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诗歌创作实绩述论

建安七子的诗歌创作实绩主要表现在一,题材扩大.他们的诗歌题材远比汉代诗歌题材宽广,而多为六朝文人诗歌开先.二,文笔个性化、文人化.他们几乎不写乐府诗,诗歌以表现个人情怀为主,文笔细腻传神.三,五言腾踊.五言诗已占他们诗歌创作的绝大多数,尤其是他们入许或归曹之后的创作几乎全是五言.     

孔融:“建安七子”中的异类

本文从思想抱负和文章风格等方面入手，剖析了孔融在“建安七子”中迥异于其他六子的特殊性，强调指出孔融实为“建安七子”中的“异类”。     

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

东汉末年,汉献帝在位的建安年间,在曹操义子的网罗、奖掖、倡导和亲自参与之下,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要求,涌现了一批在文学风格、内容与表现形式等方面都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新的文学家。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开拓了建安文学的新局面。这批文学家的     

陈宝箴集外诗文钩沉续

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晚清有影响的封疆大吏。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宝箴集》。几年来,未入集的陈宝箴遗诗遗文若干篇又被搜集,并予以整理。这批陈宝箴遗诗遗文提供了了解陈宝箴生平经历、人事关系的新材料,具有较高的文献资料价值。两首五言古诗展示了陈宝箴作诗的功力;郭嵩焘挽联概括了郭嵩焘忧国忧民、为天下先的识见气度;谢委署湖北布政使折有助于考证陈宝箴两次代理湖北布政使的原因、时间;周堪庚别传歌颂了明朝遗民周堪庚的气节忠义;李必昌寿序帮助我们了解寿序的写法和过去的风俗礼仪。     

建安七体文论析

七体自枚乘《七发》首创之后,作者继踵。建安七体文皆是虚构一主一客问答的招隐型作品,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模拟之作,在思想倾向上,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却也体现出当时对刑名之学的重视;在情感倾向上,作者的情感已由讽谏转向颂美,名为招隐,实为自招,并成为激励士人的劝仕之作;在艺术技巧上,注重语句的对仗工整,讲究音律的和谐,用典成分增多,体现出较强的骈化趋势。总之,建安七体文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受到了那个时代社会风气和政治背景的影响。     

迄今我国最完善的一部七子总集——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评介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集中代表。辑校编纂他们的文集,是研究建安文学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继曹操、曹植、王粲的集子整理出版之后,中华书局又推出了郑州大学中文系俞绍初先生辑校的《建安七子集》。作为国务院十年     

建安文学研究的新收获──喜读《建安诗文鉴赏辞典》

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的觉醒期、繁盛期、是文学史上不以朝代断限而以独特风貌擅名的唯一阶段，以“建安风骨”的鲜明格调辉映后世。但是，在鉴赏辞典风行多年的潮流中，却迟迟未见有关专题辞书问世．最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建安诗文鉴赏辞典》（1994年4月第二版）填补了这一空白，令人欣慰。本书主编王巍、李文禄是多年潜心这一课题研究的专家，前此曾合著《建安诗文鉴赏》（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王巍还有专著《建安文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问世，颇受学术界重视。他们在已有丰硕成果的基础上，。邀集数六位著名学…     

“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与明代文化复古思潮

前人论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兴起,多将其原因归结于对"台阁体"文风及宋元诗文流弊之反动上.实则诗文复古乃是明代中叶兴起的文化复古思潮下的文学变奏.它与"书必篆隶"、"器从旧式"、"官名从古"、"礼从古制"等社会风气以及经学领域的汉学复兴、学术领域的考据学兴起、藏古之家的大量出现等,乃是同一种背景下的产物.     

《淮南子》农学思想钩沉

《淮南子》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论著,对先秦诸子百家均有所涉及,因字里行间并不直接论及"农道",所以至今仍无人解读过其中的农学思想。透过其文字的表面,对其内涵稍加哲理性思辨,就不难发现其中颇为浓厚的农学思想。其农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浓厚的重农意识;"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思想;农业灾害观与荒政思想;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观;农产品的加工和消费思想。     

对《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的异议

“建安七子”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习语,本于曹丕《典论·论文》的:“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王易)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胡刻本《文选》卷五十二)向无异说。高敏同志的《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     

技法与德性：明代七子派“诗文如何书写”探研

明代七子派在谈诗论文中重点关注了诗文如何书写这一问题,从李梦阳“尺尺寸寸”、何景明“舍筏登岸”到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王世贞“文至临摹则丑矣”,七子派的诗文复古经历了由“拟议”到“新创”的不断修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诗文书写的起点是拟议还是新创的论争尤为激烈,成为明清诸诗文流派讨论的焦点。七子派成员从不同层面给予不同阐发,甚至追随七子派的陈子龙、沈德潜以及桐城派对这一问题也予以重点关注。围绕这一问题七子派与其他诗文流派在模拟与新创、有法与无法、直径与曲径等问题上有过论争,公安派又在此基础上将诗文书写由注重技术技巧的技法问题转化为宣泄情感情绪的情感问题,沈德潜等又将之提升为人格修养的德性问题。     

论前七子

李梦阳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才子,即明代诗坛上的所谓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不象在他们之前的三杨、李东阳那样官居极品,高高在上,下面围绕着一大群门生故旧,依靠政治上的威望主宰文学界。他们两个人官不超过四品,李梦阳三次下狱,罢官家居后还受到削籍处分,何景明则三十九岁早死,而这个流派居然风行一时。可以说这是明代第一个依靠文学创作本身而引起巨大反响的重要流派。可是从当时直到现在,许多诗话、评论的作者并没有实事求是地考察他们的创作和活动,而往往以耳代     

论前七子

李梦阳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才子,即明代诗坛上的所谓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不象在他们之前的三杨、李东阳那样官居极品,高高在上,下面围绕着一大群门生故旧,依靠政治上的威望主宰文学界.他们两个人官不超过四品,李梦阳三次下狱,罢官家居后还受到削籍处分,何景明则三十九岁早死,而这个流派居然风行     

七子派考略

七子之名肇始于明人,弘治时即有七子之称谓,万历间已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明人所谓的七子,指称不一,降及清代,基本定型.七子派之称谓,由四库馆臣正式提出,并视前后七子为一大派别,涵盖以前后七子为中心的一大批文人,此为广义之七子派.至于狭义七子派,仅指前后七子各七人.     

建安之啸与建安文坛

文章主要对建安时期的啸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啸的描写呈现出从动物之啸向人类抒情音乐转化的新局面，虽然它还有部分古文化色彩，但其主导面却是具有新特色的抒情之啸。建安之啸的产生与汉魏之际的思想革新、曹植和建安诸子有组织的文学创作活动有关。     

建安气象

文章辨析了“风骨”、“气象”等诗学范畴的涵义,认为：建安风骨不能标示建安诗歌的整体风貌;建安时代形成了足以与盛唐气象相对峙的建安气象;建安气象与盛唐气象之间有深层的内在联系     

清代吴中七子诗坛考论

嘉庆末年,著名诗人陈文述以前辈身份,召集吴门一批青年才隽,共结七子诗坛,一时传为风雅盛事。该群体成员主要来自苏州、松江两地,是一个具有地缘、亲缘、友缘等多重复杂关系的文学群体。七子诗坛是吴中雅集文化传统的延续,其所形成的文学群体势力,一方面烘托出陈文述的诗坛盟主地位,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吴中诗风转变的信息。     

“燕台七子”考辨

“燕台七子”主要是清初出仕新朝的诗人,酬赠倡答而形成的过渡性文学团体,名显一时。而自清初后期始,有关“燕台七子”成员的一些文献载述,或语焉不详,或莫衰一是。今考辨之：成员应为宋琬、施闰章、张文光、赵宾、严沆、丁澎、陈祚明七人,最为可信。     

竹林七子文人精神解读

竹林七子是对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七人人品高洁的美誉。本文从竹子品格、玄学精神、文学气质诸方面,分析和探讨了七子的文人精神,得出他们的精神本质是抛弃名教、崇尚自然、张扬个性、反对现实,追求的是淡泊宁静和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及精神满足。     

前七子三事考论

通过对前七子及其外围成员的行踪和文学思想嬗变考察,并结合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坛形势,确定前七子领导的复古运动应该始于弘治十一年（1498）,从弘治十一年至弘治十五（1502）年是复古运动的酝酿期,弘治十五年（1502）至正德六年（1511）是复古运动的发展期,正德六年（1511）至嘉靖九年（1530）是复古运动的高潮期,嘉靖九年（1530）后处于衰微期。“李、康”与“李、何”两种说法都对,只不过是就不同文体和时间段而言。前七子中只有李梦阳与李东阳有师生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