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文化场景 培育城市发展内生动力——以生活文化设施为视角

随着城市功能由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转型,生活文化设施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以场景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丽江大研古城酒吧、中关村创业大街咖啡厅、景德镇创意市集草根类文化设施的价值和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草根类生活文化设施由民间自发形成,与社区生活联系紧密,市民参与度高,时尚,富有活力,是激发城市活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生活文化设施只有依托特定的文化空间环境,与多样性的文化实践活动、多种类型人群的互动整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场景”,并通过“场景”展示出来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吸引力,才能发挥独特的效用。本文以社区、生活文化设施、多样性人群、文化实践和价值观五个维度,分析中关村创业大街、景德镇创意市集如何通过整合当地资源,分别形成了以互联网为核心,以吸引网络人才为重点和以陶瓷创意设计为主体、以吸引陶瓷创意人才为重点的各具魅力的“场景”。本文还探讨了场景理论的特点和价值,提出场景理论中国化的主要思路。     

场景理论的概念与分析:多国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格局风云变换,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前人在大工业时期提出的经典理论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科学的实际需求。场景理论因此应运而生,它创造性地将文化和美学融入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中,通过对3个主维度和15个子维度的提取和赋值组合,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兼顾本土性和普适性的定量分析新工具。通过在世界各国的实践应用,场景理论在经典理论优化、梳理城市发展的驱动力转换以及分析文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重要作用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已逐渐进入后工业时代,经济和社会均处于变革之中,场景理论为阐释这些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文化场景与城市治安状况的关系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城市治安状况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借助场景理论的研究框架,从城市可见的各类文化舒适物与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构成的整体性场景视角切入,通过采集深圳市10个区的82种文化舒适物数据,构建文化场景评价体系,进而以深圳市10个区的治安安全指数为关联研究对象,分析文化场景对城市治安状况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在15项文化场景维度中,本土性、国家性、正式性、睦邻性、功利主义、平等主义六项场景维度与深圳市治安状况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通过方差分析进一步得出本土性、睦邻性、平等主义场景在不同治安分组间具有显著差异性,且呈同向影响关系,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文化场景与治安状况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影响。     

回归土地,落入场景——场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

这一章论证了场景是生产要素的观点:它们是经济成败的关键。本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概念和理论上回溯了从作为大自然物质馈赠的土地,到作为一个地方(locale)的具有文化和美学特征的场景的认知变化过程。第二部分阐述了场景变化如何带来经济增长的六个假设。第三部分通过将场景测量与工作、工资、租金、人口、专利、人力资本等数据相结合,验证了这些假设。被验证的六个假设是:(1)当选址更加鼓励自我表达的场景时,生产创新产品的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更强;(2)当艺术家处于更加注重自我表达、魅力迷人,及富有领袖气质的场景中时,一般经济增长以及广义上的创意阶层增长都会更强;(3)在鼓励自我表达、魅力迷人的场景中,租金及其他经济增长指标都会上涨;(4)周边环境越传统,波西米亚红利越强;(5)更适于步行的地方,地方原真性对增长有积极影响;(6)自然风光较差的地方,地方原真性也对增长有积极影响。理论和实证都说明,场景是新的经典生产要素之一。如果说对于农耕而言,土壤的质量事关成败,对于另外一些行业如软件公司而言,场景质量一样关键,尤其在一个每个人都是音乐家(而不再是每个人都是修道士)的时代。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场景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主观抉择与客观条件的内在统一所规定,具有特定的世界历史场景、国际关系背景、国际共运背景和中国历史背景,因此这条道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不可动摇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不但要知道这一道路抉择的原点背景,而且要研究之后和当前新背景即条件的变化,才能看到发展,深刻理解和平发展的要义.也才能明了这一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文化增长机器:后工业城市与社区发展路径探索

文化在城市与社区发展中的角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得到广泛的认可。前沿的城市研究文献探索文化如何与人、与地互动构成一个场景(scene)从而定义一个城市社区,并且这样的一个城市社区场景如何进一步影响居民的态度和行为。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一个场景,它的构成不是自动的。需要参与者主动积极地用文化策略连接融合各种独立的元素,场景才成为可能。在城市或社区场景制造中有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三个主要参与主体,不同主体使用不同的文化策略来表达和倾诉自己利益。按照这样的逻辑,城市与社区已经变成一个增长机器和娱乐机器的结合体:文化增长机器。一般说来,政府管理者把文化当作一种市场和社会回应策略,市场视文化为新的经济利益点,社会群体或组织把文化当作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因此,城市或社区文化场景制造具有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等三重特性。只有这三种特性达到平衡时,一个成功的城市社区文化场景才能形成,才能对本地区增长与发展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北京798艺术社区、温哥华的格兰维尔岛(Granville Island)社区、赫尔辛基的电缆厂(the Cable Factory)艺术社区等三个案例来解释文化增长机器对于后工业城市与社区发展的重要意义。     

差异化场景内个体消费表征及角色扮演——以戈夫曼拟剧理论为视角延伸

欧文·戈夫曼创新性地将“戏剧比拟”观点引入社会互动的研究之中,运用符号语言解读人们在“前台”与“后台”等场景区隔下日常生活的形象陈列。消费作为横跨公共与私人两大空间的一类交换行为,其逻辑某种层面上也遵循着戈夫曼所描述的“剧场化社会”规则,继而相应延伸出四类消费者角色及实践表征。即象征型消费中,以展示者角色呈现台前自我整饰的仿效化与神秘化;诉情型消费中,以认同者角色传递幕后语境下的真实化本我;工具型消费中,以理性者角色实现资源分配效用最大化;补救型消费中,针对越轨者角色的前期行动失范进行二次保护。在此之上,探究各类消费角色的成因,有助于不同消费导向的个（群）体寻找到贴合自身阶段性需求的消费模式。     

地域特色视角下文化创意街区设计策略及表达研究

城市建设的发展,具有城市品牌形象特征和空间环境特色的文化创意街区不断呈现,其成为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地域文脉、发展创意产业的有效载体.同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文化创意街区类型趋于单一,街区风貌千篇一律等问题.文章首先对文化创意街区的形成及发展原因进行了剖析,进而对文化创意街区的发展模式进行分类,并从地域特色视角展开对文化创意街区表现形式的挖掘探讨,最后对其设计策略及表达途径进行研究总结.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感知研究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人们生产生活和娱乐休憩的物理载体,也是构筑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精神源泉。在存量更新背景下,探究场景营造与公众感知有助于提升整体建设的科学性和以人为本的导向性。“自上而下”的场景模式划分显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场景“碎片化”现象突出,且其城市组团与“自下而上”的公众感知模式组相对应,共同指向“民族特色、自然景观和历史底蕴”三个维度。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可以公众感知为基本导向,以场景营造为方法,打造各有侧重、特质丰富的超级空间有机体。     

数字文化服务场景构建的驱动机理与价值图景——基于可供性视角

文化服务能够满足社会层面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是促进文化消费市场繁荣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文化服务呈现数字化和场景化双向发展的趋势。基于可供性理论视角,数字可供性成为数字文化服务场景的技术前提,场景可供性成为数字文化服务场景的呈现形式,二者叠加交织,加速数字文化服务场景构建的进程。进一步分析,数字可供性具备客观存在属性,并且受到个体主观感知的显著影响,能够为场景可供性带来实现基础;场景可供性引领数字可供性的发展方向,通过提供特定的应用场景和交互方式来激发人们对数字技术的热情与感知,引领大众需求,促进数字可供性的进一步发展。构建数字文化服务场景能够重塑传统的文化服务形态,有效提升大众文化服务参与度,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重视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夯实数字文化服务场景营造的基础,提升数字场景的文化服务效能,全方位、多层面精准赋能数字文化服务场景的构建。     

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理论

汉语"民族"一词是中国的本土词汇,是不具有国家和政治因素含义、主要基于文化差异来区分"我族"与"他族"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有"有教无类、华夷一家"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亦即"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民族关系理论。这两种理论作为两种工具,被灵活应用于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情势。从总体历史来讲,仍然是文化主义的民族观占据主导地位。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农村发展路径寻绎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政府主导、资金推动、资源转化和需求引发四种农村发展路径模式。由于受环境、市场、技能和政策因素的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农村发展路径选择需要遵循系统性、适宜性和应变性原则,从形成产业链、提升产业竞争力、进入国际市场和更新社会形态四个方面推动产业演进。产业政策规制的目的是优化环境,政策重点则在于培育产业内生机制、打造文化品牌和发掘创意能力。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的历史考察--从马恩列斯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本文从科学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师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进行了历史与逻辑进程的考察,指出从马恩的社会发展"基本矛盾动力论"到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非对抗矛盾动力论"、斯大林的"完全适合动力论"再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发展"基本矛盾动力论"、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论",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和推进,特别是我党三代领导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创意社群”：我国城市发展的新动力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一项热门行业，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在今后几年，我国的“创意阶层”将会逐步壮大，形成城市中的“创意社群”，并将透过创造力和对文化艺术生活的要求，确认文化艺术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建立起能充分利用文化、艺术、商业以及社区之间的重要联系。“创意社群”将会不断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城市的总体规划和发展模式提供新的思路。     

基于生态理论的都市创意产业集群研究

用生态理论对产业经济的产生、发展进行研究是一个较为新颖的研究角度.将创意产业置于都市产业的背景下,发现创意产业的产生发展和城市的发展是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构建适宜创意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利用创意产业为城市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     

基于增长极理论的山西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文化创意产业优势明显。但山西文化创意产业还停留在简单生产阶段,要成为山西经济发展的引擎还有一定差距。根据增长极理论和山西省实际,构建山西省文化创意产业增长极需要：加强政策规划和指引,构建适宜创意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发挥集聚效应,建设区域性文化产业群;重视创新,推动山西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     

文化创意驱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模式及作用机制

文化创意驱动城市转型发展一般有四种模式:文化创意空间设施建设、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文化创意生态营造。文化本身的特性决定文化创意驱动城市转型发展具有六种作用机制:即创造性、融合、美化、个性化、多样化和社会化。借鉴国外城市的经验,一是以文化为灵魂,创意为手段寻求转型发展的突破口;二是将转型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如何激发人的创造性上面;三是同等注重扩大文化创意的生产与消费;四是构建社会网络,促进全民参与文化创意的生产与消费。     

文化视角的企业理论:综合与发展

主流企业理论对文化因素的忽略导致了企业性质解说的不完全。本文将文化因素引入对企业性质的解说,不仅发展了合约结构理论,而且将企业的学习特性和企业演进、适应问题、企业内部创新等加以综合,将企业性质的讨论与企业的竞争优势形成、企业成长联系起来。论文认为文化成本的广泛存在是企业替代市场的重要约束条件,这一认识深化了企业内在结构变化与规模边界决定的研究。     

广州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的可沟通性提升路径

以可沟通城市为理论框架,本文建构以公共交往基础设施、社会参与与交往、街区认知评价为操作维度的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的可沟通性提升路径,以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法对恩宁路、新河浦、海珠南—长堤等三片广州历史文化活化街区予以考察。研究发现,三片活化街区沟通基础设施中的公共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的认同度或满意度都在83.9%以上,而信息基础设施的满意度五级量表偏向“不满意”占40%;参与与交往行为中30%的受访者不清楚街区的决策参与方式,88.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而实际参与社区文娱活动的为55%;91%以上的受访者对认知评价中的满意度与认同感两个二级维度予以正面评价,而在地方感维度中,88.2%的受访者以粤语作为日常交流语言。同时,活化街区存在传统街巷空间格局与现代交通冲突、街区活动参与度低、异质性群体语言交流沟堑以及街区绅士化后形成街区区隔等沟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