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默”与“失范”之间——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底层方式

作为现代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利益表达是利益博弈的基础和社会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由于资源的匮乏和外部支持的缺失,底层表达成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主要方式。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的道路上要么做沉默的羔羊,要么被迫采取非常规形式,成为冲撞红线的失范者。在和谐社会的今天,政府应加强立法,注重制度建设,完善弱势群体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加快公民社会建设,培育弱势群体自身的利益表达团体,发挥民间组织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的作用。     

从弱势群体结社权看我国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

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权利,充分主张的结社自由权是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提升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的。现阶段,我国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结社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项声明性的权利,尚未得到实体法的保护与主张。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弱势群体社会权利贫困开始成为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其权利表达渠道的缺失和表达手段的缺乏成为制约其有效维权的主要障碍。如何在制度层面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并提高其自身争取利益的能力,本文认为,实现弱势群体有组织政治和社会参与尤其是其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和追逐渠道的建立,是改善其弱势地位的必要条件。     

从弱势群体结社权看我国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

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权利,充分主张的结社自由权是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提升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的.现阶段,我国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结社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项声明性的权利,尚未得到实体法的保护与主张.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弱势群体社会权利贫困开始成为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其权利表达渠道的缺失和表达手段的缺乏成为制约其有效维权的主要障碍.如何在制度层面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并提高其自身争取利益的能力,本文认为,实现弱势群体有组织政治和社会参与尤其是其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和追逐渠道的建立,是改善其弱势地位的必要条件.     

利益表达平衡:社会正义的内在要求——我国社会不公发生逻辑与社会正义实现方式的政治学分析

社会不公日益成为我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我国为何出现社会不公,目前国内学界主要有五种解释。作为转型中的大国,我国所面临的社会不公问题必然是综合型的,导致我国社会不公的因素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我国的社会不公,是政治领域利益表达不平衡造成的,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弱势群体在政治领域处于失声状态,缺乏有效的机制合法表达其正当的利益诉求;二是强势群体拥有丰富的资源,运用不同的策略,对政府的决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国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一方面要提升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则要有效限制强势群体左右公共政策的力量。     

城市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其对策分析

社会弱势群体主要是从经济地位上划分的,但经济上的"弱势"必然转化为政治上的"弱势",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和途径,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得不到保证,他们的利益不能通过政治参与来表达,这些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问题就显得非常突出.文章拟就城市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问题做一个初浅的分析.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在性质上是基于利益博弈的底层抗争,具有内在结构和正反功能。社会抗争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是抗争政治研究的重点。学界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适应了中国社会抗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特殊性。以上两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抗争的治理,使抗争达到有序化、有益化的效果。为此,要在治理的理念、主体和内容上进行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当前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下,必须探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联,建构以政党为中心、国家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社会抗争的政治逻辑。     

和谐社会背景下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现状分析及路径选择

我国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存在主体自我意识发育程度不高、体制性的利益表达机制渠道不畅通、非体制性利益表达方式频繁发生、利益表达客体的回应机制效率低下等弊端,要改革和完善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路径包括提高弱势群体的表达意识扩大其政治参与、完善体制内利益表达机制规范体制外表达机制以及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利益表达客体的回应机制。     

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探析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弱势群体,是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一个热点问题,他们的利益表达也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有关社会体制改革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利于利益均衡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现实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通过构建有效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使其能够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自主、理性、合法地进行利益表达,从而由权利均衡走向利益均衡,是促使弱势群体走出困境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     

行政学本土化:内涵、意义及路径

近年来,随着我国行政学的发展,行政学本土化问题开始进入国内学界的研究视域。虽然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学界对于什么是行政学本土化、行政学为什么要本土化、行政学如何才能本土化却未能给予科学而清晰的回答。基于对本土化概念的阐释,行政学本土化应是中国人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对中国行政场域进行研究,并进行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建构的过程;行政学需要本土化,行政学也能够实现本土化;行政学本土化是"由外而内"的本土化和"由内而外"的本土化的有机统一。     

论结社自由及其实现--弱势群体结社权与中国市民社会培育

在西方,现代性的结社自由和独立社团是以市民社会为依托的.中国改革路向决定了,无论是就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市民社会之发育,还是建构于其基础之上的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实现,与西方存在着因初始条件不同而相异的路径选择.改革的深化,使多元利益群体形成及群体性利益博弈成为新制度安排中最需要重视的社会现象.但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尚没有相应形成,特别是弱势群体因缺乏相对平等的主体地位与合法有效的组织手段,成为社会影响力和权益保护最弱的群体是目前实现社会利益均衡与整合的最突出问题.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合法博弈主体地位之取得与制度化表达渠道的建立,既表现为自身民主能力的培育,更取决于结社自由制度化权利的保障.因此,就中国社会领域改革现实而言,弱势群体的结社权在一定意义上更能体现结社自由价值理念的本质内涵.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障碍的原因分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失衡导致社会断层日益加剧,弱势群体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由于弱势群体存在表达渠道阻滞,表达平台缺失,表达内容片面,表达意识淡漠等障碍,弱势群体在利益诉求输入环节受阻,导致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链条断裂,从而无法实现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政策和制度的输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得不到有效化解,直接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给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与城市公共安全

在成功案例示范与鼓励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损后往往选择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从而给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安全以及民主法治进程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采取非制度化方式表达其利益诉求主要源于制度化渠道的"形宽实窄"以及现行城市管理存在的"制度歧视"。唯有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我们才有可能减少该类表达行为的发生,从而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水平。     

非制度化信访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增,导致了大量非制度化信访,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化组织程度较低、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虚置、信访部门责重权轻、公民的＂官本位＂意识和清官情结是非制度化信访的重要成因。要从根本上解决非制度化信访问题,就必须崇尚公平正义,确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理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疏通政治参与渠道,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参与效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培育法治型、自主参与型政治文化;深化信访制度改革,重新配置信访的职能。     

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化解的启示

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保持政治稳定的过程.造成社会失序的根源不是贫困和落后,而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政治参与需求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失衡,这也是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频繁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必须给不同利益群体提供广泛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不断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化解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借鉴意义在于通过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保障群众有效利益表达、完善听证制度,确保群众源头参与以遏制民生矛盾、扩展基层政治参与途径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培育新型政治文化,切实提高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     

网络时代我国公民的非制度化参与研究——以“开胸验肺”网络维权行动为研究视角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在互联网的助推下,网络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对社会冲击的广度与强烈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时代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典型表现.通过观察近几年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维权行动是一亮点.本文以政治参与理论为支撑,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对网络维权行动的发生机制与性质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以特定利益诉求为目的但并不冲击现行政治统治的网络维权行动应被政治体制所吸纳,成为利益表达的常态.     

构建刚性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下任务

党和国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战略已从六方面主要工作的"纬向"、用15年左右时间建设的"经向"和所要把握好的三个关键度上,在宏观层面完成了规划,但要把宏观的架构落到实处,在微观层面还必须尽快规划和构建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必须正视弱势群体,理解弱势群体的首要人权,透视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态特质,预见弱势群体的潜在影响;必须体恤弱势群体,了解弱势群体利益缺失之缘由,分析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滞障;必须照顾弱势群体,要从唤醒和培养全社会正确的人权理念和"社会良心"、树立和阐释区域内资源"质"、"量"有限和"占补公平"观念入手,以回应和保障弱势人群的权利诉求为目的,尽快规划和构建一些刚性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     

论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与社会公正

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权利的贫困,即在政府主导的各种价值分配中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公共政策制定中,弱势群体的愿望和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真实的反映,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弱势群体处于政治参与权利不平等的地位。社会公正的实质是社会主体权利的平等性,而转型期弱势群体在政治参与权利上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所以解决好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是促进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场利益的重新调整,一些隐藏着林权矛盾的村庄在改革后出现了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文章以闽西北J县为主要研究个案,剖析了体制内常规救济渠道不畅导致失山农民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提出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在制度安排视角上增强政治合法性。     

论西方现代利益集团政治的产生动因、基本特征和主要缺陷

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化彻底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不仅社会利益集团组织有了新的发展,而且社会政治组织(特别是政府和政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就为西方现代集团政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参与的空间.现代集团政治出现了政治活动范围大为扩展,通过政党政治来进行利益表达,从多元政治走向中庸政治或保守政治,使政治更趋制度化、规则化等基本特征.然而,现代集团政治也有加剧政党政治"衰败"、使多元政治走向寡头政治、跨国性集团政治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等主要缺陷.     

社会质量理论视野下的政治参与——兼论西方概念的本土化问题

"政治参与"的研究应仅仅关注自主参与和合法参与,还是承认、包容动员参与和非合法参与,这是该领域内学者的主要分歧之一。社会质量理论从五个方面完成了对于政治参与概念的"容纳与超越"。运用2010年上海社会质量问卷调查的部分数据,将政治参与和社会质量同时作为外来的理论概念,分析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本土化问题,可以看出:不仅中国的政治参与状况异常复杂,西方的有关理论无法套用,而且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对此的测量也有力所不逮之处,有必要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