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建设中人权保障的重心与路径

人权保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起点、终点和重要过程监测点。当前人权保障应当是以自由权、部分社会权和政治权利为重点,兼顾其他人权,协同推进。从逻辑和经验分析,国家机关是人权保障的主要义务主体:立法机关要积极科学立法、加强立法审查力度;行政机关要规范行政立法、严格科学执法,并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通过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在承认权利人在人权保障中的根本地位的同时,也需认真对待当下"权利失范"现象,以加强法治教育、坚决打击遏制滥用权利行为、健全人权保障网络等多种措施,有效依法保障人权,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目标。     

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体系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提议我国宪法第33条增加1款作为第3款,这就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一修宪的重大条款。“人权入宪”,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我国宪法政体不断完善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法制建设与国际接轨的体现。虽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条款第一次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人权的法律实施在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文件中早已存在,而人权的理论探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人权的经济社会保障条件也日趋成熟。所以说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多方…     

论医师告知义务的履行

随着社会进步和法律意识的增强,告知义务作为医师的法定义务已经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对于医师告知义务如何履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不明确,而且各法律规定之间还存在冲突。结合现行的有关医师告知义务履行的法律规定、相关司法实践及临床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分析我国医师告知义务履行的标准、主体和对象、内容及要求。     

人权国际保护与人权国际干涉

人权国际保护是随着人权由国内法向国际法领域延伸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它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或者国际人权公约，所必须承担的普遍或者特定的国际义务，从而实现相关的基本人权进行合作与保证，同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予以防范和惩治。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以所谓人权国际保护为名，行人权国际干涉之实。     

人权与国际刑法

国际刑法是国际法的刑法方面与国内刑法的涉外方面的汇集。在日渐高涨的人权保护浪潮面前,国际刑法必然接受人权的影响和洗礼。但国际刑法中的人权应有自己特定的涵义和内容。国际刑法适用过程中的人权解释及人权标准的评断则要注意立足于国际现状并具有可操作性。国际刑法中的人权保护应纳入法律规范之中,并应与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需要相均衡。     

从义务的特殊性和人权保障的视角看证人的权利与义务

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法律规定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实体公正的实现,关系到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而证人的依法作证义务具有特殊性,其人权保障要求也具有特殊性和正当性。因此规定证人的出庭作证义务、受保护权和受补偿权等权利义务。     

人权保障与国家义务——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人权保障的法律问题。国家应在人权保障优位原则、平等保护原则、公权力自我控制三个原则前提下,应尽到道德、法定和国际三重义务,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落实和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应及时将应有权利制定为法定权利,并将把法定权利在实践中予以承认、尊重、保护和促进实有权利。这是国家在保障人权中不可推卸的责任。     

论人权保障的基本路径

由于历史、文化不同,政治思想和经济状况各异,各国对人权的理解与保障是有差异的,从来没有建立起被各国接受的人权保障的统一标准。考察人类为实现人权所进行的斗争的历史及各个国家人权保障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人权保障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有一些应共同遵循的基本的保障路径即人权立法、人权司法化、建立法律统治、限制权力、建立人权救济机制。     

论人权国际保护理论的发展与争论

人权理论起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人权保护经历了由专属国内管辖事项至进入国际法领域的过程,人权国际保护机制的建立标志人权保护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人权的概念、内容、人权与主权关系等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产生这个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人权及中国人权模式

人人享有人权和人权内容的增加是一个不断扩充的过程,但是,以集体作为权利主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出现导致了与个人作为主体的自由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目前的中国人权模式注重以生存为本位的权利,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人权斗争,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实施人权保护,注重人权的实用性,人权话语的议论给弱者带来了道德同情与关怀。今后的中国人权模式应该在坚持生存权利本位的同时,渐渐向自由本位的参政权和自由权延伸扩展,在实施方式上从行政保护向司法保护过渡。     

妇女人权国际保护的缺陷与完善

妇女人权是人权的组成部分,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妇女人权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国际人权法在保护妇女人权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国内立法未能很好地衔接,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内容不够完善。为此,应正确理解和处理妇女人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加强对国际人权公约的监督,保护和促进妇女人权。     

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基本现状与发展趋势

通常说来,跨国公司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消除贫穷及促进法治的重要力量,因而有助于人权的实现。不过,由于其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并追求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也不时侵犯人权。传统国际人权保护奉行国家中心主义,强调通过国家间接地给跨国公司设定相关义务,自然无力应对其所带来的人权挑战。不过,随着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近年来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强化跨国公司的人权规制,其国际人权责任出现新的动向:它们不仅日益承担直接有拘束力的人权义务,而且也开始接受积极义务,同时还可能因为拒不履行相关义务而遭受制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演进路径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做了深入地探索和思考,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创新,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合同履行障碍制度的路径选择

传统的合同履行障碍"事实构成进路"不可能统摄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所有的履行障碍形态,将原来用于填补法律漏洞的积极侵害债权、缔约过失责任与交易基础的丧失这些判例制度法典化,仍不能克服其本身内在的缺陷与不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较理想的能覆盖全部障碍渊源的进路即"法律效果进路"应运而生.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在选择合同履行障碍"法律效果进路"时,完全可以以"义务违反"和"不履行"的复合标准为连接根据,即在一级层面上采取"义务违反"和"不履行"的"法律效果进路",而在债务关系的二级层面上完全可以建构规制给付不能、迟延给付、加害给付与保护义务侵害的多重体系,以顺应现代债法发展的主导趋势和开放潮流.     

人权:义务论和目的论解释的冲突——评哈贝马斯对权利的义务论解释

自由主义者在强调权利绝对性的时候,按照目的论的思路来理解权利,使之成为人和人之间狼一样战争的权利。哈贝马斯赞同人的权利的绝对性,却反对把权利看作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最高价值,并对权利进行了义务论的解释。按照他的观点,权利只能因为权利的缘故,而绝不能因为利益的需要而受到限制,但是,权利的使用不仅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且受到道德的约束。     

论非国家行为体的人权保障义务与制度

非国家行为体作为逐渐兴起的政治实体,控制了广大地区和诸多人口,对于及于全人类的人权状况有着重要影响。毫无疑问,国际人权法明确要求国家承担相应的人权保障义务。然而,现行国际法对于非国家行为体的人权保障义务之规定可谓寥寥。文章从国际法应有法的角度出发,首先论述了建立非国家行为体人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进而分析了承担人权保障义务的非国家行为体应满足的条件,其次根据现有国际法及国际实践,依据非国家行为体的不同性质论述了其分别应当承担的人权保障义务,最后浅析了较为可行的非国家行为体人权保障义务的履行制度。     

试论人权治理

人权治理是一种国家治理观。这种治理观认为,国家治理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概念,而是由价值性要素和技术性要素综合构成的复杂系统;人权与国家治理既具有功能性联系,又具有构成性联系;人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人权治理观主张把人权纳入国家治理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之中,最终把人权作为国家治理的优先价值、主要内容和基本手段。充分保障的人权是善治的标准。当代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种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治理的国家治理形态。     

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若干思考

数量繁多的国际人权保护机构、国际性法律文件及全球性与区域性的人权保护相互交汇,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图景,即人权观念的普遍性及其保护的国际性正在得到极大的发展。然而,人权产生的历史背景、人与人的国别归属以及国与国之间发展的差异等内在性决定了人权及其保护的国内性。如果过于强调人权的国际性,而低调地论及人权的国内性,就极易抹杀人权应有的本质。     

邓小平对国际经验的总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

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建设经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的同时,重视对其它国家建设经验的总结和借鉴.邓小平提出要根据中国实际选择和借鉴世界有益经验、实现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的有机统一、既重视成功的经验也要重视失败的教训、总结和借鉴世界经验要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等总结和借鉴国际经验的科学方法和原则.邓小平对国际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本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心理认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性上的深刻认知、情感上的深切认同、信仰上的坚定执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理论的科学性、制度的优越性、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深刻的实践基础、道义基础和科学基础。只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在实践基础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才能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