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程风格新论

费秉勋同志在《杜鹏程风格新论》一文中,不同意以往研究者们关于杜鹏程的艺术风格是“哲理和诗情的结合”的论断,他认为这个论断不但没有抓住反而掩盖了杜鹏程艺术风格的根本,似乎作家特别注重主观。文章认为杜鹏程艺术风格最本质的特征是正面显示生活主干的坚实严峻性,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敏锐、尊重、熟悉、关切中形成的。他的思考和抒情是现实主义的,是受着生活制约的。     

花间词文化浅析

花间词在旧有艳体传统的基础上,注入为后世词人所普遍接受的文化心理因素,把贵族文化中高雅的审美趣味同传统文人的"士不遇"情结融合在一起,使自身具有了与宫体诗不同的文化风貌,也给词这一新兴体裁注入了活力.     

花间词派评辨

花间词派的名称、风格及历史功过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主要症结在于未能将该派的创作纲领和创作实际即《花间集序》和《花间集》紧密结合起来,认真考究。其实,只要将两者结合起来细加考究,不难看出,该派只宜暂以“花间”命名而不宜随意易以他名,其主导风格只宜暂以柔靡绮丽界定而不宜随意另作界定,其创立的“艳科”传统敢于挑战诗歌的“言志”传统,把诗词创作引向开掘人的内心深层世界,推动诗词特别是词的创作的全面发展,只能是功大于过而非过大于功。     

《花间词》评价质疑

五代赵崇祚所辑《花问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它共辑有晚唐、五代温庭筠、韦庄等十八位词家五百首词。以后,人们常把《花问集》中的词称作《花间词》,把《花间集》的词作者称为“《花间》词人”。《花间词》在我国词的发展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它对北宋词的直接影响意义尤为重大。所以两宋词评家曾对《花间词》有很高的赞誉,并把它作为评价北宋词的标准。例如北宋李之仪《姑溪词跋》评柳永词就说:“耆卿词铺叙展衍,备足无余,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南宋初,晁谦之在其重刻《花间集》所写的跋语中赞扬说:“……皆唐末才士长短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其后,南宋陈振孙《直斋     

花间词抒写闺怨模式例说

在《花间集》中，以抒写闺怨的作品居多。在众多的闺怨词中，“娇慵无力懒梳妆”这一独特意象被广泛地运用，成为花间词抒写闺怨所用最多模式之一，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做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延续，自必有它的背景和条件：其一，往代抒写闺怨或宫怨的文学作品中，相类意象的运用，是形成花间闺怨词这一抒写模式的先声；其二，温庭筠在接受齐梁宫体诗和唐代“青楼文学”影响的同时，扬弃了齐梁宫体诗人对女性外在形貌的赏玩甚而是亵玩的低级趣味，把笔触延深到对女性心灵的探索上，完成了“青楼文学”女性描写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其三，社会现实及时代精神与词人的个人生活经历，促成了这一模式的形成。     

宫体诗与花间词意象陈列比较

宫体诗使用意象如同素描,画面疏朗但韵味不足;花间词使用意象,如同工笔画,在有限的篇幅内,通过意象的铺排,创造深邃的意境。意象的疏朗或绵密与风格的清丽或绮靡没有直接关系。     

长安为花间词始地探论

西蜀花间词派的形成,是受长安花间词创作影响的结果。长安的花间词创作,以温庭筠、裴等词人为代表,在前后长达约七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花间词派,并对当时与后世词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这一词派也有着自身的特色和成就,如以情胜理的艺术精神,等等。     

论“花间词”的题材类型

论＂花间词＂的题材类型何尊沛晚唐五代，天下纷扰，中原板荡，而西蜀凭借四塞之险，苟安一隅，君臣逸乐，寄情声色。由此，一批文人以＂侧艳＂词人温庭窍为宗，远桃南朝之富体，近扇北里之倡风，肆力创作了大量风情缱绻、委婉蕴藉的词篇，从而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举世瞩目...     

花间词：传统的碰撞与交融

在中晚唐以来的世俗化浪潮与五代西蜀地区享乐风气的共同推动下，文人词与民间词相互借鉴吸收，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花问词由此形成。     

花间词对儒家文化的突破与悖离

以婉丽绮靡、浓烟香软为特征的晚唐花间词,与儒家传统文化在态度上形成对立,在心理结构上产生隔阂,导致儒家文化对它的鄙斥与摒弃;儒家传统的诗乐观念和音乐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阻碍了花间词的创作及其发展进程。因此,文章主要从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等两个方面论述了花间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突破与悖离,并分析了花间词对儒家传统文化突破与悖离的原因。     

花间词:诗与乐的再度结合

中国古典诗歌与音乐有着源远流长的亲疏或离合关系,诗歌的体式亦随之而不断地发展和革新。先秦雅乐催生了《诗经》四言体诗。汉魏乐府适应清商乐的盛行,导引出中国诗歌的整体性质变。繁兴的隋唐燕乐与高度成熟的近体诗的有机结合,赋予了曲子词以外在形体与内在情韵两方面所独具的艺术品性,显示出更为灵活、更富弹性的优化趋势,进而促发了新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境界的生成。     

花间词对儒家文化的突破与悖离

以“婉丽绮靡、浓烟香软”为特征的晚唐花间词，与儒家传统文化在态度上形成对立，在心理结构上产生隔阂，导致儒家文化对它的鄙斥与摒弃；儒家传统的诗乐观念和音乐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阻碍了花间词的创作及其发展进程。因此,文章主要从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等两个方面论述了花间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突破与悖离，并分析了花间词对儒家传统文化突破与悖离的原因。     

花间词意象运用特点的社会文化学分析

后蜀赵崇祚所辑的《花间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词总集,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向来是为研究者们所共同认定的。但对花间词的研究,向来多从纯文学、纯审美,或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去进行。我们认为,从这些角度去审视《花间》固然十分必要和重要,但不足以全面认识《花间》和揭示花间词的实质和特点。因为从根本上讲,花间词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是当时时代文化的特殊产物,其意义、其地位,是决不仅限于文学范畴的。因此,研究《花间》离不了社会文化学的环节和视角。     

《刘子新论》新论

《刘子新论》又名《刘子》 ,当为北齐刘昼所作。学术体系属于杂家。其内容政治上主张儒法兼用 ,君以民为心 ,法因时而变 ,要善于发现并合理使用人才 ;哲学上提倡名实并秀、言理兼得 ,认为祸与福、利与害可以互相转化 ;美学上肯定美感的共同性 ,美与丑的相对性 ,主张内容重于形式 ,重视美的实用性 ;在道德修养方面 ,宣扬清心寡欲 ,不竞不争 ,重视学习 ,讲求诚信 ,忠贞不二 ,爱惜时间 ,戒骄戒满。不少观点虽杂取前人 ,但亦多有发挥 ,时有可取     

诗学阐释: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呼兰河传》新论

本文从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的视角对《呼兰河传》进行了文本细读和诗学阐释 ,认为《呼兰河传》是“抒情性写实小说” ,它鲜明地体现出萧红感性的小说诗学思想与理性自觉的文体意识 ,是一次独特的小说新美学实践。在叙述策略上 ,萧红极富创意地设定了三层叙述结构、两种叙述视角和两套叙述话语并使之融为一体 ,合力建构了《呼兰河传》的先锋叙事。文章进而认为《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部传世的经典杰作     

语言新论

探讨语言问题局限于从语言本身寻求答案,是把语言孤立起来进行纯语言研究造成的后果,这就势必留下很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有的学者喜欢用“约定俗成”来应付说不清楚的问题,但问题仍然存在。不妨这样设问:特定的语言现象为什么要这样“约定俗成”而不会那样“约定俗成”呢?生态语言学认为任何语言现象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一定有其深刻的原因。这种原因如果不在语言内部就一定存在于与语言密切联系的环境之中。语言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语言从产生起就注定与环境同在。没有脱离环境的语言,也没有抽象的环境。语言与它所在的环境整合为生态语言系统。     

生产方式新论

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对于这个范畴的理解,100多年以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分歧:(1)生产方式的含义;(2)生产方式的实际内容。我认为,生产方式应该是指“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其内容应该包含着“两种生产”。本文就此谈点看法。     

赫德新论

对于赫德,我国史学界的结论是:“赫德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的典型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代表着帝国主义的利益,忠实地执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在中国横行四十八年,做尽了坏事,博得了帝国主义统治者的欢心,……但是他对中国人民来说,却是一个极端凶恶的强盗,他犯下了滔天罪行,他是中国人民最凶恶最阴险的敌人。”其实,我们不应该因为他是近代英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就说他是“帝国主义分子”,代表着帝     

镶嵌新论

镶嵌是汉语中极富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方式和艺术手法。镶嵌的结构成分有本体、嵌体、镶嵌成品三个部分。镶嵌的下位类型、镶嵌的言语形式生成方式及相应的表义特点可以从下列方面予以研究 ,从而获得对于镶嵌的系统的全新的了解 ,这就是 :现有的几种分类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镶嵌成品为四字词组时的特点及下位类型 ;镶嵌成品为非四字词组时的特点及下位类型 ;列表比较不同种类的镶嵌在言语形式、语义表达以及修辞效果等方面的不同     

新论摘编

《白银资本》:问题与挑战 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大卫·卢登(David Ludden)在《交叉史学杂志》第30卷上撰文评论《白银资本》,认为弗兰克没有提出或解答所有重要的问题.但他给予世界历史以新的复杂性和挑战。 卢登认为该书堪称为弗兰克最好的著作。它融合了几十年来弗兰克及他人的观点和证据,证明直到1800年,中国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西方的兴起”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使然,而不是由于其自身具有的动力。该书为了解弗兰克的语料库,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