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跨文化道德准则的建构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佛教文化的传播之路,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传法僧经丝绸之路入华译经传教,中国本土的求法者通过丝绸之路西行求法。佛教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之所以取得成功源于佛教的中国化选择,佛教戒律是佛教道德准则的集中体现,其主动融合儒家传统道德准则中的忠君、爱国、孝亲等内容,形成中国化的戒律,同时对儒家传统道德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五戒中的杀戒不仅使中国佛教形成食素的传统,并对儒家祭祀制度影响深远。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道德准则之间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跨文化道德准则。     

宋代三佛齐与广州的佛教文化交流考述

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印尼群岛是中西海上交通的要冲和中转站,而于唐宋之际兴起于今印尼境内的三佛齐王国(Samboja,Sambaj,907—1397)则是当时海上丝路的贸易强国,同时也是佛法东传的重要驿站和集散地,即使在印度本土佛教消失之后,仍然是佛教中心之一,与宋朝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广州作为南海丝绸之路始发港和商贸中心,与三佛齐在佛教文化交流、僧商人员往来、佛化外交活动方面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随着佛教在两地的兴盛,双方交往中出现了佛商互动,即以商养佛、以佛促商的互动局面,广州蕃坊中出现弘传佛法的三佛齐人,三佛齐商主帮助广州修复道观、购置寺院田产,在在显示了三佛齐与广州之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互动及其对双方社会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曾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明清时期 ,是其发生演变并最后终结的时期。虽然从形式上看 ,中外海上交通的道路并未如古代陆上的“丝绸之路”那样因阻断而荒废 ,反而借着西人的东来殖民而更趋畅达和兴盛 ,然而中西之间贸易关系的性质却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传统模式的“海上丝绸之路”正日渐让位于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中西贸易关系。     

宋日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

两宋时期,我国对日贸易不仅肩负着商品流通的使命,也进行着文化传递,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宋朝商船将搭乘船只的中国商人、僧侣、工匠、医者等送入日本,更有部分人士定居当地,为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整个宋代319年的历史中,北方、西面少数民族势力突起,常年战事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迫中断。但是,造船术的改进、航海术的提高、手工业的发达带动了海上贸易渠道的发展,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     

略论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几点变化

五代以降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转型”时期,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内容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灵州路的兴起是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贸易路线的显著变化,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位于鄂尔多斯台地边缘的夏州和宥州在维系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秦州路也并未因吐蕃的进逼而完全失效。在贸易主体方面的突出表现则是回鹘商人在陆上丝绸之路上“异军突起”,使得五代以降的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了一个“回鹘时代”。     

六朝时期的南海商人及其贸易网络

六朝时期连接海洋与陆地贸易的群体,最初因肤色较黑被统称为“昆仑”,齐梁之际始称“南海商人”。这一共同的身份标签,实际掩盖了群体成员之间地域、身份的差异,其中既有异域商贾,也有本国替主人经商的奴客。南海商人概称的变化反映出海商群体结构的变化,是南海贸易发展的结果。经营策略上,南海商人与高僧结成共生关系,这并非完全出自商人的宗教信仰,而是隐含着依托高僧规避盘剥及获取商机的现实考量。高僧与南海商人同行,受其馈赠进入建康,结交权贵可帮助其扩展人脉,营建法事则为其带来巨大商机,故二者交往不绝。南海商人的贸易网络随佛教传播由沿海深入内地,形成通江达海、往来吴蜀、北上青徐的格局,并与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贸易闭环。     

五代、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

五代、宋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虽然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段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关注较少,但一些相关成果涉及到这部分内容。本文重点就五代、宋时期中原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辽、金政权与西方世界、西夏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等内容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一并以评论。     

关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思考

公平公正、互利互补的商贸往来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海丝之路是世界诸多国家人民共同努力开创的交流发展之路。强调共识,加强沿线国家互动与交流,这是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使命。针对当前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现状,建议加强国内外合作,促进福建海丝历史研究,保护、利用物质遗存,开发海丝文化旅游,面向华人华侨,重视海丝文化的传承教育与宣传。     

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自秦汉以来，中国利用海上交通主动开展中外商业贸易交流，形成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对应的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有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近年来得到一定的开发利用但还很不够，要放眼国际、整合资源、打造品牌、利用现代科技、开发现代旅游，做好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这篇大文章。     

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

在古代中国 ,不论是官方往来、民间交流 ,或是其他方式的交往 ,终究受制于一定条件。而且 ,由于政治制度、文化背景乃至风俗习惯的差异 ,各地之间的交流往往存在着很深的隔阂乃至偏见。惟有佛教文化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绝大部分统治集团 ,多视佛教为神明 ,顶礼膜拜。因此 ,各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几乎是无条件的。六朝僧侣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 ,纵横南北 ,往来东西 ,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 ,也在传递着其他丰富的文化信息。其影响所及 ,不仅渗透到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从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及其文化交流的若干途径看 ,从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佛教思想对于中古诗律演变、中古文学题材、中古文学思想的巨大影响等方面看 ,六朝僧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传播过程中 ,的确起到了特殊和重要的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和平友好之路,更是文明互动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南海、印度洋沿岸国家及非洲、欧洲诸国物质和精神文明双向交流的通道。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中,无论地处东方的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是位于西方的埃及人、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均对这一海上交通的开辟、诸水域网络的连接与拓展做出了贡献。与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绸之路开辟时间晚,但其辐射范围广,社会影响大,持续时间则更为恒久。通过这条航道,古代东西方国家不断输入新鲜血液,促进了其肌体的新陈代谢和营卫调和;同时沿线国家通过海上交通干道所系连的分支网络,交流往来,取长补短,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就此意义来讲,"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亚、非、欧各国走出封闭,打破孤立,开启门户,放眼世界的助推剂。     

论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交流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与拓展

西方古典作家曾记载东汉时期马其顿商人来华一事。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不仅据此复原了这些商人所行的路线,还将这条横跨欧亚大陆、连接东地中海地区与黄河流域的陆上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术语反映出丝绸在古代中西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李希霍芬虽然最先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却并未将它作为研究重点,而且他认为丝绸之路具有明显的年代局限性。但李希霍芬之后的学者如赫尔曼、斯文·赫定等人则直接继承了"丝绸之路"的说法,并推动了这一术语内涵、外延的丰富、扩大,至今已成为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海陆交通要道的总称和文明交流的代名词。     

汉唐时期川滇缅印之间的交往

汉唐时期川滇缅印之间的交往申旭一中国和印度是东方两个著名的文明古国，二者之间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联系。除了从中国北方丝绸之路和从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到达印度以外，还存在着一条从中国西南经过缅甸到达印度的贸易古道，这其中，缅甸在沟通中印贸...     

《广西社会科学》杂志参与主办纪念牟子诞辰千年暨梧州作为岭南古代佛城地位学术研讨会

梧州是一座有着2100多年建城历史的岭南名城,汉代以来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是中国佛教在岭南地区最早的传播与兴盛地。中国两位著名的佛教人物--牟子与契嵩即诞生于梧州。东汉时期的佛学家牟子,为苍梧郡广信（今梧州一带）人,他所著的《理惑论》,是中国第一部佛教理论专著。牟子及其《理惑论》迄今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界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为了加快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珠江—西江佛禅文化带”,推动广西和广东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本刊与梧州学院、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纪念牟子诞辰千年暨梧州作为岭南古代佛城地位学术研讨会,借助研讨会打响梧州特色文化品牌,论证梧州是岭南古代佛城,给梧州市一个新的有国际意义的品牌。     

隋唐时期中土商人的佛教信仰

隋唐时期,大量中土商人信仰佛教,具体表现在商人诵持、抄写、捐刻佛经,出资开窟造像,举办或参加各种斋会,与僧人交友往来,延请密僧禁咒除厄,前往寺院祈子延嗣,结成佛社,本人或后嗣出家为僧,死后由僧人为其设斋诵经、撰写墓志等方面.同时中土商人对佛教在汉地进一步传播与发展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向寺院与僧伽布施,资助各种佛事活动,协助僧侣往来各地,帮助僧侣寻觅经书,本人或后嗣成长为弘扬佛法的高僧等方面.     

铜鼓文化的传播、传承与海上丝绸之路

铜鼓文化的传播、传承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铜鼓的创造者百越族群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者,因为西南和岭南的越人在先秦时期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造就了秦汉时期岭南经济的繁荣;铜鼓文化的传播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互鉴的生动案例。铜鼓文化在传播中交流互鉴,在传播中创新发展。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内通外联的重要作用,也看到了中国-东南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壮丽图景;放眼新时代,保护传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必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意义重大,其传承发展可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民族文化复兴的范例。     

论中国佛教忏文的产生及其演变

佛教忏文是佛教忏法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佛教文化传播发展的产物,其实质是宗教礼仪文体.佛教忏文的产生有其异域宗教文化的渊源,原始佛教时期的忏悔文最初是作为维护僧伽清净、约束佛教徒修行持戒而产生的.佛教东渐以后,佛教忏文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三条基本路径:一是源自佛教律仪制度的作为悔罪仪则的忏悔文;二是伴随中国佛教忏法成熟而兴起的礼忏文;三是受世俗祈禳文化影响的斋忏文.佛教忏文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晶,其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清晰而真实地反映了佛教传播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轨迹.佛教忏文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文体与文化之间天然而紧密的内在联系,为厘清多元文化价值下的文体形态的演变与发展脉络,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     

唐代内地经吐蕃道与印度的佛教文化交流

唐初,随着吐蕃的兴起和对外交往的发展以及唐蕃友好局面的形成,使得内地经吐蕃出泥婆罗到印度的一条新通道即吐蕃道随之畅通,成为内地与印度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主要表现在:经吐蕃道许多内地僧人不畏艰险到印度求法,印度高僧不远万里来内地弘法,官方使节往来对两地佛教文化交流的推动以及印度佛教和内地佛教在吐蕃的碰撞与交流.     

秦汉时期岭南越人与外界的交往

岭南越人与中原、长江流域、云贵高原各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往来。这种交往，在赵氏政权统治的南越王国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阶段。岭南越人吸收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并积极地与周邻地区相互往来，同时还利用地处海滨之优势，进行海上开拓，为岭南越人在西汉中后期更进一步地与汉民族相互融汇，为日后的广州作为东方第一人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创造了良好基础．广州象岗南越文王墓，则以出土数千件精美绝伦的文物、雄辩的事实向世人宣称，它是相互传播交流的结果，是南北文化、中外文化、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交沈的结果，没有这多种形式的交流，就不会行南越王墓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美妙绝伦之作，也不会有日后岭南地区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