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四文学语言的欧化白话现象

不同时期对于五四文学语言欧化白话现象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对五四文学语言的看法。无论理论倡导,还是作品语言,欧化白话现象与五四文学语言建构都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欧化白话现象的五四文学语言以强大的话语力量,"决裂式"带来了中国文学价值体系与精神特质的现代重构,开拓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诗性空间,直接表明了中国文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     

“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辨析

文学语言的欧化发展,从晚清开始经历了一个由书面语建构到文学作品语言转移的倾向,不断为文学所捕获、赋形,成为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我们不应绝对以“文言”到“白话”的转换,而应在相当的程度上以“既有传统白话”到“现代白话”的现实嬗变来展开对五四文学语言的描绘,在其中关键的驱动力就是“欧化”.“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凸现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所能达到的精神领域、灵魂探索和诗性空间,展示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超越一般书面语变革所达到的话语力量,进而集中彰显了“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及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所具有的意义.     

"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     

重审"五四"白话文学理论

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有质的区别。"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现代白话的现代思想性质,他们关于提倡白话和废除文言的理由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是在语言工具的意义上发动新文学运动的,但却意外地导致了思想革命。"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从根本上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     

论延安文学语言变革的背景与意义

延安文学语言变革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纠正了“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过分欧化的倾向,通过引入方言土语给现代白话注入活力.1940年代解放区领导人本来是想通过改变语言使文学更好地为政治服务,但这种政治的强力介入倒有效地纠正了现代白话的某些弊端.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工农兵方向的确立,督促作家立场与身份认同的转变,以及解放区“本土”作家的加入对文学语言的转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与语言问题

从语言论的角度考察了胡适的白话文理论 ,并将之放在“五四”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胡适的语言观一直徘徊于语言工具论与现代语言论之间。一方面 ,他将语言视为“形式”和“文体” ,试图从人类文化的变迁历史出发来重新定位白话 ,这体现了其超越语言工具论的新的语言理性。另一方面 ,他仅从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 ,对于语言文体的意义把握还不够到位。而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以更为现代的语言观念对其进行补充深化 ,同时 ,胡适的语言观在实际运作中 ,也已自觉不自觉地靠近语言即思想的现代语言论。因此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语言工具的变革 ,而且更是深刻的思想变革以及文化形态的变革。     

“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的现代白话文倡导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现代白话文倡导,主要是在于为"白话语言"建立一个现实浓厚的政治与革命的意识形态内涵,为现代白话建立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特质——这些内涵与特质对日后新文学及其语言的发展影响至深。在以白话为载体的新文学开拓的空间上,陈独秀的现代白话倡导表明一个真正意义之上现代的中国文学的诞生,并使之成为时代文化政治高度的重要事件。由陈独秀的种种观点,可以看到现代白话构成了中国社会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的语言媒介,从这个角度说白话文奠定了"现代中国"及其言说方式。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真相及胡适诸君的贡献

近年来,有学者对学术界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问题上通行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是北洋政府借推行北方官话与南方政治势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语文革命;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是在误读西方历史基础上的向壁虚构,他关于文学革命历史的叙述夸大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四新文学家及语言学者对现代语言变革的贡献。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受西方学者解读西方近代语言变革历史时所使用的"语文政治学"研究视角启发而产生的结论,此结论严重偏离了中国实际。实际上对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北洋政府的态度往往是保守的,有时候甚至是反动的;其承认与推广国语运动的举措,是被动滞后的。国语运动是一场以教育与文化普及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启蒙运动,无论当时的学者还是政府,并没有多少南北政治方面的考虑。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成因复杂,它触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时最核心的问题,胡适等白话文学运动的"旗手"对国语运动的贡献也得到了国语运动阵营的认可。相对于胡适因无法忘掉中国自身问题而误读西方文艺复兴史而言,由西方理论出发造成的对中国自身历史的误读,更是需要反思的。     

晚清白话与白话文学的实现程度——重读《安徽俗话报》

从白话及其建构的文学作品语言入手,我们重读晚清白话文运动中颇具影响的白话报刊——《安徽俗话报》,发现其使用的报刊语言是一种基于口语系统的白话,其文学创作在语言形式上主要来源于传统白话的通俗文学,并极大利用了中国古代的俗文学资源。参照胡适此时的白话实践,可以看出它们共同反映出晚清白话与白话文学的实现程度,是中国语言文字与文学语言现代转型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和语言转变的动因

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在形式和语言上迅速发生变革,是因为所依托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型态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封建社会了.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传播媒体的变革,迅速兴起的文化市场与迅速壮大的作者、读者队伍,使"五四"白话文运动跳出了文人圈子,超越了晚清的白话文运动,由此造成的文学革命对"小说"的倚重偏爱,则成为文学的语言与形式发生大转变的重要动因.     

"五四"文学语言革命思想的现代性阐释

本文阐释了"五四"文学语言革命思想的现代性价值及其意义,认为进步与发展的观念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们极力宣传的思想及其价值基础;创造与理性精神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追求的另一主要现代价值;平民化与人化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追求的直接现实目标.这种论述将语言革命从传统的工具价值层面深发到思想、内容、哲学精神的层面,凸显了语言的现代性价值.     

文学语言变革与乡土小说的早期形态

肇始于语言变革的文学革命催生了中国的乡土小说,因此,中国乡土小说的基本形态与新的语言载体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学语言变革的目的决定了早期乡土小说的体裁选择,文学语言变革的实践确立了早期乡土小说的议论风格及悲剧模式.同时,在以现代性和科学性为追求的语言实践中,早期乡土小说作者摒弃旧式文人叙事中自我把玩的文字和技巧,吸收、借鉴中外小说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形式、技巧和观念,从而创立了中国乡土小说的早期形态.     

《东方杂志》与白话文运动

中国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东方杂志>作为贯穿这一时段的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刊,对中国语言的变革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不仅为讨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见证了这一时期中国语言变革的过程,而且杜亚泉也代表<东方杂志>提出了自己的语言观和变革立场.<东方杂志>早期的语言观与"五四"主流的白话语言观是对立的,虽然坚持文言显得保守,但也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鲁迅与“五四”时期捍卫文学革命战果的斗争

<正> 我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巨大贡献,不仅表现在以《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内容与形式崭新的白话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以毫不调和的战斗姿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风暴;而且以高度的政治警惕与彻底的革命精神,在“五四”时期严密注视一切封建复古势力的反扑,坚守与扩大文学阵地,捍卫与发展文学革命成果,并清醒看待新文学阵营统一战线队伍中不坚定分子的分化,坚持将“五四”文学革命进行到底。     

试析“文学革命”时期胡适语言文字变革空间的开拓

《文学改良刍议》在"温和"的行文之中实则是相当革命的内容,完全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既有的雅俗格局,为中国现代书面语的转型以及现代文学语言的诞生开拓了新的空间。《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立一个整体的文言与白话二元对立,而由白话取代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的场景,必然涉及到空前的复杂性。《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思路表明胡适的白话思考与倡导的重大进展,"国语"的标出使得之前文言、白话二元对立的诸多问题都化零为整,而得到极大的超越。胡适这三篇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最为重要的论文,构成一个重要的语言文字变革的空间,并开放而不断生长。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民初小说语言的建构与特质

民初骈文小说的创制不失为晚清以降中国小说语言杂糅发展过程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民初文学观念的转移与文学实践面貌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民初小说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晚清以来历时性的文学语言建构情况,在共时性上全面地展现,体现为骈文、古文、以不同时期古白话为范式的白话、不同程度欧化的白话、不同程度使用方言的白话等语体加以采用。此时,文言的使用在民初小说语言之中又成为一种风气,而白话的小说语言建构相对表现得不太突出。民初小说语言在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之中并没有取得质的突破,而在内部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内卷化。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现代语言学视野中王国维的文学语言观

王国维的文学语言观念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笔可贵财富。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王国维是最早具有语言本质论思想的人,他明确地提出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思维方式一体化的观点;他虽然反对文学语言完全由文言变为白话的语言目标,但对白话语言的优势有着清醒地认知;语言建设论层面,王国维认为在中国语言系统中,引进外来词汇的术语、概念,应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步骤,他的这种观念已经非常贴近现代语言学的精神实质。     

在“铁屋子”外“打边鼓”——鲁迅介入文学革命考论

鲁迅"五四"前后的个人阅读史表明,在文学革命于1917年初经由《新青年》提倡而兴起的时候,恰是他与文学距离最远、对文学的热情降至冰点的时候。由于"新生"文艺运动溃败体验的参照,鲁迅最初对《新青年》所开展的文学革命态度冷淡,他将文学革命视为一次"铁屋子"外的思想先驱对"铁屋子"里的普通民众的启蒙行动,难于成功;后来之所以决定介入,主要出于一种友情赞助的心态。为此,他秉持明确的"听将令"和"打边鼓"意识,这种相对边缘的姿态既使得他和《新青年》同人保持步调一致,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又便于他坚持个性化的独立思考和文学表达,选择适合思想表达的文体,将思想文学化,从而对杂感与现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文体建构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