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礼学、人学与天学——兼论荀孟异同

荀子拿出具体的制度设计、政策设计,把儒家人道学变成为切实可行的做法。荀子认为礼义是人类结成群体、组织社会、维持秩序的必要设施,主张王霸杂用,礼法双行。通过解剖人性,他论证了两手并用的政治哲学原理的可行性。荀孟的理论分歧,主要不在人学方面,而在天学方面。荀子把义理之天还原为自然之天,发展了孔子"天何言哉"的思想。     

心的性化：荀子与儒家心学初成

“善解荀子”与“统合孟荀”是近年“荀学热”中涌现的新见,这对于重新认识荀子、消弭荀孟之间的思想张力大有推进之功,但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荀孟对峙”的刻板印象。从语言哲学角度看,尽管荀孟在概念使用上存在错位,但其对广义人性的理解一脉相承。荀子从所谓“性恶”出发,通过“以伪别性”将“善”的问题引向了“心”,“心”不仅是恶的来源,也是善的依据,呈现出多维立体结构。同时,荀子也意识到“心”作为德性之源并不能保证德行的实现,主张以外在的师法礼义治气养心、化性起伪。荀子对“心”的完整结构及其限度的发现使滥觞于孔孟的儒家心学至此方谓初成。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国哲学"为学之方"的经典表述,以后的朱陆之辩在语言学上实际上是出于对"而"字解读的不同.从义理上看,则是自孟子、荀子以来在认识论上"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分野,也和自张载以来知识论上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相关,这种为学工夫论之争也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哲学本体论分歧在方法论上的反映.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不是本末之争而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之争.关键在于二者所理解的知识仍是"道德知识",最终都仍是落在修身成圣这一目标上,这也和中国哲学德性至上的大传统相符.     

学衡派诗学的形成、重构与融合

学衡派在中西古今会通视野中,致力于传统的现代转换,进而开拓旧体诗学新天地。从共时性来看,学衡派诗学的诗歌语言观、形式观、文学发展观、批评文体观是在五四新旧文学论争中形成并不断修正的。就历时性而言,学衡派诗学在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换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对"诗界革命"的开拓、对"同光体"的新探以及对现代词学建构的贡献,充分体现了新旧过渡时期中国诗学转型的另一种途径与可能性。虽然学衡派内部因各自诗学渊源、旨趣及个人际遇的差异,在宗唐与宗宋、趋新与改良、诗史互证与审美批评上存有分歧,但依旧在分歧中走向融合,折射出学衡派诗学的复杂与多元面貌。     

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的重新评述

大量关于"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或"财政主义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之间激烈论战的报导付梓于报刊杂志,使得人们认为二者的分歧很大,互不相容,但通过分析后可知,这远非事实真相.     

论荀孟斗争的阶级实质

荀孟斗争是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后儒法之间的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这是我国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革命变革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上层建筑领域中改革与反改革的尖锐斗争,也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一场你死我活的     

王阳明仁学与朱子仁学之比较

朱子与王阳明是宋明理学的两个杰出代表,他们都构建了系统的仁学思想。本文主要从"仁之得名"、"仁智关系"、"万物一体"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他们在仁学上的差异,对这种差异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朱子学与王阳明学的分歧。     

主体面向与学术分野——王阳明不说起陈白沙的原因探析

宋明理学史上,王阳明与陈白沙二人学术思想相近,但阳明从不说起白沙.本文认为,陈、王二人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重大分歧.阳明因结交白沙弟子湛若水,得闻白沙的"自得之学",这对阳明产生了极大的激励和影响,这是白沙的先行之功对阳明最重要的影响,也是白沙开启明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中,白沙与阳明并无二致,完全可以称为一脉相承.但由于哲学家的主体性面向的差异,或者说,由于不同现实关怀的差异,根本上决定了阳明学与白沙学的分歧.     

泰州学派研究的省思与定位

泰州学派是阳明之后一个主要学术流派,在阳明生前逝后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泰州学派成员地域分布广泛,学术思想驳杂,与“名教”所认同的“中行”相悖,自明晚期以来就受到理学内部的批判。在近现代学术研究中,泰州学派的学派归属问题存在分歧,另外由于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研究者往往将泰州学派视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是与传统社会相决裂的“革命者”。但泰州学派并非理学的反叛者,而是理学内部对自身诸多弊端的批判者。     

西方两大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演进与分野

国内研究经济学史的主流观点认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消长、替代的历史。本文认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纳为两大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即自发型自由主义和理性型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动态演变过程,它呈现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趋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大思潮占有不同的地位。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两大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根源于“演进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分歧和争论。两大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分歧事实上要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少。     

我国亲子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再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现代中国人亲子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若干分歧,主要体现在:1.亲子关系模式是否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反馈模式"是否已被时代所抛弃?2."代沟"是否存在?3."孝道"是否衰落?基于文献考察与反思,我们认为造成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概念理解、研究视角与方法上的差异。     

《荷塘月色》情爱主题的叙事学证明

对《荷塘月色》的主题理解一直存在着分歧。但无论是"政治说"还是"人生感伤说",基本的思维都是从文本外部而不是从文本内部进行论证。本文则从内证出发,以文本提供的信息为根据,运用现代叙述学理论,分析论证了《荷塘月色》的主题乃是叙述人"我"的情感压抑、倾诉和彷徨。     

"交叉压力"与两岸关系和谐发展

两岸关系中的冲突或分歧或将长期存在于和平发展进程中,冲突本身所具有的整合性功能却可能使其成为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力量.随着两岸民众、团体、政府间互动的深化,两岸多元化的社会逐步形成,相应的冲突或分歧也逐步增加,作用于两岸主体和社会的各种冲突或分歧的交错产生了"交叉压力",而高度"交叉压力"有助于消解两岸分歧的两极化危机,两岸间多维的角色、组织、利益、认同联结,最终影响两岸主体的行为模式,作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践,将两岸连缀为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过渡到和谐发展,"交叉压力"是一种基本路径和作用机制.     

论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史学浙东学派的概念嬗变

在这组概念中,"浙学"最早出现,但最迟为当代人所认知。"浙学"概念的嬗变,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宋代浙学,二是明代浙学。今日的"浙学",应理解为广义的浙江地区的学术文化,或浙江特色的学术传统。清以后,才开始出现以"浙东"为地域核心的学术术语。最早以"浙东"为地域核心的术语是"浙东学派"。接着是"浙东史学"与"浙东学术",均是18世纪的章学诚首先使用的。"学派"就是"学脉",强调的是学术发展的一脉相传性,而不是现代门户意义上的派别。必须从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二分角度,讨论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学派诸问题。它应是一个认知意义上的谱系建构问题,建构是记忆的重新组合,组合的标准与方式,是由建构者当下的语境与目的所决定的。     

＂社会法＂概念的基本分析

"社会法"概念是社会法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在西方主要国家,"社会法"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都已日趋完善。但是,各国所使用的"社会法"概念却各有不同。这就给我国社会法的研究在理论上带来了认识的分歧和模糊。文章通过解读西方国家"社会法"概念的基本含义后,比较分析了我国目前"社会法"概念研究的三种主要理论。作者认为,"社会法"的概念必须包含:"社会权利"、"弱势群体"和"社会问题"等基本内涵。只有厘清"社会法"概念的理论分歧,统合它们的基本内涵,才能更好地在理论上推动我国社会法的理论研究和深入发展。     

“马克思学”一词源流的新发现

国内外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学"一词是吕贝尔首创、西方所特有的。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学"这个概念的首倡者是梁赞诺夫,他发起了苏联马克思学的创建大业。在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相继兴起之后,我们呼吁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共同努力,借鉴与超越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创建中国马克思学。     

“禘”解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在经学史上,关于"禘"的理解历来就存有分歧,尤自郑玄、王肃以降。至唐代《五经正义》颁之国胄,世人治经唯郑之从。然而,民间也出现了以赵匡为代表的新的学术动向且开宋学先风。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虽采赵匡之说,但因朱子不满程子解"禘"而程朱之判已明;虽然学宗朱子,但是以吴澄、陈澔为代表的门人后学对"禘"的理解也有区别。因此通过对"禘"的研究,可以一窥朱子学在经学领域,尤其是礼学研究方面的精微化趋势。     

英美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分歧与合作的原因

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支持美国的在朝鲜行动并派兵参战.但因两国在朝鲜战争中有不同的目的和利益诉求,分歧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鉴于对付共同敌人的目的以及英国所具有的"唯一可以依赖的真正盟友"的地位,美国有时也对英国让步;作为英国来讲,其外交的重点和核心是维护和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所以也需要对美国妥协.朝鲜战争中英美的分歧与协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美关系的复杂性与非对称性.     

"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清末民初“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大分歧

本文追溯厘清中国20世纪"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两个概念的生成、分歧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学议题。主要论点是:就中国"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两者割离分歧的起点,一般咸被指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但事实上更可追溯至晚清梁启超等人的"新小说"理念。"雅"、"俗"两者之间的分歧到1920年后成为普遍接受的论述,其政治倾向压倒美学意义,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文学创作的政治倾向不但削减了现代文学的主体性,也反映出菁英群体对民间文艺的警觉和掌控文化生产的企图。总结以上观察与检视,本文将清末民初此种就"雅"、"俗"文学的隔离命名为"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