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治：明代官民协同治灾模式及其实践效益

明代是古代中国灾害治理的成熟期,治灾理念日愈革新,治灾机制日渐完善,治灾能力日益提升,治灾主体日趋多元,并形成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社会化、集体性官民协同治灾模式。灾前备灾时,明廷从政策层面督劝民众种植桑枣,修水利,建设仓储,以实现“长远性”减灾效益。灾中救灾时,明廷从应急层面调配社会资源,劝励民众以捕蝗、代赈等方式参与救灾,以实现“安全性”救灾效益。灾后重建时,明廷从规划层面组织民众复籍复业,重振重建,并通过反思灾中赈救的利弊得失,进一步强化治灾举措,以实现“持续性”灾后重建效益。明代官民协同治灾模式是官方自主、社会自治和民众自救等治灾机制彼此互动的结果,也是官主民辅、官退民进和官民协同等治灾路径综合联动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明代多元主体“共治”灾害的独特历史格局。     

频繁灾害下的财政制度与政策选择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及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灾害．对我国政府和社会的紧急动员能力提出了挑战。在“多难”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如何在财政制度与政策上将灾害的响应机制和灾后重建工作制度化．保证更加有序和高效地应对灾害,是我国“兴邦”的关键所在。     

政策下乡与发展中的乡土躁动——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的田野观察

过去40年来,中国在农村减贫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基于疆域的广大、地理条件的复杂多样性和发展实践中的制度制约与政策实施困境,农村脱贫攻坚和帮助农民发展致富依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自2015年底以来,精准扶贫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的核心任务。最近的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存在瞄准困难、基层实践效率低下和干群关系不稳定等难题。同时,时间的紧迫又在进一步加快政策实施的力度和强度,这些必将对未来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基于作者近年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田野调查,主要讨论两个核心问题：第一,精准扶贫的政策实施对农民和地方政府（包括基层干部）产生了哪些影响？第二,在中国这种以自上而下为主的集中化政策实施体制下,精准扶贫政策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方面存在哪些限制？这些限制对改善政策实践有何意义？ 基于调研经验资料的分析,论文对我国农村社会政策实施的“过密化”问题进行了讨论。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

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无论在理论范畴还是在实务领域都已进入比较成熟的境界,被广泛实施于灾后恢复重建,然而中国大陆对专业社会工作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尚未有效理顺.随着中国近年的灾害多发,迫切需要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本文从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灾区人民需求的特殊性、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和方法等角度分析社会工作介入中国灾后恢复重建的空间,建构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服务框架,并从社会工作角色新的塑造、介入的基础与目标、介入的策略等视角探索中国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路径.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贫困社区的影响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通过政策安排、资金配置、村级项目实施等环节对贫困社区产生影响.恢复重建总体政策安排促进了灾区经济社会发展,但贫困社区从该宏观过程中受益的程度相对较低.资金配置体现了向贫困村倾斜的意向,但贫困程度重的县(市、区)实际落实的资金相对较少.村级项目实施推动了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将比较突出,贫困社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可能不减反增,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的深入结合仍面临挑战.     

农村贫困地区智力扶贫的成本考量及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解决贫困的方式和方法重点转向以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素质为目的的智力扶贫。历史和经验表明,任何一种扶贫方式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优势和劣势,作为贫困地区脱贫的一种“造血”机制,智力扶贫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障碍性因素,这就是综合成本问题。如何突破智力扶贫的综合成本制约,建立高效低廉的贫困救助体系,就成为扶贫政策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精准扶贫 建设旅游扶贫示范村的探索与实践——石榴沟村“三步走”打造平山县全域旅游石榴特色乡村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扶贫攻坚工作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全域旅游已成为一项国策,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武器。河北工程大学精准扶贫驻平山县营里乡石榴沟村工作组,紧紧把握平山县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积极推进“旅游+扶贫开发”的重要机遇,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创新打造平山县全域旅游石榴特色旅游扶贫示范村,积极探索实践生态保护、旅游扶贫的新路子。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

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无论在理论范畴还是在实务领域都已进入比较成熟的状态,被广泛实施于灾后恢复重建,然而中国大陆对专业社会工作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尚未有效理顺。随着中国灾害的常态化,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论文从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灾区人口需求的特殊性、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和方法等角度分析社会工作介入中国灾后恢复重建的空间,建构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服务框架,并从社会工作角色新的塑造、介入的基础与目标、介入的策略等视角探索中国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路径。     

无障碍战略与残疾人扶贫问题研究

残疾人贫困的关键原因在于社会层面的排斥阻碍了残疾人社会资源的获取。无障碍战略的建构、实施与残疾人扶贫脱贫效果息息相关。残疾人要想摆脱贫困,必须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无障碍获得,无障碍扶贫战略的建构与实施刻不容缓。在无障碍战略的指导下,残疾人扶贫要统筹推进,不断打破扶贫观念、制度、政策、服务等方面的障碍,使残疾人能够平等地享有社会公民权和社会资源,从而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发展。     

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探析

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提出与发展折射出深刻复杂的时代背景,这一论述的逻辑演进具备客观的现实基础与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新形势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罗盘与实践指南,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减贫模式效益下降、社会转型期矛盾频发、贫困代际间传递增强是这一论述的现实挑战,“扶持谁”的准确识别、“谁来扶”的责任担当、“怎么扶”的方法路径是这一论述的科学内涵,实现“共同富裕”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变初心是这一论述的本色所在。系统归纳总结这一论述在施策、推进、落地过程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有助于科学分析当前我国农村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并指出治理优化路径,以期为打赢新时代脱贫攻坚战提供有效遵循。     

论参与式灾后重建的作用和影响

参与式方法所强调的,一是对弱势群体赋权,二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平等磋商,三是提高发展进程中各种投入的效率。本质是激发各利益相关方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本文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在5·12汶川地震重灾区民乐村开展参与式灾后重建规划的实践,分析政府科学回应社会和群众需求的方法与条件,提高政府和社会援助效率、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可能性,研究刺激公共品需求、培育社区自治能力的途径,探索社区管理模式转型为社区自治模式的基本框架。文章认为参与式灾后乡村重建可以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城乡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区域性整体脱贫的财税政策缺憾及完善方略

区域性整体脱贫是我国"十三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和实践表明,高效的财税扶贫政策对贫困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已有财税扶贫政策进入"倦怠期",政策缺憾日益凸显,阻碍了区域性整体脱贫的步伐,亟须加以调整优化,以保证区域性整体脱贫制度化、科学化和程序化推进,早日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和贫困县摘帽,使国家现代化治理水平得到提升。     

乡村扶贫模式的反思及未来政策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 ,乡村扶贫工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要根治乡村地域性贫困 ,必须重新确立贫困严重制约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视角 ,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为此 ,应实现扶贫战略方针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性扶贫的转变 ,用利润驱动式的经济扶贫方式替代政府动员式的救济扶贫方式 ,把消除贫困作为促进整个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选择根除贫困并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开发扶贫模式 ,并根据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规划 ,实施协调配套的贫困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农业产业政策、工业产业政策、农村金融政策和农村科技政策等 ;实施区域内适度规模的移民工程 ,制定和实施特殊的乡村人口政策 ,确保在促进整个民族经济、区域经济整体健康发展的进程中彻底告别贫困、走向富裕     

农村贫困地区智力扶贫的成本考量及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解决贫困的方式和方法重点转向以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素质为目的的智力扶贫.历史和经验表明,任何一种扶贫方式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优势和劣势,作为贫困地区脱贫的一种"造血"机制,智力扶贫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障碍性因素,这就是综合成本问题.如何突破智力扶贫的综合成本制约,建立高效低廉的贫困救助体系,就成为扶贫政策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论发展性贫困及破解之路

本文在分析我国扶贫成就与矛盾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的扶贫存在着对象过窄、指向模糊、层次过低、脱贫不稳和依赖过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在区分生存贫困与发展性贫困的基础上,通过人力资源的提升、市场机制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等方面措施的实施,才能破解贫困问题。     

扶贫类非公募基金会的活动模式和发展特点探析

扶贫类非公募基金会是我国扶贫帮困领域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从扶贫类非公募基金会的活动模式看可以归纳出:独立开展活动模式、与政府合作模式、与基金会合作模式与志愿者合作模式,以及与企业合作模式等主要活动模式。扶贫类非公募基金会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呈现出资助项目多元化、同经济发展正相关、管理理念的先进性及捐赠视角的独特性等特征。此类社会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组织和管理模式中还存在立法尚未体系化、监督与评估运作不灵、专业人员紧缺、活动领域难扩围等不足,需要构建相关法律、完善监督管理、引进培养专业人才、创新扶贫项目,以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人口较少民族”的扶贫开发与富民惠民——对新世纪以来裕固族聚居区扶贫开发实践的回顾及反思

自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于新世纪初实施以来,裕固族聚居区的扶贫开发实践成绩斐然,但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的社会效益正在递减。文章对当前裕固族聚居区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对新世纪以来的扶贫历程进行回顾和反思,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考。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市反贫困路径探讨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隐性资源,为城市贫困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和政策制定思路。本文在分析城市扶贫政策转变的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引入社会资本对扶贫政策进行理论解释,强调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脱贫的能动作用,并对创立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提出几点建议。     

对比与启示:灾难事件背景下住房重建协同治理管理研究

灾难事件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对灾难事件的管理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不同、管理方式不同,因而在灾害管理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以灾后住房重建为例,美国形成了由政府救援、社会支持和灾民自救三部分组成的住房重建体系,即“多元参与”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灾民自救.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城乡联建模式,政府承担灾后重建的主要责任,即“高效整合”模式.从实践效果看,美国模式存在救助力量单薄、程序繁琐、法律缺陷多等弊端,未能充分保障灾民的权利.中国模式由于政治动员有力、制度回应迅速、执行任务到位,表现出较高的绩效水平.在今后的灾后住房重建中,要深化社区参与的指导思想、构建有效的社区协同组织载体、提供社区协同的制度供给,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完善我国灾后住房重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