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下的国家气候传播机制研究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深化全球气候治理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高碳社会造成了今天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难于承受的副作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政府作为管理和规则的制定者,保障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软实力体现中国的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与核心地位,非政府机构、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气候传播的利益相关方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     

风险分配与气候正义

现代社会的分配逻辑正发生着从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的转型,正义分配实质是风险分配。气候正义是风险分配的关键议题,目的是实现认知和应对气候风险能力的公平分配。实现气候正义除了依靠罗尔斯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外,还需要扩充到全球正义原则。全球化与民族化、共同性与个体性、环保与发展的冲突构成了气候正义的问题背景,实现气候正义离不开全球治理,但也遇到伦理、制度和行动的三重困境。     

气候正义的政治经济学论析

气候正义反映人类对气候治理主体间根本性的价值规范和道义准则的自觉反思与价值愿景。气候正义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禀赋的先天不平衡、碳排放量的阶段性差异、气候代价的隐蔽性转移以及气候援助的实质性缺失。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气候正义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与现实内在关联,由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以及资本权力对全球气候资源的盘剥与破坏,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气候治理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造成了气候正义问题频发。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加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推动全球气候环境共建共享,构建气候治理的新局面,为解决全球气候正义问题展现中国态度、贡献中国方案。     

“后巴黎”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挑战及进路

气候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被誉为全球治理的“一面镜子”。《巴黎协定》的达成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后巴黎”时代,这使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新时代中国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引领者和建设者,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后巴黎”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理念体现为：三大全球倡议提供了包容的和平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正确的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鲜明的主体理念;主要挑战表现为：面临国内低碳经济转型、严格履约、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存在缺陷及气候外交博弈加剧等方面;现实进路可归纳为：提升国内气候治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持续推动我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重视和积极开展领导人气候外交、加强气候治理的国际对话与合作等。     

欧盟气候政策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气候变化是作为一个综合性议题引起国际社会愈加广泛关注的。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到巴黎气候大会,国际社会一直在为寻求确立一个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而努力。欧盟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关键行为体,其气候政策的制定一直以担任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为目标,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追求目标的方式策略却在不断调整。比较分析欧盟在国际谈判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欧盟正在向一个更加统一的、实用主义的"政策协调者"的角色转变。欧盟气候政策调整对于中国的气候治理及气候外交的开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气候治理:功能及其局限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为主体呈现多元化,其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具有重要意义。环境非政府组织能够对国内国际层面的气候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参与解决国际气候争端,并促成功能性的跨国合作。它们通过倡议推动气候政治的社会化,促进新型气候伦理的形成。它们进入联合国体系,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方面的作用日益上升;但受制于自身的局限,目前尚难以与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匹敌。作为气候外交的相关方,它们也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以C40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作为次国家层面中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聚合体,成为全球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忽视的行为体.城市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使其更加积极发挥自身的资源、信息和技术优势,并且,这种在地方层面对于气候挑战的共同应对推动了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形成.这一新的网络性治理形式为增强城市间的交流合作以及聚积城市层面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一个建构平台.从纵向上看,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次国家互动层面;从横向上看,为全球气候治理吸纳了更多的地方行为者,扩大了环境政策的执行空间.跨国城市网络还扮演着技术创新活动家和规范扩散者的角色,并且通过与各种外部行为体的积极合作来进一步推进城市弹性网络的杠杆作用.     

气候危机与大国博弈

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至今，人类社会与气候变化的斗争已经历了30年，但全球气候治理还难言成功。一些国家间的能源博弈与政治斗争等因素对国际气候合作的制约明显。美国等国在这方面表现突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气候危机愈加明显，国际气候合作越来越迫切。但是，国家间能源博弈与政治斗争对气候治理的拖累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为了持续推进碳减排并尽早实现碳中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必须彻底重塑其能源安全观和气候合作观，完善其气候战略，有效消除拖累国际气候合作的障碍。     

中美气候变化战略比较及其合作共赢关系的构建

研究中美两国的气候战略和政策,探寻中美双方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加强政策协调,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的效率;促进中美双方加快向低碳转型,构建气候变化中美合作共赢关系。中国可以新兴国家的身份承担国际气候治理的责任,确定和承诺到205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把限煤、煤炭清洁化利用作为中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治理雾霾污染的突破口。美国气候变化战略表现出摇摆性、外部性、双重性特征,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原因。美国的能源革命,既为实现美国气候治理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保证了国家能源安全,也成为美国地缘政治中的一张王牌。 确立“效率与公平并重、权利和责任并重、合作治理与自主行动并重”为协调和处理气候变化中美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共同行为规范和准则。把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治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架构作为提高气候治理效率和联合国主导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架构的补充机制,中美应在气候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大国引领作用。把节能、环保、低碳协同推进机制,新能源开发促进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等作为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的优先领域。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新型关系的建立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经验和路径支持。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的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趋势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开始实施,这是第一次在全球层面承认文化、创意和文化多样性在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中的重要作用。从"千年发展目标"到"2030议程",这15年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开始起步并蓬勃发展,并在政策层面进入联合国视野。而未来15年的国际文化创意产业,由于"2030议程"的出台,虽然仍然会面对全球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新媒体领域将是重要的突破口。随着中国在国际文化创意产业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在落实2030议程过程中可能会继续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气候正义:何以可能,何种原则

气候正义概念的提出可以看成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伦理回应.从气候变化引致的正义情境来看,气候正义已经成为一种合理的价值诉求,亦可论证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根本性的价值规范和道义准则.然而,不论是坚持气候资源与责任公平分配的分配正义抑或坚持溯及既往的矫正正义,还是强调世代公平的代际正义抑或强调种际之间和谐相处的种际正义,都只能在单一维度上得以阐释和解读,而无法涵纳时空向度上的所有正义关系.而将气候"类正义"作为气候正义可能的最高伦理形态,它所具有的包容性与系统性,所涵纳的方法论与价值观,可谓是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做出的有益的政治伦理尝试.     

动荡变革期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联合国回归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百年变局与全球疫情叠加,公共卫生安全与网络空间安全交织,国际社会面临全方位冲击。在动荡变革期,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和逆全球化的回潮,国际社会呼唤联合国回归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然而,联合国回归却面临体系性失衡、主体间矛盾、机构内困境等挑战。为此,联合国回归的目标框定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上,促进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转型发展;中观层面上,缓和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微观层面上,推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制改革。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需要进一步在机制对接、规范融入、议题设置等维度加强协调,实现原有机制与新兴机制相统一、民族话语与世界愿景相统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相统一,从而更好地推动联合国回归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责任

全球治理转型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全球治理概念进行解构,明确了全球治理的六个要素,并提取其中三个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理念作为转型指标,建构了分析全球治理转型的框架思路。从规范研究的角度讲,全球治理转型属于"元治理"概念的范畴,目标是实现全球善治。进而,全球治理转型应着力调和当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缺位、治理规则滞后、治理理念陈旧三个困境,体现全球善治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包容性。面对全球治理转型,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必然要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应。中国应该在推动全球治理权力和平转移、治理规则公平革新、治理理念渐进更新上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力政治逻辑及其超越

全球气候治理镶嵌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国际权力格局当中,传统国际政治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效及其治理体制的建构。传统国际权力政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某些国家凭借权力迫使其他国家接受或其自己拒绝接受某一国际碳减排协议;二是南北斗争直接影响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效,南北双方围绕碳空间和碳减排义务的分配展开激烈斗争;三是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制定权分配上的国际竞争,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在低碳经济规则制定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竭力维护其在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全球气候治理中权力政治逻辑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及该状态下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直接原因是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是南北斗争的权力政治产物,也是调和权力政治的润滑剂,同时也是引发新权力斗争的根源。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趋紧的刚性约束下,对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成为新一轮国际权力政治的核心内容。全球气候治理欲超越权力政治斗争,必须既尊重国际政治的现实,也要进一步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一条现实制度主义的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具有权威性...     

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法制应对

气候变化潜藏各种风险,气候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各国协同推进。但是,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发展的渐进性、致害的长期性等特点,加上气候变化风险的全球性,各国在风险认知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和冲突,使得全球气候治理举步维艰。国际社会应当推动气候治理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念融合,强化共识、弥合差异,在此基础上采取协同治理的举措。中国在进一步的气候治理行动中,应当坚持风险预防原则,着力化解制度风险,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气候治理体系。     

绿色气候基金运作实体创建模式选择研究

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不应包含在其他基金运作实体之中,而应创建自己的运作实体.国际社会提出了几种运作实体创建模式的预想,包括通过COP常设融资委员会设立董事会的创建模式、"G77+中国"模式、美国"三步进程"模式和基于SDR运作实体的创建模式.基于绿色气候基金运作实体创建模式选择标准的权衡,一个好的创建模式应当同时具备治理结构的公平性、融资运作的效率性和COP的政治正当性.基于SDR的创建模式较为符合选择的标准,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深层悖论——以“内涵能源”概念的导入为例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国际气候博弈在全球治理中日渐活跃.一些国家以中国不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为由,在国际上制造"中国气候威胁论".导入"内涵能源"概念这一分析变量不难发现,中国是内涵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净出口国,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论存在着深层悖论.为此,中国要在国际层次上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在国内层次上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气候治理正义与发展中国家策略

人类的现代生活模式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大量能源,并且对气候环境产生了史无前例的重大影响.气候的急剧变化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气候治理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气候治理涉及着对于治理责任和相关利益的分配,对于正义价值有着内在吁求.当代气候治理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责任分配的不公平.要实现气候治理正义,其责任的分配必须依据最低限度原则和历史责任原则进行,对于相关利益,则应该遵循差异原则.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参与大气治理,并且争取在新发展观念、新发展模式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实现气候治理正义.     

风险社会下国际气候正义的困境与出路——以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为视点

国际气候正义及国际气候治理机制是各国的追求目标和必然选择,但为什么各国对它有不同的偏好以致任何一方都不愿意为人类长远环保利益而牺牲现实利益？究其根本,在于全球气候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基于公共物品所采取的集体行动的必然困境和主权国家在采取一致行动时所固有的缺陷。由于各国对国际气候正义的理解分歧妨碍了国际气候谈判进程,阻碍了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达成,因此,必须建立为各国接受的国际气候正义理论,并确实采取有效措施来促成国际气候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