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人的形成及其神话论略

夏人源于黄帝一族,兴盛于中原一带。夏人通过联姻、治水、战争、迁徙等方式,不断融合其他部族邦国,凌驾于"天下万国"之上,夏国家空前强大,夏族民族意识觉醒,促进了华夏族的发展。夏人是一个崇龙的民族,是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他们把祖先视为社神,认为王权神授。这是夏朝或夏人的神话,它直接为夏王朝贵族专政服务,其在夏朝兴盛与夏人壮大过程中,起到了思想统一、精神引领、人心凝聚的作用。     

中国古代帝王巡狩与封建政治文化

中国古代帝王巡狩作为王权统治以礼治天下的政治文化巡礼,作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华夏与四夷、王权与士民联系的政治纽带,不仅对中华民族农业文明以及思想伦理道德的传承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治国安邦、整合与规范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制度与统一方面,都是一种重要战略举措,也是一种统治运作模式。     

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源流辨析

双翼日盘图像最早出现于古代埃及,经过赫梯、米坦尼、腓尼基、亚述文明的传播过渡,最终在米底亚王国落脚。双翼日盘作为阿胡拉·马兹达神的象征表现依次出现在米底亚王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帕提亚王朝。萨珊、粟特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出现了新变,形象单一。从波斯到粟特,再到中国,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发展的总趋势是从抽象化到具象化,从符号化到偶像化。双翼日盘及其他形式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作为神权的象征与世俗王权的关系极其密切。     

雅典娜与克里特王权渊源考

小雕像雅典娜起源于克诺索斯王宫,主持王子人祭和王权世袭,是克里特青铜时代城邦保护神.城邦实行婚礼制、长老审判制、全体公民制和公餐制,由竞争、抗辩和命运三神组成.英雄时代对小雕像雅典娜神权王权进行改革,取消了王子人祭.但出现了王权对神权僭越和摧毁.荷马时代,阿波罗改革了小雕像雅典娜神权王权,在取消王子人祭基础上,继承了神权复生王权传统,实行厄琉西斯密仪,把神权和王权分成了两个独立系统,完成了由小雕像雅典娜到雅典娜的演变.     

论商代的神权政治——兼论商代的国家政体

商代脱离氏族社会未远，尚处在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时期。有殷一代的大部分时期，专制王权尚未得以确立，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王权之上，而使商代政治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的色彩。大一统的专制国家远未形成，而是众多方国的联盟。直到商代晚期，王权突出，神权衰落，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

在殷史研究中,人们常常认为盘庚武丁时期,甚至商汤时期已经有了强大的王权,而神权则是王权的附庸,是为殷王统治服务的。实际上神权不仅有与王权相适应的一方,还有矛盾以至斗争的一面。从整体上看,殷代的王权是由弱变强的,与之相反,神权则由强而弱地衰退下去。本文拟就殷代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及其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地位等问题,试作考察。     

论古埃及诺姆长与王权的关系及其作用

在法老时代的埃及,国王通过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组成的官僚系统对整个国家实行统治.以诺姆长为最高管理者的地方政府,既是王权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支柱,又是统一王国的潜在威胁.通过对诺姆长职权的变化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从古王国时代至新王国时代,诺姆长在古埃及的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但是就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而言,诺姆长在与中央王权此消彼长的博弈中,力量逐渐削弱,并成为法老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随着王权对国家和官僚系统控制力的不断增强,诺姆长最终成为了专制王权驯服的工具.     

先秦至唐朝时期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初论

本文所说的中华民族,是指1911—1949年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文章认为,“中华”作为民族名称最初专指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作为国名则最早也是专指华夏族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带的“中国”。当时长江中游地带的楚族不在华夏族的范围内,长江下游的吴、越人也不曾入华夏族之列,更边远的其他民族群体也都不是华夏族。公元前3世纪末叶之后,秦朝和汉朝先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原来的华夏族为核心,形成了汉族;以原来中原地区的“中国”为基础,扩大了统治的范围,把非汉族的其他兄弟民族都包括了进去,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此大家庭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经常出现分裂,国家的统一还是分裂,与当时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盘庚》看商代中期的王权

有商一代 ,王权在与神权和族权的相互利用和不断斗争中逐渐加强已是一个不争之事实。本文仅就《盘庚》篇所体现的王权在迁都中的功能和作用浅析商代王权在这一时期的特点。经过商代前期近三百年的发展 ,到盘庚时期商代王权已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基本控制了族权 ,并且控制了部分神权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为武丁时期商代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     

商代后期王权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商朝后期王权的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愈加直接和显著,王权的集中使商王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专制作用,如建立较完善的职官制度、组织大型的社会生产、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等,这使商朝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王权的进一步加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商代末期,当王权的加强超出社会发展允许的范围时,其暴虐与昏庸则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衰退使商王朝整体国家实力的降低,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覆亡.     

论都铎王朝初期的叛逆罪立法

在中世纪英国,叛逆罪是指臣民严重侵害王权和危害王国安全的犯罪行为,国王为了维护统治,常进行叛逆罪立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为了维护统治,推出多项叛逆罪立法,以应对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出现的新问题.这些叛逆罪立法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体现出英国从中世纪国家向近代国家过渡的时代特点.借助这些叛逆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达到了强化王权、维护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从中原地区国家形态的演进看其文明化进程

国家的出现可以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从国家形态的演进反观文明化的进程,则应是从社会意义、社会层面对文明化进程加以考察的可行路径。循此路径,丰富的考古资料可以说明,我国中原地区经历了从中心聚落形态到邦国形态、从邦国形态到王国形态、从王国形态到帝国形态这样非常典型、完整的国家形态演进阶段,从而使得其文明化的进程也是几个阶段的率先递进,并获得了连续、完善的发展。     

华夏族群形成的重要阶段:西周初年的"夏"

学术界对西周初年文献中的“夏”字一直有不同的理解。本文考释《尚书》、《诗经》诸文献 ,认为“夏”意指王族身份。“夏”概念表明周初人意识到有一个超越具体王国之上的王族圈子存在 ,这种王族圈意识与周初天授王权的宗教观是相互关联的。周初“夏”概念还不能代表华夏观念 ,但它标志华夏融合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华夏族形成发展新论

华夏族形成发展新论付永聚中华民族，是我国古代各个民族间不断混融工化的产物。作为中华民族先后发展阶段的华夏、秦人、汉人、唐人和华人等，同样都是民族互化的结晶。当今学术界对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已有许多研究，本文拟提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见解，讨教于方家。华夏族...     

圣经政治哲学初探——《撒母耳记上》释义

本文从<撒母耳记上>开始阐释圣经政治哲学,根据以色列王权政治的起源、特征和体制等历史记载,探讨神权和王权、社会政治力量的制衡、正当性和合法性等政治哲学的话题.     

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

夏代是由多层次政治实体构成的社会,既有夏后氏这样的王邦即王国,也有许多附属的邦国(属邦或称庶邦),还有很多氏族、部落、酋长制族落(即所谓"酋邦")之类的"前国家"的政治实体。这些多层次的政治实体之间是不平等的,作为"天下共主"的夏王,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王直接控制的直辖地),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他的若干邦国,因而夏王直接统治的王邦对于其他众多庶邦而言当然就是"国上之国",而其他众多的属邦由于臣服或服属于王朝,从而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这种由王邦与属邦以及其他层面政治实体而共同构成的夏王朝这样的"大国家结构",可称之为"复合型国家结构"。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先 秦 史 华夏族形成的时间和组成成分 关于华夏族形成的时间 一种意见认为,华夏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另一种意见认为,华夏族是与夏代国家同时形成的;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华夏族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以上观点的论据详见《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第95页。)     

重、黎绝地天通考辨二则

颛顼帝令重、黎绝地天通 ,既是在宗教领域内实行的一次重大改革 ,同时又是在科技领域内取得的一个重大进步。司天以属神、司地以属民不是分治神民 ,而是分别连属神与民 ,从而达到沟通神人的目的。分属神民是早期中国宗教形态的重要特征 ,其主要内容和情境可在现存的萨满教中得到证实和说明。重、黎所共同完成的历法的统一与进步促进了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 ,其与垄断神权一起共同为华夏族迈入文明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紧密相联。据林惠祥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远古诸部落之间由于长期不断的争战,逐渐形成了许多民族,并把这些民族概括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东胡、肃慎、匈奴、突厥、蒙古、氐、羌、藏、苗瑶、罗缅等16系。华夏族在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经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与其他民族远离中原和游牧经济下落后的游牧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华夏族率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夏的建立,确立了华夏族在诸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标志着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初步形成。此后,用华夏文化中心观作为判断和处理夷、夏之间关系的标准,产生了夷夏文化观念。夷夏文化观念包含着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确定了以华夏族利益为准则来处理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原则,二是确立了华夏     

周代君权并非神授论

按学术界惯有的说法,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君权神授”的思想,乃是中国古代帝王实施专制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帝王能够实行其专制统治,所依据的并不是那来自神授的权力。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王权、君权一向是高于、强于神权的,缺乏上帝便是国家政治权威的最终主宰,及“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阿奎那)的神权政治思想。王权、君权所需要的,仅只是对于神权的利用,在使神权政权化的同时,也使自己的专制君权得到神化,而不需要什么君权出自于神授的神学证明,更不要一个凌驾在自己头上的神来限制,约定自己。帝王、君主本身就应该是神,应该受到无数臣民、芸芸众生的祀奉与崇拜。周王朝政治现象中的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