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行旅诗研究

行旅诗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蔚为大观。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类别，行旅诗以其特有的成绩奠定了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上的地位。本文以行旅诗为研究对象，从纵向上来考察其在魏晋南北朝各个阶段发展嬗变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隋唐军事思想述略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思想状况及其发展1.联盟战的运用和发展.联盟战思想古已有之,三国最为典型.魏、蜀、吴,都有一批智囊人物,统帅都具有雄才大略.曹操很能干,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孙权方面也有个智囊团,其代表人物是周瑜、鲁肃、陆逊等.刘备那里有以诸葛亮为首的智囊团.斗智的水平很高,联盟战运用非常好.我们以赤壁之战为例,有关材料对战争本身记载并不多,最出名的就是谋略运用.当时曹操20万部队下江南,号称80万,把刘表集团降服以后,企图乘胜一举两克,把     

谶纬与魏晋南北朝赋

谶纬包罗繁富,是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必读书。它推动了赋的繁荣。谶纬的五德历史观是赋家颂扬君命天授的最有力工具。谶纬的祥瑞之象是赋家歌功颂德的最佳材料。赋家还广泛吸收借鉴了谶纬中的天文地理等丰富内容。谶纬的想象丰富、语言精美还影响到赋的奇丽之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旅游简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蕴育周秦汉文化的母壤，陕西虽受战乱的摧残，但其旅游条件，旅游环境因在此建都的少数族政权的兢兢业业的治理仍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发展。旧有的名胜风景区依然是游览旅行者凭吊寄思的理想所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区域经隐士涉足得以面世，僧侣的云游旅行，王公贵族的巡幸游览频见史载。这一时期旅行游览的兴盛，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对隋唐乃至此后陕西地区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

本文采用贯通手法,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著名史家为重点,从历史进化、人事天神、直书曲笔、忠孝节义、以史为鉴五个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作者认为,就史家个人成就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任何一个人都未能全面地超过司马迁,但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却比秦汉有很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 ,玄学的兴盛促进了人们对天人关系的重新理解 ,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并进而导致了积极兴利除弊的带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救灾理念。但就总体而言 ,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 ,并迫使朝廷表示对灾害的重视和对民众的关心 ,也使人们在心理上获得某些安慰。因而也不应一概否定     

魏晋南北朝皇帝征召制度述略

在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人才选拔和官吏管理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概莫能外。这一时期,通过九品中正制、皇帝辟召、公府辟举、州郡察举等途径来选贤任能,以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通过清议处罚、考课制度及与之相应的奖惩措施,以加强对各级官吏的考察与管理,督促其恪尽职守,切实履行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规范。本期刊出的几篇文章,旨在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前人较少关注的皇帝征召制度、官吏居丧违礼与清议处罚、武官考课后的奖惩制度等问题作一探讨,以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才选拔与官吏管理制度之一斑。通过对这一时期人才选拔和官史制度的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分析其利弊得失,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封建官僚行政制度的认识,而且也可以为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历史鉴戒。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北地区

中国古代的东北地区,东濒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西至大兴安岭山区,南起辽东半岛,北迄外兴安岭北麓。东北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东北各族人民都是中国人,在中国统一时期如此,在中国分裂时期依然如此。本文是对我国东北地区自上古至清代中叶以来和中原内地的关系问题作一历史述略的第二篇。文章拟就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北地区的历史,来论证如下两点: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大小各族都是中国境内土生土长、相互依存的民族。各族居住生息的地方,无论中原内地或边疆区域,都是中国的领土。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和融合,纯属中国的内部事务,根本不存在什么“异民族统治中国”的问题。分裂时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制度

魏晋南北朝的户籍,可分为普通民户户籍和特殊民户户籍两类。普通民户主要包括地主、农民等,他们归州郡管理。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特殊民户主要有兵、僧尼、奴隶、杂户等,他们的户籍和普通民户不属于一个系统,国家统计户口,一般不包括这些特殊身份的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如果认为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学的萌芽时期,那末,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是中国历史学的成立时期.特别在魏晋以后,私家修史盛行,大量史籍涌现,史学地位空前提高,从而摆脱了附庸于经学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提高,有两大标志.一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整理图书,从而编成了我国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将图书分为文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六大类,唯独没有史学这一类.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史书被附在文艺略的春秋类之末,史学处于经学的附庸地位.这种现象周予同先生称之为“史附于经”.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仍采用刘歆的图书分类法,这是因为当时的史籍数量,体裁种类,才刚刚出现增长的趋势.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中,史书没有单独列为一类,不是史学大师班固的疏忽,而是时代条件的限制.至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荀勖的《中经新簿》,第一次改变了汉代把史书附于《春秋》之后的图书分类法,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这是经史分家,史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史学成为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中的养生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的很多诗歌表现出人们对长生、永年的强烈渴望,诗人或寄延年之望于求仙,或寄情山水、节欲避害,亦或以音乐解忧、舒缓身心,甚至以身试药、服食炼丹。诗歌是人们心灵情感的外化展现,这些有关养生的记述不但展现出人们在千余年前对养生保健所进行的积极探索,而且折射出时人在开展这些探索时的复杂心理。以魏晋南北朝诗歌为切入点,从养生方法、养生观念以及心理动因等角度对诗中的养生活动进行分析,利于深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的养生思想,也利于对当时的养生环境作出恰当评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一统”思想

1990年夏,笔者在为王戎笙、陈祖武二位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华文明》一书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一章时,曾谈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观念与大一统思想,但因篇幅有限,未能详论。嗣后,总觉得这一问题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因此,又补充一些材料,撰写成本文。失当之处,欢迎同行们赐教。     

道家美育思想的文本解读

道家作为中国的美育流派之一,建立了以“自然”为核心,以“反观内省”为手段,以颐养生命为目的的美育思想体系,但它一直作为美育潜流存在,学术界对此关注甚少。本文试从人格美的评价标准、塑造人的美的措施和途径三个方面对道家美育思想进行现代阐释,以期给予现代美育以启示。     

魏晋时期的美育及其现代意义

魏晋时期是一个文艺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美育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可以归结如下：家族性与家庭美育；艺术教育与自然审美并重；注重个性；高雅的审美趣味。这对现代美育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现代美育可以在上述四个方面进行着力，促进美育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变化

三国两晋南北时期,是全国范围的大分裂时期,西南地区也陷入政治混乱之中,地方政治势力成为影响西南民族社会的重要因素.由于大姓的出现,使西南地区形成了以内地政权、大姓、夷帅为主体的三元势力结构.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变化,取决于内地政权、大姓、夷帅三者之间的政治互动和利益平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鲁史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齐鲁学者丢弃经学章句,转入其他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在史学领域,或身居史职,编修国史,如缪袭、徐广、檀超、崔浩等;或出于自觉,撰写史书,如华峤、乐资、虞溥、孔衍、王韶之、刘祥、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张彝、崔鸿等。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佳著迭现,如华峤《汉后书》、臧荣绪《晋书》、崔鸿《十六国春秋》,等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歌谣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是民众生活与思想实践的直接反映,是民众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呼声,是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的一种特殊公众舆论。歌谣的社会舆论功能,必须通过传播才能够实现。魏晋南北朝歌谣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个体传播和群体传播来实现的,其具体的形式则有口耳相传、题壁、歌诵传唱和呼告传播等多种。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盛行的歌舞之风等社会文化和心理氛围也促进了歌谣的传播。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