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与日本学术资源中介的关系,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实证的方法,经具体的对勘比照,探研其与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西洋上古史》及其他日本史家与史著的关联,通过众多的例证与比喻的分析,以更明晰地揭示其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阐明其新史学的来源具有多元采撷的特征,从而在更广阔的语境中予以把握,厘清其间复杂的关联与思想脉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梁启超与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入手,沿着年鉴学派两大史学主张即建立总体史的意图与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的产生路径出发,认真比勘马克·布洛赫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可以发现二位史学巨匠治史理念的不谋而合。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的成熟是建立在西方各种人文各学科成熟发展的基础之上,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则诞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但足见其史识卓绝。梁启超在其中西融会与古今贯通的学术背景下,在如何回答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不仅是在国内发时代之先声,而且也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以此也可以进一步窥见梁启超新史学久远影响力的奥蕴。     

新史学语境中的梁启超研究:再现、阐释与表述

作为一个著名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清末民初的社会活动家、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师 ,梁启超不仅在近代中国有突出贡献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 ,对历史的回顾影响着对未来的选择 ,实际上 ,关于现实的定位和未来的选择更容易凸显历史的记忆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由此而常议常新。有鉴于此 ,我刊分期编发系列笔谈 (上、下 ) ,以期立足于新世纪背景 ,站在学术前沿 ,从不同角度对梁启超进行重新解读 ,进而在新的语境下研究近代中国的百年嬗变     

张之洞、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 ,同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张之洞和梁启超 ,都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都主张废科举 ,改革封建教育制度 ;都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 ,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同时 ,由于所处地位、所持立场的不同 ,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又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张之洞强调“稳中求变” ,梁启超则“趋变求新” ;张之洞主张进行“通才教育” ,梁启超则主张“新民教育”。他们的教育思想 ,体现了洋务派与维新派教育思想的不同 ,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由“人才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转变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作为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宣言之一,《新史学》除了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目的;激烈抨击中国传统史学。 对于前者,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     

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今年是梁任公《新史学》发表100周年。100年前,梁启超批判旧史学有“四蔽”、 “二病”、 “三恶果”,提出要进行“史界革命”,建设“新史学”。并且说: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任公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揭开了中国“新史学”时代的序幕。 新史学“新”在何处呢?台湾学者王尔敏认为,20世纪史学与前代的不同之处,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前人重通史,今人重断代。第二、前人重博雅,今人重深细。第三、前人重综合,今人重分化。     

略述20世纪上半叶欧美“新史学”思想的异与同——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和初代年鉴学派作为讨论中心

本文比较了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出现的两种“新史学”思想,即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以及以初代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认为两者虽均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但也体现出共同带有区别的立场,鲁滨逊偏向于将历史学“科学化”,而初代年鉴学派则对此提出质疑;同时在研究指向层面,鲁滨逊更强调历史学的实用性,而初代年鉴学派则更关注历史学的独立性;不过,就“新史学”的发展趋势而言,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是两者的一致追求。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国民思想之比较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作为日中两国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两个启蒙思想家,其思想表面上具有众多相似之处,但却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泽切断了国家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得以实质性地全方位地吸收西方文化;而梁启超接受民主思想却未信仰自由主义,他一方面关心的是建立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陷入国家现代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两难抉择之中。     

新史学对良史的期望

100年前,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的终结和近代新史学的诞生。 《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梁启超重新界定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范围,突出强调了历史哲学的地位和良史的作用。他指出: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     

严复和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几点比较

比较严复与梁启超在宪政思想的渊源、目的、实现基础和制度架构方面等方面的异同，可以发现：严复秉持更为明确的英目式宪政思想；梁启超则常把英国式宪政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杂揉合。严复的宪政思想学术气息很浓，文字表达较严谨；而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为现实服务的实用色彩更强，文字表达则有粗疏之处。     

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梁启超公债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公债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梁启超的公债思想体现在他对公债的某些认识上,如公债是一种有价证券、公债的种种用途、公债发行的必要性、发行准备、偿债基金法的偿还方法等。     

章太炎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比较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主张以文化别种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虽然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强调民族国家观念,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斗的大民族主义,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述论

在清末这样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新闻自由思想无疑是诸多思想中的一种。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之多、见解之深刻,是当时新闻自由思想界当然的集大成者。因此,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性外,弄清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还可以透视当时的新闻自由思想界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针对目前学界对这方面关注力度不够的现状,本文通过对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的研究,试图增进我们对这方面较为深入的了解。     

试析梁启超的社会保障思想

社会保障思想是梁启超思想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基于对近代中国灾荒和贫困各种现象的深刻认识,梁启超提出了以民生为本的社会保障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又能给当代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以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略论梁启超研究的新动向

作为一个著名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清末民初的社会活动家、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师 ,梁启超不仅在近代中国有突出贡献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 ,对历史的回顾影响着对未来的选择 ,实际上 ,关于现实的定位和未来的选择更容易凸显历史的记忆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由此而常议常新。有鉴于此 ,我刊分期编发系列笔谈 (上、下 ) ,以期立足于新世纪背景 ,站在学术前沿 ,从不同角度对梁启超进行重新解读 ,进而在新的语境下研究近代中国的百年嬗变     

何炳松史学思想的特色

何炳松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的系统接受西方史学专门训练的史学家之一,他在国内首先传播了鲁滨逊的“新史学”。他力图以西方史学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史学之精华,构建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     

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既与他本人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关系 ,也与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系。同时 ,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反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固然多变 ,但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新学理等特点却始终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