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嘉道年间的议政风尚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龚自珍等一批忧国忧民之士大胆预示衰世,讥切时政,倡言变法.这不仅促进了当时学术风气的明显转变,对固步自封、腐朽专制的统治者也起了一定的警示作用.     

论明清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

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既有典型性、又具普遍意义的地域文化.明清两代是徽州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该时期徽州文化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明前期,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约在嘉靖、万历年间告一段落,期间徽州文化整体风貌彰显的主题是求变与创新.二是明后期,大致从万历中期开始,到明末结束,该时期徽州文化在传承与深化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三是清前期,从明季开始,至清康熙、乾隆之交告一段落,此期的徽州文化经历了一段顿挫与复苏的历程.四是清中叶,大致从康、乾之交开始,至道光年间告一段落,该时期徽州文化体现的特征是博大与精致.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出现的阶段性发展,既与历史环境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密切相关.     

论“仁”与“爱”——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

作为当今西方世界的一种前沿思想,舍勒的"情感现象学"乃是基督教文化传统在当代哲学中的一种典型形态。正如儒学以"仁"为核心观念一样,情感现象学以"爱"为核心观念。因此,在儒学与情感现象学的比较中,这里比较儒学之"仁"与舍勒之"爱":舍勒的"爱"是奠基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本源性的;舍勒的"爱"是精神人格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生活情感性的;舍勒的"爱"是在者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存在性的。     

濂溪“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名示——从傅伟勋“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说起

儒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在传统中国对治生命问题上超过重要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生命的各个层面也得已全面展开与落实,内容也更加丰富.濂溪面对佛学之繁荣,通过重述儒家经典,吸纳玄佛宇宙论、本体论思想,重立儒家之人极,开辟出宋明新儒学的新局面,实有值得当代学者借鉴之处.本文试图以傅伟勋教授"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作为参照,分析新儒学开山濂溪面对外来佛学而从儒学入手"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启示,为儒学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作一参考.     

孙中山晚年文化思想中对传统的因袭

自西汉武帝采董仲舒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二千年间,孔孟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它与士人前程紧密结合,也形成国人的道德规范。近代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思想家们不可回避地都要对传统文化予以取舍。孙中山昌言其革命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本文旨趣,即在分析孙氏晚年文化思想中对传统的因袭,以概见传统文化之价值。     

儒学道德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明确的话语表达形式,它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特点,它是儒学优秀道德文化资源的现代表述,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奠基于儒学优秀道德文化资源,完善儒学"仁"思想中的国家论、"义"思想中的人格说、"中"思想中的品格说,并发展以"和"为世界观的道德文化体系,从而寻求儒学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理论契合与外在践行路线.坚持传统性与创新性、历史性与文化性的辩证统一,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蓬勃的文化生命力,真正打造实现中国梦的社会价值认同,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复兴.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两重性

<正> 如何对待儒家传统文化?有人认为它是封建性的"粪堆文化","是一个封闭性的自足体系","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改革",必须彻底地抛弃.也有的人鼓吹"儒学复兴",提倡"儒学第三期",对它全盘地肯定.我们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儒家传统文化同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一样,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文化实体.对它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应当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给以全面的评价.     

论儒学与专制有必然的联系——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的论文<论儒学与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标榜"以理性而非情感的态度"探讨儒学与专制的关系,实则是壁垒森严的先入之见:割裂了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儒学解说成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超越性存在,以及关于"仁爱"和"平等"的教义.由于对批评的对象并不了解,他的批评成了悬鹄以射的仪式化表演.对传统文化或儒学,刘泽华先生及其团体也不是视为"糟粕"而简单地全盘否定,只是主张扣紧时代课题,在现实实践中实现传统价值的转化与开新,并且在开始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之前,先要下功夫做好基础性清理工作.他们不是执意与"弘扬"派为敌,只是强调思想者应当捍卫批判的立场,在风尚的熏染和利益的纠缠下保持应有的警觉,因为对传统的"弘扬"过度会导致对现实真问题的遮蔽和消解.     

异而同,同而异——从王岱舆对儒学的理解看其文化认同

运用"同"、"异"去理解王岱舆思想与儒学的关系,发现"异而同,同而异"是王岱舆与儒学关系的一种特征。伊斯兰与儒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作为穆斯林知识分子的王岱舆,对于儒学有批判的地方,此批判的出现即表明其思想与儒学之异,但是,他对儒学的批判中也有对其部分内容的认同,可谓异中有同;王岱舆对儒学的一些重要观念、理念,特别是伦理观及认识论上的观念及理念也颇为认同,此认同即表明其思想与儒学之同,然而,他在对儒学的认同也是包含批判的因素在内的认同,可谓同中有异;王岱舆对儒学又有借用的地方,这种借用又表现了其思想与儒学之异处,但是这种异也是包括了认同在内的。借用之异的出现,突出地表明了王岱舆思想的创造性,以及王岱舆的文化认同立场。     

儒学十题

20世纪两次全盘否定孔子,否定儒学是错误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这对弘扬传统文化很有意义。但凡事有度,过犹不及。近年来的有些提法,似乎都有褒扬过度之嫌。在"儒学热"的当下,正确认识孔子是相当必要的,孔孟之道未必是中国文化的"规矩准绳",而儒者中亦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中国历代帝王从未真正"独尊儒术",历代的法家人物亦多以儒学为招牌,篡权夺位者亦多以儒学粉饰,凡此种种,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上的儒学和儒者,实事求是地直面"中国需要儒学吗"等问题。     

本虚而实——儒家教化理念的立身之所李景林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教化理念或教化之道,有"虚"与"实"两个特点。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乃伴随着"政"与"教"的解构,使教化之道由政治的事务逐渐转变为一种社会的、与人的个体内在生活相关的精神的事务,真正发挥出其"本虚而实"的作用。"心性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教养的本原",现代以来亦经历了一系列与现实政治事务解构的过程。但中国现代的文化状况,其病在于有"解构"而乏"建构"。儒学"以身体道"群体的失落,心性儒学之"道问学"层面的退居学院化、知识化一端,"后革命"时代主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性之"实"的教化方式的被边缘化,导致了切合民众生活之文化自觉和整合功能的缺失。返归历史文化本原以建立核心的教化理念和文化整合认同的超越性价值基础,已是势所必然。对中国经济崛起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要求,中国学人应有足够的理论和文化上的积累与准备。     

孔子思想与“公民儒学”

对孔子思想进行—"公民儒学"下的"道德思考",很有必要。这样的儒学不再是以心性论、主体自觉为核心,而是要以广大的生活世界为反省的对象,以广大而丰富复杂的历史社会总体为反省的对象,并把自己放在天、地、人交与参赞而构成的总体之中。从这总体之根源来说,即是从中国人的"道"上来说,这时候的"道"就不是我们生活世界之外的道,不是一个挂空的形而上之道,而是天、地、人交与参赞所构成的总体,并落到笔者所谓的存有实践这一层。如此一来,要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来取代以"心性修养论"为核心的哲学思考,或者简单地说,要由"传统儒学"进到"公民儒学"。     

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

儒家思想的核心 ,是一种具有教化意义的文化理念。它因任社会生活和民众生活的样态、形式而始终与之保持着一种相切互成的关系。现代以来 ,儒学与现实政治制度的解构 ,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现代儒学和传统研究完全被纳入西方式知识化、专业化的教育体系 ,退居学院化知识性一极 ;而以经典诵习为内容 ,以立志成德、敦民化俗为目的的儒学教育 ,已丧失其寄身之所 ;作为中国社会民众生活样态的传统礼仪礼俗 ,遭到严重破坏 ,不再具有它在自然历史因革连续性中承载完整文化信息的作用。儒学失去了它与社会民众生活之关联的载体。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民众生活“无靠”而理论“游谈无根”的状态。重建文化理念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 ,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 ,传统儒学之关联于民众生活的方式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学和基督教"孝"伦理观之比较

"孝"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伦理实践中具有基础地位与核心意义,而对西方社会及其伦理生活同样具有深刻影响的基督教对"孝"观念问题也存在着种种教导与论述.从发生逻辑、内在结构、价值取向诸方面考察,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自然之孝、身份之孝、人本之孝,后者则基本上属于一种启示之孝、契约之孝、神本之孝.立足于全球化视野,如何能够在努力卸载两种"孝"观念政治性、宗教性等意识形态方面之历史负担的基础上,充分而自觉地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补充和修正,从而为建构全球普遍伦理提供某种契机与资源,应当是一更有意义的重要课题.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文章通过分析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儒学并未成为"游魂".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试论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梁漱溟是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是现代新儒家开山人物.在"五四"之后的西化背景下,独树一帜地开民族比较研究之先河,以"意欲"这一范畴为理论的契入点而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列成人类文化顺次发展的三条路向.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在新旧思想交锋的年代也引起过很大反响,重新阐释与发扬了新儒学,重新鉴定了传统文化的蕴涵与价值.     

关于儒学复兴的若干思考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儒学复兴”之管见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国儒学”学科的客观存在与学科特征：一项历史研究

自从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以来,"中国儒学"已经走过了2500余年的发展历程,并且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影响至深至广。但在当前施行的作为"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体系中,"中国儒学"竟然榜上无名。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有违历史的。实际上,不管是就教学之内容而言,还是就教材之编写而言,抑或是就教学实践以及社会影响(中国与世界)等而言,作为学科之一的"中国儒学",毫无疑问都是自成系统的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且有其鲜明的学科特色。将"中国儒学"作为一门"学科"(discipline),不但有其历史依据,也有其学理依据,并且有其现实需要。因此,我们殷切地期望,"中国儒学"在未来能"名正言顺"地进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秦汉时期：儒学新变与齐鲁文化关系试论

先秦时期,儒学与齐鲁文化之间同中有异,齐鲁文化内部也各有差别;秦汉之时,儒学在理论与现实方面发生变化,表现在现实中博士制度设立,理论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开始吸收其他学说加以改造。结果是儒学定为一尊;儒学的新变带来了儒学的繁荣,学儒者西渐,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儒学的新变同时也使得其与齐鲁文化之关系做出了新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