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民间高利贷特点分析

大量材料表明 :2 0世纪 2 0— 30年代中国农村中普遍盛行的民间高利贷 ,无论从借贷户数、借贷利率、借贷期限、借贷保证、借贷的主要阶层 ,还是从农家借贷的主要用途、借贷的主要来源等方面来看 ,不仅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高利贷相比 ,发生了若干鲜明的变化 ,就是和今天中国农村中一些地区出现的民间高利贷相比也有所不同。这表明 ,此时期农村高利贷所呈现出来的各方面的特点 ,正是中国农村经济衰败与危机 ,以及广大农家生活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必然的逻辑反映     

政府法令与民间惯行:以国民政府颁行"年利20%"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年利率不得超过 2 0 %的法令 ,但这一法令仅在个别地区有些微作用 ,总体来说始终处于“表达”层面 ,而无“实践”意义 ,乡村借贷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惯行而非国家法律的支配 ,高利贷横行的格局一直未曾根本改变。也就是说 ,在离开高利贷农村社会经济就无法运转的历史条件下 ,仅靠一纸行政命令是不可能消灭高利贷的 ,在现代农村金融建立和健全以前 ,高利贷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甚至与现代农村金融是相辅相成的     

“利出一孔”与“贫富相资”——宋代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

宋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一派主张"利出一孔",认为官府应该控制高利贷;另一派主张"贫富相资",认为高利贷是"贫富相资"的表现,政府对高利贷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王安石变法前后两派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对立局面。南宋时,占据主流地位的高利贷思想是"贫富相资"。     

唐代民间高利贷的外部影响分析

民间高利贷是唐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分析唐代民间高利贷对社会的影响和官方行为对民间高利贷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民间高利贷对社会的影响有破坏性和积极性两方面,尽管官方对民间高利贷持压制态度,但官方高利贷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民间高利贷的繁荣,提高了民间高利贷的利率。     

南京国民政府以农贷抑制高利贷的二律背反现象分析

为消除农村中存在的高利贷,南京政府积极开展农业贷款。农业贷款一方面对农村高利贷产生了不少冲击,另一方面又导致了高利贷更加猖獗。这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传统因素的合理性;在实施农业贷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农村业已存在的传统借贷组织和形式;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业债券市场。     

欠发达地区农村高利贷供求及相关因素的经验研究

高利贷问题是农村金融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从研究农户意愿的角度入手，希望从总体上把握农户对高利贷的真实态度和意愿，从而了解高利贷在农村的需求状况。根据调查和计量检验发现，调查地区大多数农户对高利贷持肯定态度，认为高利贷有存在的必要，并且表示在一定条件下会选择借高利贷。调查同时发现，有没有借过高利贷对农户是否会选择借高利贷有重要的影响。     

高利贷泛化的解析与扼制

高利贷现象理应出现在金融抑制的时期和区域,因此,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较易出现高利贷。但近期在金融机构林立的城市地区出现了高利贷泛化的现象,"城市版"高利贷的成因复杂。究其原因,是宏观货币政策与阻滞的银企合作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剖析"城市版"高利贷运作的模式,并针对于此,提出高利贷泛化的扼制对策。     

民间高利贷入罪的合理性论辩

一些学者否定我国司法对民间"放贷型高利贷"①以非法经营入罪的合理性。其哲学价值论否定在强调高利贷的自由时忽视了秩序与公平以及自由的虚假性,在强调高利贷的效率时忽视了其他价值以及效率的多维性,而且其效率只是一种假想,缺乏实证支持,而实证的结果却相反;其刑法解释论否定忽视了高利贷犯罪与高利转贷罪和赌博罪的显著不同以及竞合情形的处理,有误解刑法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之虞。基于中国犯罪观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考量,对"放贷型高利贷"司法入罪具有合理性。     

试论意大利法上的高利贷规制及其借鉴意义

意大利法上的高利贷规制体系包含了宪法、民刑法和各种特别法令,同时兼具禁止、疏导和预防三大功能。在高利贷的认定、"物的高利贷"的规范、合同效力问题、反高利贷基金、小微企业扶持等各方面,意大利法对我国当下确立高利贷规制体系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福利效益视角下的农村高利贷

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资源分布先天失衡共同导致农村金融市场资源分布近乎空白,分布空白滋生了高利贷的繁衍。本文通过引入隐性成本对高利贷产生根源进行新的阐述外,同时对社会的福利效益进行数理论证发现高利贷对福利效益的提高有明显的积极意义。证明福利效益是验证高利贷存在合理性的另一视角。     

1970-1980年代的美国公司犯罪

美国是一个高度公司化的国家.在1970-1980年代,美国公司对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在政府纵容、公司钻营等因素的影响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各大公司经常运用一些触犯法律的手段,扰乱了美国甚至全球正常的生活秩序.     

试论1920、1930年代上海童工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各工厂普遍存在着雇佣童工现象,童工人数多、年龄小、生存状况恶劣.童工问题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当时的社会虽然予以关注,但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童工问题给当时上海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     

论20世纪30-40年代陕西地区的高等法律教育——以西北大学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高等法律教育呈现“南东吴,北朝阳”的格局。然而此观点忽视了当时陕西地区以西北大学为中心的高等法律教育繁荣发展的史实。为了弥补学界对民国时期陕西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高等法律教育研究的不足,通过对西北大学高等法律教育、法学研究的考察和分析,认为20世纪30—40年代,诸多法学界的名宿硕儒云集三秦,研究著述极其丰富,不仅繁荣了民国时期的法学研究,也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法律行业提供了专门人才。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律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为新中国司法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庞德文学翻译主体性探析——以《神州集》为例

主体性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它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本文以译者主体性为研究视角,以《神州集》为例,探讨分析译者主体性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作用,为庞德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路径,也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走出国门提供一些启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研究综述

近年来,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研究,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突破,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综述。最后认为,乡村危机的内容极其丰富,研究空间极其广阔,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有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了解,有助于深入对民国史的研究。     

试论20世纪20-30年代山东的植棉业

20世纪20-30年代山东的植棉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从种植面积、产量、棉质,还是从品种、市场运销上都形成了良性经济循环。棉种的改良和棉花运销检验机制的完善是促使植棉业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因。植棉业的发展在促进农业进步的同时,也使产棉区或临近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棉农的收入有所提高。同时也有很多不利因素阻碍了棉花生产及运销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郊区人口特征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成为郊区化国家,郊区人口特征也发生了变化,白领阶层成为郊区的主流阶层,核心家庭占据主导地位,单亲家庭和老人减少。黑人郊区人口逐渐增长,甚至超过了郊区白人的增长速度,更多的郊区妇女开始参加工作。     

论莫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语义的极限实验色彩

莫言在语言上极限式的实验色彩首先与他天马行空、无所依傍的创作观念和自由心态有必然的联系,他在奔放的感觉和自由的联想驱遣之下,采取不合规范的奇崛拗口的语言来表现他虚拟的东北乡王国中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悖逆的语义关联域对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语词在语义差距极远的语域中自由地排列组合产生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天马行空般的语义流冲决传统的理性堤坝的语言叙述,诸如此类的语义和语句的偏离常规表现的极致特色,成为探究莫言极限式写作的语言风格的典型表征.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在高职会计教学中的运用

与传统教学理论相比,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习环境的创设,以完成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为目标。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应用,对高职会计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重点探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对于高职会计教学的影响以及在高职会计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并提出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论莫言八九十年代小说语句的极限式实验色彩

纵观莫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总是在语句的链条上打破以语言的线条为基础的逻辑关系,将历时态的词汇转化成共时态的线性排列组合方式,挑战语句成分的完整性和有机性.一方面,采取纵向的隐喻性词汇和横向的转喻性词汇交相叠加的极端方式,造成语句繁杂的结构;另一方面,莫言也有意采取不加标点符号的长句子来试验语句的长度、韧性和力度,借鉴西方意识流的艺术手法,故意运用没有停顿标志的几百字的长句子形成流水一样的审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