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士大夫"辨析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日趋纷繁,且呈现狭隘化趋势。其根源是对该词词源存在片面的理解。由此阐发的有着自恋之嫌的“知识分子”定义,将士大夫摈弃于这一群体之外。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来看,将士大夫列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列,并无不妥。     

“知识分子”与“士大夫”辨析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日趋纷繁,且呈现狭隘化趋势.其根源是对该词词源存在片面的理解.由此阐发的有着自恋之嫌的“知识分子”定义,将士大夫摈弃于这一群体之外.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来看,将士大夫列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列,并无不妥.     

“持世救偏”——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使命

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快速推进,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体系遇到了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如何正视这一危机、应对这一挑战,这是知识分子当下一个紧迫的课题。从中国传统的“士”的文化传统和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看,“持世救偏”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当前,知识分子担当这一历史使命,着力点应在五个方面。     

觉醒与成长:近20年中国文学的简单回顾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开启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创造和精神解放之源，它同时也给近２０年来的中国文学带来了勃勃生机。知识分子灵魂的觉醒是这一年代的大事，它导致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的怀疑精神和“反思意识”的建立。近２０年来中国文学精神面貌的深刻转换与这一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解放息息相关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     

“决裂”：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的悲壮场景——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中介

“知识分子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流行主题,表达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接纳过程,这一过程的描写成为衡量作品成败的关键。怎样写此过程,它需要场景渲染。场景渲染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决裂”场景建构。革命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革命者最终被革命阵营接纳,它必然有一“决裂”过程。“决裂”意味着新生,“决裂”意味着革命者成熟。但这一“决裂”过程是以牺牲革命者的亲情、友情甚至爱情为代价的。这显示出革命文学“决裂”场景的悲壮性。本文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评价中介,试图对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决裂”场景进行描述:知识分子革命者的牺牲有最终的价值取向,即重新确定他/她的血统和身份,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     

“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退场,先锋文学开始亮相。这一巨大变化,实质是中国文学进步的标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对中国进步文化政策的自觉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进步的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自觉接受与传递;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由“超验之思”向“体验之思”的权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那种主张理性至上、具有“超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先锋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落后的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社会理性至上思维———超验思维的扬弃,并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那种主张人性至上、具有“体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     

试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以“士大夫”状态存在的 ,一身二任 :既为政治负责 ,又为文化考虑。随着近代社会的专业化 ,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任务之一即是与政治分离 ,回归文化本位。本文主要考察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现状对这一过程的影响以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过程     

“知青”下乡与政策之手

一项政策正在催生新一波中国知识分子下乡热潮。2006年7月,乡镇一级将迎来2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这项由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财政部等八部委联手出台的“三支一扶”计划(支教、支农、支医、扶贫),预计在今后5年时间为中国乡村输送10万知识分子。这一次政策之手的挥动,使得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零星的知识分子下乡热骤然升温,新一轮“知青下乡”终于从胎动状态走向有声有形。当“三支一扶”队伍还处于预备状态之时,北京的“大学生村官计划”与湖北“资教计划”已经先行将平静的大学校园搅动起来,“上山下乡”无疑让2006年成为一个“大热”年份。     

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民族风格”与“外来影响”之关系研究的学术史分析

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及古代文学、文化之关系的“传承—转化”研究,成为近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不妨称之为“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它既带来启示,也引出困惑,还可能导致学科尴尬.其兴起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腾飞、社会思潮与知识分子心态的改变.只要此种“大气候”得以延续,这一趋势就不会衰颓.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寻根

现代性的冲击导致传统的解体,即
脱圣入俗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生存的根基, 成为社会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这造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于是,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寻找生存家园即自我认同的过程。他们投身革命,并在传统社会主义中获得了社会认同、 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但在这个过程中, 知识分子也付出了牺牲现代性特性的代价。随着现代性进程的重新启动,中国知识分子将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存根基。     

试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封建"士大夫"形式存在,"学而优则仕",与政治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投身仕途的"角色认同",造成了千年的角色错位。到了近代,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近代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他们一方面继承并发挥了士大夫与政治密切结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角色认同;另一方面,又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科学文教事业,实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近代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一方面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推动了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论1950——1960年中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述者

20世纪50、60年代,通过思想改造,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作家已经自觉地将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规定为工农兵人物,然而,对于权威意识形态既定的审美叙事成规,当代知识分子依然有所思考,有所"论争"。20世纪50、60年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秉承的"五四"启蒙精神在审美领域内并不是处于彻底的"断裂"状态,即使以塑造工农兵人物为主,红色经典等许多优秀作品同样体现着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审美理念和审美趣味。在工农兵人物的塑造方面,知识分子叙述者的启蒙姿态并未消失。一直到"文革文艺"的全面展开,知识分子叙述者才被迫从审美领域中完全退场,"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最终被"神的文艺"全面代替。     

朝鲜战争爆发与大陆迁台自由派学人言论方向的转变——以《自由中国》半月刊为中心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游走,只是他们的问政心态和言论方向常随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种情况在战后台湾社会也有延续。1951年前后,大陆迁台自由派学人的言论方向发生过一次大转变,这次大转变的内因,当然是国民党当局"国策"的变化,而外在契机,则与朝鲜战争直接相关。这是因"内外"问题而影响"上下"问题的典型案例之一。     

先秦的“圣人崇拜”与诸子之称“经”——兼论中国文化主流为人文信仰

中国上古宗教是由天子、诸侯、宗子垄断祭祀权力的身份性宗教。处在这一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不可能发展宗教思想学说。而无缘进入这种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也不愿冒着"僭越"的巨大风险,去发展与其相关的宗教思想学说。为此,孔子及先秦诸子另辟蹊径倡导"圣人崇拜"。在先秦文献中,"圣人"概念包括掌握国家政治、军事权力的君王和大臣(如武王、周公),也包括那种以其思想学说救世的布衣之士。出现这种将"圣人"范围扩大到民间无身份人士的现象,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绕开了那些垄断宗教资源的天子、诸侯、宗子们,而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方向寻求突破,来实现他们"救世"的宏伟目标。始于春秋末期的"圣人崇拜"思潮正是中国经学孕育的温床。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续)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的、人性的联系形式,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靠拢,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当代世界文化的输入在起到解放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强化了自己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压迫力量,逐渐强化着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否定趋势,从而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     

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新式知识精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应对,从总体上看,他们这时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但他们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开始认识到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国民觉悟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而在教育人民和启发青年觉悟的问题上,这时他们所崇尚和提出的,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学说,这也是他们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同路人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破解"历史的怪圈"--康有为、严复、辜鸿铭合论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鼓吹学习西方的积极分子如康有为、严复,完全由西方文化培育出来的饱学之士如辜鸿铭,晚年都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下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这并非“倒退”或“堕落”。表现在康有为、严复和辜鸿铭思想中的所谓“历史的怪圈”,其实一点也不“怪”。他们思想的演进轨迹完全符合个人知识文化素养的本质规定性,完全符合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强大生命力的释放规律,完全符合思想大家的个性化特征。学术界所谓规律性“怪圈”论,其实是因为自身的认识陷入了不自觉的误区。     

简析新时期以来农村小说中的“垦荒造地”

本文以《河魂》、《天高地厚》、《秦腔》等新时期以来的农村小说为例，剖析不同小说中的“垦荒造地”的象征意义，试图折射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农村的命运，展示知识分子对农村变迁的感受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