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全面"的深刻意蕴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前提和物质基础上,迈向更加全面、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为安全、更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国现代化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全面现代化"的演进逻辑突出体现在"全面"二字的深刻意蕴.之于"全面",从广度看,体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内容布局的系统性;从深度看,体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的高质量性;从跨度看,体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空间布局的协调性;从维度看,体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谐性;从高度看,体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性.     

"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诠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指导下提出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善于从哲学上提出和解决问题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个人主义者"到"整体主义者"--浅论社会个体的自我超越问题

"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是伦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两大基本原则,在一定意义上看,是对立的.但从矛盾辩证法上看,二者具有同一性,可以相互转化.因此,从二者的同一性上研究从"个人主义者"向"整体主义者"转变,是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这"脉之门"就是创立者第一次申明的"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相统一这一思想精髓;从发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之承"则是继承发展者主张的"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相统一,以及"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统一的"与时俱进"的现时代的思想精华.对这一过程的沿革,需要的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层面作具体考察.     

"软评论"的"硬"着陆——以《南方都市报》的"街谈"栏目为例

《南方都市报》"街谈"栏目的基调和表现手法与西方新闻界的"软评论"类似,多采用符合普通百姓接受心理和接受能力的"软性"表达,现身说法,浅显易懂,平易近人。从评论角色上看,评论人往往以当事人的姿态出现,给人一种广播评论的现场感。从评论语气上看,此类评论多是"姑妄言之",侃侃而谈,点到为止。从评论结论上看,作者的立场暗含在对于事件的叙述之中,甚至不做定论。     

"新党"、"志士"、"洋场习气"的讥讽者——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与反乌托邦的市民写作

"谴责小说"的兴起与"清末新政"时期朝野上下咸与维新的时代氛围有关.从更宏阔的历史视角看,谴责小说的意义不仅限于其对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的批判,更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对各类政治人物和政治权力的迷信和神化,它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心态来描画社会转型期光怪陆离的人情世态,在此过程中,政统和道统、学统合一的传统信仰被瓦解,非伦理的政治和非宗教的道德开始产生,这些正是现代性的世俗文化出现的突出表征.     

"城市化"和"城镇化"基本涵义研究述评

"城市化"是一个舶来品,"城镇化"一词更符合中国国情.城镇化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从实质上看,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城镇化既是物质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精神文明前进的动力.中国城镇化的特征可以从发展进程、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发展规律、发展规模、发展趋势等多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     

汉语中"侧目"的眼神--词义的概括性与具体性

"侧目"一词的意义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本义,"不从正面看,斜着眼睛看";二是概括义,"畏惧、愤恨";三是具体义,表示"畏惧、敬畏、窥视、愤恨、蔑视、冷眼"等.这些意义之间错综复杂而又自成系统,形成一个层层统摄的意义网络.这个意义网络给我们的启示是词典上的释义对语言运用中具体意义有涵盖作用.     

《实践论》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

<实践论>主要从四个方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从哲学视阈上看,<实践论>是相对注重"生活公式"的哲学;从哲学功能上看,<实践论>是注重"前导理念"的哲学;从哲学信念与使命上看,<实践论>是"为时立言"的哲学;从哲学发展方向上看,<实践论>关注"中国问题"的哲学.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不真正了解<实践论>,就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就不能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有更深刻的认识.     

"市民体":一种重要的新闻表现形式

"市民体"是适应新闻事业的发展和老百姓对新闻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新闻文体.它与传统的"新华体"有不同的传播领域和文体特征.从内容上看,它有市井化、全息化、从深化、人性化四个特点,形式上还有平民化、趣味化、通俗化、事实化的特征.     

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以来,新疆始终是祖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现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观和宗教观的视角,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与交流的历史层面,试述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试析20世纪30年代的“以农立国”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里出现一股倡导"以农立国"的思想,它不同于传统的农本思想,而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探索.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现代化思潮,它与乡建运动紧密相连,把农村、农业、农民看成一个整体并做系统思考以谋求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虽然这一思想仍带有文化之上主义色彩,但它促进了人们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许多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措施,因而是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对当时和现在来说都有相当价值.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必然性的再认识

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现实、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等不同侧面,阐述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批驳借口所有制改革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必然性的错误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成果解读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传到中国已有大半个世纪,经历了曲折,并逐渐结合中国的国情,不断融会中华文化,有了创新性的发展历程：对前苏联的宗教理论政策进行反思,结合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和国情结合起来,并根据时代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需要,从革命斗争的轨道转移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从贵斗哲学为主导转变为贵和哲学为主导;在宗教理论政策上从以限制、监督为主转变为以保护、引导为主。中国学者以唯物史观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开展宗教研究,创造性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广泛吸收西方宗教学成果,结合世界和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现实,建设了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核心内涵,用以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或影响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调整,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逐渐形成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前苏联的中国模式。     

近代华北棉田增长原因探析

棉花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其种植面积在近代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究其原因有二经济利益的刺激是近代华北农民广种棉花的根本原因;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对近代华北棉田的增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创新本质与战略意义

基于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背景,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视角出发,研究了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的历史使命,指出了老工业基地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贡献以及对其进行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创新本质,认为老工业基地改造是区域技术经济模式创新,并系统分析了技术经济模式创新的具体表现.阐述了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战略意义,以及对我国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启示,指出创新及创新成果的广泛扩散是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根本出路.     

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群众路线重要性的新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逐步形成了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必须坚持的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继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同时对群众路线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     

荣辱观历史发展轨迹探析

“荣辱”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其内涵会随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其荣辱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中国传统荣辱观是与“仁”、“礼”、“义”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突出了荣辱观的阶段性;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的荣辱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体现在道德建设和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八荣八耻”的新荣辱观是对以往荣辱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总结与发展,对促进人和社会协调进步与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类学视野中的边缘化穆斯林族群

目前学术界将族群理论引入到我国民族学研究中,给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思维、新视角,有助于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我国边缘化穆斯林族群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族群边界、族群关系及族群认同为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实证个案。特别是边缘化穆斯林在族群互动中所引起的宗教信仰、语言、服饰的变异,说明民族既是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又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他不是一经确认就不再发展的事物。     

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

源自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由斯宾格勒首创,汤因比继之.这种西方史学的新说,自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传入中国已有整整80年,它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发生了不同的回响.文化形态史观对40年代初战国策派的影响深刻,林同济与雷海宗接纳与改造了它,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对战国策派学人在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地位应作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