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碳排放权交易本土化的法律完善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气候谈判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促使我国由参与国际 ＣＤＭ项目转向培育“本土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虽然碳排放权交易具有较丰富的理论支撑,但是中国的碳交易依然面临“有价无市”的局面。利好的是,“后京都时代”中国碳交易法律政策环境正逐渐优化,碳交易本土法制环境初步形成。行政管制和政府干预是碳交易公平和碳市场秩序的基础,我国应当构建以行政管制为特色的碳交易法律政策体系。     

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比较与借鉴

碳排放交易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措施之一,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国际两大碳排放交易市场（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以其各自独特的运作模式成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典范。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应在碳排放交易模式、节能配额制度以及惩罚措施等方面予以完善。     

简析中国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最优性与公平性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是目前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市场化机制,中国通过CDM项目与之联系起来.本文从经济最优性与公平性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在参与其中时应当注意的问题.从经济最优化角度来看,当前出口的碳排放权交易量存在最优规模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在控制交易量的基础上,中国应当积极参与交易规则的制定,以避免在国际利益分配机制上丧失"话语权".     

低碳经济模式下的碳排放权效率探析

碳排放权问题的产生源于空间排放资源的稀缺性,根据交易费用理论,发现碳排放权制度存在效率问题.通过降低相关交易费用可以提高碳排放权效率,通过分析碳排放权的功能与效率的关系,得出碳排放权明晰的基本路径--排放权的私有化.     

低碳视阈下中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研究

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目前还处于碳金融发展的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碳金融保障制度不完善、组织体系不完整;碳金融意识不强及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上议价能力弱;缺乏统一的碳交易平台和标准;碳金融产品单一、抗风险能力弱。为此,从碳金融市场的外延看,需探索完善碳金融制度建设;从碳金融市场的内涵看,需完善碳金融交易平台,使市场立体化。     

低碳经济环境下的碳排放权确认与计量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低碳经济,应树立低碳经济观念,制定低碳政策,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加强制度创新。碳排放权应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惊醒核算,其计量包括初始计量、持有期间损益确认、期末计量、期未处置、减值处量等方面。     

“排放权交易问题”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承诺期（2008年-2012年）的结束年,面对即将来临的后京都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何去何往,这是环境法学界必须艰辛探索的命题,本期就该命题作专题讨论以飨读者。2011年12月,中外学者五十余人会聚复旦大学就碳排放权交易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河海大学晋海副教授就低碳城市建设的立法问题,复旦大学法学院刘画洁博士就低碳城市建设中的个人碳排放行为的法律规则等问题分别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论我国对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治理体制的借鉴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目前已经成为公认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欧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多国家参与的碳交易体系,其双层治理结构为我国建立一套系统的碳交易治理体制提供了借鉴.由于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碳排放总量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按照碳排放量划分不同的区域,在中央和地方实行纵横交错的网络化碳排放权交易治理体制势在必行.     

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能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证据

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既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6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样本,针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这一目前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表征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该政策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生相关环境政策的协同效应而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大城市及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为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推动全国碳市场的全面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英国发展低碳经济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不断提升,严重破坏了整个生态环境中的碳平衡,使得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是单一国家的环境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公共环境问题。因此,在国际社会都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背景下,低碳经济应运而生,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低碳经济已经在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在响应国际节能减排的号召向低碳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积极借鉴英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论中国碳价调控的法律路径——主要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为借鉴

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碳价主要由市场形成,但政府在特定情形之下依法、科学调控碳价,是碳交易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碳价发展困境及其调控动向,揭示了政府依法调控碳价的必要性与重要路径。从理论上说,政府依法调控碳价的基本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政府定价、限价等方式调节碳价水平,二为借助间接的立法调整与直接的市场调节手段来调控配额供求。以欧盟为鉴,中国碳交易试点对碳价调控进行了前瞻应对、积极探索,丰富了碳价调控的理论与实践,但在法律依据、调控条件、具体实施等方面仍存不足,需从法律框架构建、具体调控路径设计等方面进行针对性完善。     

碳排放权交易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如何影响高碳排放行业,如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长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话题。双重差分法是近年来识别碳排放权交易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常用研究方法。以2014年开始试点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能够通过筛选外商对内直接投资(IFDI)的质量,进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双重差分法设定条件、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更改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后,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     

碳基金的法律解读

碳基金是《京都议定书》三个灵活履约机制框架下的一种金融工具,有利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实现.文章分析了碳基金设立的法学基础,界定了碳基金的涵义.通过对世界银行托管的碳基金、日本温室气体减排基金、英国排放贸易基金、欧洲投资银行管理的碳基金运行模式的分析,认为碳基金在法律上的定位应当是投资基金,在设立和运行中运用了信托原理,但是与一般的信托相比,碳基金在投资目标、投资主体、投资领域、投资收益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中国的碳减排路径与战略选择——基于八大行业部门碳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

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如何实现低碳发展事关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研究结果发现:经济规模每增长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5百万吨(MT),但是不同行业间经济增长的边际碳排放量差异很大;经济结构重型化加剧碳排放的增加,制造业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增加56MT;技术进步推动能源强度下降,是减少碳排放的核心动力,能源强度每下降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减少33MT;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碳排放密度居高不下,能源结构变化的减排效应并不显著,但是,综合碳排放密度下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现出能源结构优化的迹象。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促进节能技术与工艺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中国低碳发展的必经之路。     

中国碳金融对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CDM视角的实证研究

碳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刚刚起步。中国作为《京都议定书》"附件二"国家之一,在第一承诺期内暂无减排义务,目前主要借助清洁发展机制(CDM)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活动。选取2006年到2010年我国十个省份基于CDM碳交易的预计碳减排量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碳金融对各省份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各地区单位GDP的碳减排量对其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是显著的,即发展碳金融有利于促进各省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     

中国如何获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来自欧盟、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在国际会计标准领域,欧盟通过借助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这一民间国际组织成功改变了长期受制于美国的尴尬局面;而美国则企图通过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实现"回归亚太"、维护其经济霸权的战略目标。积极地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在获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方面的成功经验,尤其是这些国家实施"借鸡生蛋"策略、以国际组织为媒介维护自身利益的做法,是中国以更加自信的态度在国际事务中"积极作为",获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以及在地区与国际秩序构建中取得主动乃至主导权的有效途径。     

国际经验对我国能源管理机构改革的启示

本文从我国能源领域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入手,分析了我国能源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通过比较美、日、英等国国家级能源管理机构的战略目标、组织架构的异同,提出我国现阶段的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应当以能源安全、经济效率和环境可持续为目标,建立权威的、统领全部能源产业的国家能源管理机构,该机构应具有政策制定、市场规制两大核心职能,同时兼顾科技管理、信息分析等一般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