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碳排放权交易本土化的法律完善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气候谈判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促使我国由参与国际 ＣＤＭ项目转向培育“本土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虽然碳排放权交易具有较丰富的理论支撑,但是中国的碳交易依然面临“有价无市”的局面。利好的是,“后京都时代”中国碳交易法律政策环境正逐渐优化,碳交易本土法制环境初步形成。行政管制和政府干预是碳交易公平和碳市场秩序的基础,我国应当构建以行政管制为特色的碳交易法律政策体系。     

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比较与借鉴

碳排放交易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措施之一,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国际两大碳排放交易市场（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以其各自独特的运作模式成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典范。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应在碳排放交易模式、节能配额制度以及惩罚措施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气候变化领域排放权交易之管理模式

自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将排放权交易列为减排温室气体的灵活机制之后,排放权交易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和熟悉,目前已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最为重要的环境管理手段之一.作为一项较新的环境管理手段,排放权交易的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即绝对控制模式与相对控制模式.文章着重论述这两种排放权交易管理模式的构成要素,比较两者的优与劣,并针对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进行实例分析.     

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概念界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在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碳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从"概念-理论-因素"出发构建碳金融市场发展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狭义的碳金融主要涉及绿色贷款和服务温室气体减排的投融资活动,广义的碳金融一般泛指围绕发展低碳经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并降低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金融活动;依据公共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高碳排生产企业容易出现"搭便车"行为,明晰碳排放权及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可以有效实现碳减排目标;碳排量分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结构、产业转移、碳排放权定价机制等对碳金融市场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企业碳会计核算内容论析

目前理论界对碳会计核算内容的界定尚未统一,但对碳会计核算内容的正确界定是碳会计核算的必要前提。从企业层面考虑,在假定企业有强制减排任务的前提下,循着碳循环过程进行分析,企业的碳会计核算内容应该包括碳排放会计、碳固会计和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碳排放会计,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进行核算;企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可以通过碳汇吸收消化掉,或者通过碳固技术将其封存起来,这就是碳固业务;有强制减排义务企业的碳排放权交易业务,主要是碳排放权的取得及确认及碳排放权的交易及核算。     

EU-ETS的发展成效、运行机制及其启示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欧盟建立了覆盖25个成员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EU-ETS由此确立。在EU-ETS"总量-交易"模式下,各成员由于不同的减排目标和边际减排成本,酝酿并产生市场交易,具体表现为边际减排成本较高的国家或行业通过市场购买履行减排义务,而边际减排成本较低的国家通过售出多减排的配额获得支付。总结EU-ETS的成功经验,分析和汲取其实际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和教训,由此构建中国特色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对于中国在未来世界碳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大有裨益。     

全国统一碳市场碳配额的总量设定与分配——基于碳交易三大特性的再审视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交易商品的同质性和无形性使得构建全国统一碳市场成为可能。碳配额的供给一次性、履约跨期性和需求刚性等特征使决策者难以精准设定碳配额总量;控排企业间的碳排放差异尤其是行业内碳排放强度的地区间差异导致统一的碳配额分配方法容易产生"鞭打快牛"效应或者"拔苗助长"问题;此外,当前各试点市场调节和保护市场的配额再分配机制也有待完善。鉴于我国统一碳市场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当前宜遵循"总量从宽、配额分配从紧"的碳配额总量设定和分配原则,使用基于历史排放—减排目标的"历史—基准趋近法"进行配额分配,以避免统一配额分配方法的弊端,并通过"碳资产池"、浮动的CCER抵消机制等配额再分配调节机制应对市场异常波动。     

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思考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被公认为在低碳经济下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其立法问题已成为法学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为了保障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势在必行。我国已有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为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应在原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从交易原则、交易制度、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交易内容、交易程序、法律责任、救济途径等方面展开立法研究,从而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应对气候变化: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承担的减排压力相当大。国际节能减排措施主要有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本文在介绍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国外实践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两者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不同时期我国应采取不同的减排手段:在短期我国宜先开征碳税,促进企业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但长远来看,碳排放权交易措施应成为调控主导。     

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能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证据

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既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6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样本,针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这一目前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表征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该政策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生相关环境政策的协同效应而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大城市及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为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推动全国碳市场的全面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中国碳金融对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CDM视角的实证研究

碳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刚刚起步。中国作为《京都议定书》"附件二"国家之一,在第一承诺期内暂无减排义务,目前主要借助清洁发展机制(CDM)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活动。选取2006年到2010年我国十个省份基于CDM碳交易的预计碳减排量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碳金融对各省份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各地区单位GDP的碳减排量对其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是显著的,即发展碳金融有利于促进各省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     

碳交易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成本效益机制研究——基于试点省市高耗能行业的模拟

中国加快建设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具有减排促进和成本节约效应,但其成本效益有多少,还未有讨论。运用方向产出距离函数和随机前沿的方法,测度2001—2017年中国碳交易试点省市六大高耗能行业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并通过多维度的碳交易模拟分析,证明了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巨大潜力与经济环境“双赢”目标的可能性。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整体均呈现上升趋势;相同行业不同省市间进行交易时,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可实现的最大可节约成本最高,为987.482元/吨;相同省市不同行业间进行交易时,广东省可实现的最大可节约成本最高,为411.300元/吨;不同省市不同行业的跨组别分析中还验证了存在跨省市跨行业之间的交易可获得的收益高于单一组别碳交易可获得的收益。同时,与全国水平相比,省级分行业的碳强度仍然有较大的下降空间。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在全国碳交易市场中纳入更多行业的必要性。     

论我国环境排放权交易市场设计

本文认为,促进区域发展与诱导技术创新是环境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主导职能。相应地,环境排放权交易制度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环境资产使用权交易,另一种是环保履职能力租售交易。我国应从排放权交易的两种类别出发,结合污染物所产生环境问题特征,按类分层设置全国排放权交易市场与地区性(流域性)排放权交易市场。     

省域碳排放交易制度构建条件与路径

碳排放交易制度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工具,是低碳经济建设的重要制度基础.近十年,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出现了区域化趋势;浙江省节能减排工作努力,为构建省域碳碳排放交易制度创造了日趋成熟的条件.建立省城碳排放交易制度应遵循渐进方式:先着手制度设计,后按规划顺序推进;先突破自愿减排,后践行强制减排;先发展基础交易,后创新衍生产品;先启动省域市场,后接轨省外市场.     

维护中国发展权视角下的国际碳博弈——兼议经济增长与气候变化问题之争

在世界范围内减少CO2排放,控制全球气候变暖不仅是环境与生态问题,更是关乎各国未来经济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碳排放权与发展权的紧密关系促使着每个国家都尽可能多地争取CO2的排放权,从而享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作为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理应为其对能源的超前消费行为买单,率先进行减排,履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所做出的减排承诺,而不是利用其政治与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在国际碳博弈中设置有利于自身的规则。针对发达国家推卸减排责任的霸权主义行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应当享有的发展权,从碳排放空间、碳排放权以及碳排放交易等多方面入手,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行碳博弈,争取更长的排放时间与更大的排放空间。     

基于排放强度的产业间碳交易模型研究

以总量控制为主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已在全球二氧化碳减排行动中产生显著效果。但作为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的碳排放大国,中国选择以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目标建立产业间碳交易市场,逐步控制以至降低排放总量,既符合碳排放的国际公平、历史公平原则,更是当前或今后一个时期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通过对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碳排放强度的测算,设计了二、三产业不同企业间基于碳排放强度的交易机制理论模型。按照一二产业购入、三产售出碳指标的交易原则,得出在碳交易前后均衡产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数据。结果显示,各产业碳排放强度均显著下降;高排放企业的产能受到抑制;政府的管理途径增加。     

碳基金的法律解读

碳基金是《京都议定书》三个灵活履约机制框架下的一种金融工具,有利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实现.文章分析了碳基金设立的法学基础,界定了碳基金的涵义.通过对世界银行托管的碳基金、日本温室气体减排基金、英国排放贸易基金、欧洲投资银行管理的碳基金运行模式的分析,认为碳基金在法律上的定位应当是投资基金,在设立和运行中运用了信托原理,但是与一般的信托相比,碳基金在投资目标、投资主体、投资领域、投资收益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企业碳预算体系构建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在我国的全面展开,企业务必从预算角度进行调整以适应行业要求,但目前各行业仍缺乏满足要求的预算体系。本文提出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企业碳预算体系,进行从生产经营到回收处理全过程的预算活动设计,通过碳足迹追踪确定减排关键点,计算本期企业预计碳排放总量,与当期碳排放配额进行比较,考虑采取碳减排措施,将低于配额部分碳排放权进行市场交易,通过计算分析投入产出比,综合碳减排成本与碳交易收益,以制定碳减排技术、设备和低碳材料的相应决策。     

全球气候变化法律应对及“后京都时代”我国的对策

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即将来临,中国作为世界排放大国必须切实减排。为此,一方面需加强减排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和减排承诺,另一方面应依法合理地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共促减排目标实现,同时对碳关税等新型贸易壁垒可能对我国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和损害也应积极应对。     

个人碳排放行为的法律规制——以碳中和理念为中心

全球气候变暖,减排势在必行。个人碳排放虽然在我国碳排放总量中所占比重不大,但鉴于耗散结构的作用和间接排放的影响,个人减排对我国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在低碳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应厘清碳中和理念的内涵,在借鉴国外碳中和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我国个人碳排放的法律规制路径,逐步建立包含信息披露、补贴和标准制度在内的碳中和法律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