陆资本主义国家立法之先进经验，对婚前财产赠与性质、返还请求权、适用范围及行使方式等予以妥善规范。     

关于物与建立我国物权制度的法律思考

本文认为，对物的理解应着眼于法律关系的客体，而不能宥于物权或所有权的客体。由于我国目前并未建立起完整的物权制度和相应法规，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１）要打破所有权中心论的传统，建立财产归属与财产使用并行的物权制度；（２）建立财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平等民事法律关系，避免国家所有权的行政干预，（３）建立财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互利互惠关系，肯定经营者的相对独立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其积极性与主动性。     

论无效保证合同保证人的民事责任

论文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着重探讨了下述三种·情形下（即（１）保证人不合格导致保证合同无效；（２）主合同当事人过错导致保证合同无效；（３）主合同当事人与保证人双方过错导致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的民事责任问题。认为，保证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保证人的民事责任如何承担是个十分复杂的法律问题。探讨无效保证合同保证人的民事责任问题不仅要从保证民事行为本身进行考察，而且还必须结合主从合同关系及当事人过错诸方面进行综合且系统的分析。     

“赠与婚姻第三者财物”纠纷中的赠与合同效力--以各级人民法院公布判决书为对象

近年来“小三”问题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其中，配偶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赠与婚姻第三者财物是否有效的问题在法学界尚未形成定论；而从各级法院的判决来看，相同案件的判决结果大相径庭，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混乱局面。笔者认为，可借鉴德国最高院的类似判例，依《物权法》规定，并具体分析当事人赠与财物的动机进而判断赠与合同的有效与否。     

试论赠与基础丧失规则在我国婚姻法中的设立——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为例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视为只对自己子女的赠与的规定存在着没有反映出姻亲关系的真实特性、不符合中国父母家产传承或对子女为赠与的习惯、忽视了赠与者对子女配偶将来履行赡养责任的预期等不足之处。为了避免法院在处理父母赠与房产纠纷中或者全有或者全无的不公平结果,应寻求一种更为公平合理的动态处理模式。而《德国民法典》第313条第1款所规定的法律行为基础障碍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借鉴。通过借鉴这一制度中的行为基础事后丧失规则,在我国婚姻法中设立赠与基础丧失规则即赠与行为发生后,由于当事人进行赠与的基础不再存在,此时如果不能合理期待做出无偿给予的一方愿意维持现有的财产关系,法律允许当事人在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对已生效的赠与行为进行调整或解除的规则,应是可行的。其可行性在于这一规则的设立不仅符合我国婚姻法处理家庭关系的立法宗旨,而且也避免了法院在处理当事人未约定、法律也没有相应规范调整的房产赠与问题时的两难处境。在适用时,辅之以一定的限制,即对结婚时间达一定期限且因抚育子女、照料配偶方父母、协助对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不适用赠与基础丧失规则,但受赠人对婚姻破裂有重大过错的除外,以期达到司法解释所预期的均衡保护婚姻双方及其父母的权益的目的。     

财产赠与情人 法律缘何说“不”

情感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会导致一系列的财产纠纷。那么将财产以赠与等形式转移给情人的行为,究竟能否得到法律的认可?近日,城区居民李某和商小姐共同来到山东昌乐县公证处,要求办理赠与合同公证,李某自愿将其所有的20万元人民币和坐落     

试析合同无效时返还财产的法律性质

依我国民法之规定 ,合同无效时 ,一方应当返还基于该合同所取得的给付。但这种返还财产的法律性质 ,既可以基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又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 ,对此应如何理解 ,在理论上存在争议。本文在分析了此二项请求权行使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为有效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 ,应当承认合同无效时返还财产是此二项请求权的竞合     

预售商品房按揭法律属性及立法问题探析

预售商品房按揭的法律属性应理解为一种具有准抵押性质的担保，在预售商品房未建成前，受贷银行作为按揭权人所享有的只是一种准抵押权。预售商品房按揭的条件应包括主从合同均合法有效；合同形式必须合法；应进行公示登记。应加紧进行预售商品房按揭的立法；也可将现有法律法规延伸拓宽，借鉴国外预售商品房按揭的成熟经验，就目前关于实践中如何认定预售商品房按揭合同效力的问题、关于购房人有关还贷的法律问题、关于委托代销商品房中按揭的问题作出规范预售商品房按揭的全国性统一指导意见。     

救灾捐赠财产的法律监管研究

救灾捐赠财产是为救助灾区群众而无偿给付的财产,属于公益捐赠财产范畴.公益捐赠具有受益权与控制权分离、受益主体虚拟化等特点,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法律监管.在外部监管上,应建立统一的业务监督主体,结束"多重监管,监管缺位"现象,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在内部监管中,建议在公益基金会内部增设监事会,大力发展行业自律组织.     

《婚姻法》新司法解释七大亮点

201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解释（i）》）正式实施。该司法解释对子女抚养、亲子鉴定、财产分割等近年来的热门问题作了全面规定。笔者试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角度，对该司法解释进行解读，认为其具有以下七大亮点：     

对赠与任意撤销权的质疑——以赠与合同观的历史考察为核心

任意撤销权规则突破了契约必须严守原则,在实践上产生了诸多问题。从民法的历史渊源来看,罗马法中并不存在赠与为合同的观念。赠与合同观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念,托马斯·阿奎纳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念进行了发展,后期经院哲学家在托马斯·阿奎纳的自然法原则与罗马法规则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赠与为合同的观念。赠与合同的效力并非源于双方合意,而任意撤销权则是建立在赠与合同效力源于双方合意基础之上,因此,赠与任意撤销权的理论基础无法成立。     

浅析促销赠物

关于促销赠物的法律性质问题,主要有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两种观点,契约说将促销赠物定位为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有利于交易安全和维护商家与顾客双方的合法权益,契约说又存在两种分歧,一是认为促销赠物合同为诺成合同,一是认为是实践合同,综观《合同法》第十一章之规定,促销赠物合同为诺成合同更符合立法原意,为此,作为赠与人的商家,在发出购物赠物要约后,一旦顾客购买了符合商家要求的商品,合同即成立,商家必须承担按合同约定给付赠物的义务以及对赠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而受赠人无任何合同义务,同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商家享有撤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