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争论

近来,在各种媒体上,谴责“国进民退”的言论频频出现,仿佛我国经济生活中国有经济侵犯了私营经济的阵地,犯了大错误。按照有的人的说法,“民营经济是最具有活力的”,应该不断扩大,甚至应该成为经济的主要成分,“国进民退”,罪莫大焉。     

读者来函

本刊2010年第2期刊发了曹思源先生的《“国进民退”不是好现象》一文（第17页），多有读者来电表示赞同，认为该文观点鲜明，论据翔实，说明了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值得人们警惕。但也有读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四川大学化学学院向茂先生就致函本刊，同样对当前经济发展现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向茂先生的看法写在一张明信片上，未能详尽，大意如下：     

造就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互相促进的格局

所有制问题是学界长期讨论的热点问题。近一段时间，批判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批判所谓“国进民退”的声音比较突出，同时，也有一些批评非公有制经济的声音。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应该从现实出发，从党的基本理论出发，从中央精神出发去理解、     

“国退民进”的实质是私有化

最近,要求“国退民进”的舆论一浪高过一浪,似乎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甚至让出垄断领域．实行私有化,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国进民退”则是犯了极大的错误,并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近来,中央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尤化公交体制提高服务质量

通过分析研究国内外公交行业体制改革的进程,认为公交行业不应再在“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中反复折腾,而要把多种体制成分共存作为一种政策,通过体制改革引进市场机制来取代原来的政治干预,坚持政府主导,通过特许经营等形式进行经营管理,建立更加便民的公交服务,营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     

明清退契类型及考释

“退契”在中国古代土地市场中使用广泛，而“退”字早在宋元“取问亲邻”的批退制度中就已出现。入明以后，田宅典卖程序日益简化，该字在明清两代的田宅交易中也开始出现不同内涵。具体而言，明清的“退契”又可细分为“退还产业”和“田皮交易”两类。若将田皮权视为一种业权，两种类型的“退契”都表现了业权的排他性。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变化，既验证了民间契约系统的多样性，也代表了灵活多元的传统土地市场始终存在着对于业主权益的保障机制。     

走出对混合所有制经济认识的误区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大家热议的一个概念,但对此概念如何界定,如何走出对此概念理解上的一些误区则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是指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国企改革不是“一混就灵”,搞“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能淡化甚至削弱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非“国进民退”也非“民进国退”。     

论道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价格自由化,及世纪之交数百万计的乡镇企业私有化,曾使市场力量得到很大强化。但本世纪初,由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受阻,经济领域出现国进民退,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市场力量出现了倒退。     

《春秋》的"大义"与"微言"

春秋时代,诸侯争霸,“霸”即“伯”,即争当“诸侯长”。历史上,虽有孟子等儒者对春秋史事评价过低,但孔子作《春秋》记载春秋大事,对齐桓公、晋文公主盟之事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并从这段历史中发现政治智慧与思想之光,以“大义”和“微言”形式总结其中的经验。“大义”主要有：“尊王”“尊周”,反分裂;“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天下治理,“会盟”共商;倡仁道,鄙诈力等。“微言”主要有：“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新“夷夏”观等。《春秋》“大义”和“微言”都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和价值,可以进行现代性阐发与转化：政治上,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推举贤能理政;文化上,促进文明交流与民族融合,维护文明延续发展与民族团结等,这些在当代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国家祥瑞"的指代义考释

元明清白话文献中的“国家祥瑞”一语，除了它的字面意思外，还有瑞雪的意思。但是它在今天所见的大型辞书《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里都未当作词条收录。事实上，当作瑞雪义的时候，“国家祥瑞”已经凝固成了一个词。此外，“国家祯祥”、“祥瑞”，也都有瑞雪的意思，上述辞书对前者未收录为词条，后者虽然收录而却未列这一义项。考释“国家祥瑞”可知其还有“瑞雪”一义。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简析西方社会的"新社会主义"观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在此基础上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系列自称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发展的“新社会主义”,但是却提出了诸多与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不相一致的理论主张:在革命的动因和目标、革命的主体、革命的途径上都“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正确地看待这种“新社会主义”,认清其本质,识别其目的,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发展马克思主义。     

切入"历史"后的视点——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角度

“新历史小说”，自生成之日起就存在着命名、指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议，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与其自身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有关之外，还与其叙事上的独特角度密不可分。有鉴于此，结合“新历史小说”出现的时代背景，通过对其结构特质的三个主要方面，即第一人称视角与“历史”同步、聚焦变换与情感演绎、民间视野及其视点应用进行阐释，就成为一道重要的逻辑线索。     

经济新常态下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式与推进要点--基于正和博弈的视域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混合所有制被视为推动国资国企改革的加速器。而混合所有制并非新提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混合经济的思想。文章认为当下重提混合所有制是为了巩固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国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混合所有制不是“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实现“国民共进”的正和博弈。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不断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应用正和博弈的思维看待混合所有制改革,采取渐进分类分拆的方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改革的关键点在于建立规范化的法人治理结构。     

政治家的历史意识——从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编写谈起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个“历史决议”,分别是在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的主持下编写的。就历史意识而言，他们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但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都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所以在“历史决议”的编写中，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一脉相承的共同点。一是用发展的与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人物与事件；三是关注并尊重历史的整体性和连贯性；四是分析历史的联系、揭示其内在的规律。     

两出“克己复礼”的丑剧告诉了我们什么?

黑格尔曾经说过,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针对这句话进一步指出:“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历史的发展确乎是无独有偶。两千四百年前,孔老二演出了一出“克己复礼”的丑剧,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要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扶植起     

浅议紧急状态下行政权扩大之合理性——从"乱世用重典"之法制思想角度思考

“乱世用重典”的思想深刻地体现出中国古代统治者统治国家的灵活性，秉持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面对“乱世”不拘泥于所谓“德治”“礼治”，而紧密围绕着维护统治阶级国家正常运转的本质目的进行国家治理；同理，面对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权力制衡”的国家管理方式，当突发事件的发生或者紧急状态的出现时，突破“权力制衡”的框架，扩大行政权力进行有力的国家危机干预是一种更为合理和明智的选择。     

汉代祭祀乐舞体现的"顺阴阳"思想

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影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国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者,汉代国家祭祀乐舞可以反映儒学对汉统治思想影响的进程。儒学提倡的“顺阴阳助教化”的思想理念在汉代祭祀乐舞的某些具体篇章中有体现。汉初宗庙乐舞《四时》的出现完成了先汉时期“阴阳五行”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变。五郊迎气乐舞的完善说明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而灵星祠舞的重新解说,代表着儒家思想对汉代国家祭祀的重新整合,代表着“顺阴阳”观念成为汉国家政治最高指导思想。     

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

“万邦”一词 ,不仅是先秦时期的学者们论述国家演变的通行观念 ,也是那个时期国家与民族分布格局的真实状况。“万邦”时代的邦国既包括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民族国家集团 ,也涵盖了边远地区“四夷”族的众多小邦国及部落联盟。从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出发 ,确定“万邦”时代的地位与价值 ,对于先秦时期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的研究 ,对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民族与文化构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以及探索历史时期中国国家与民族发展规律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