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子崖考古发掘与山东古迹研究会之成立

1930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发生军阀混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同仁不得不中断殷墟发掘工作撤出河南。由于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是山东人,多年来又"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体系",且适值吴金鼎在山东的考古调查叠有发现,考古组的工作重心因此转向山东。由吴金鼎首先发现的城子崖黑陶文化遗址因其意义重要,被确立为考古组在山东的首掘点。为在山东顺利展开各项考古调查工作,由史语所主导,与山东地方合组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该会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现代学术史上中央与地方为推进学术而成功合作的典范。     

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的学术机构探析——以河南古迹研究会为例

河南古迹研究会成立于1932年2月8日,由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合作组建,是专门负责河南区域内考古诸项事宜的一个重要学术机构。河南古迹研究会的成立,理顺了中央与地方考古工作的关系,保证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带动了地方上考古事业与学术的发展,为地方培养了一批急需的考古学人才。河南古迹研究会成为"国家建构"时期探索中央学术机关与地方合作的典范,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机构正逐渐走向成熟。     

学衡派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换

本文对处在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大背景之下的学衡派学术立场和学术动向进行了总体考察 ,指出学衡派一方面仍坚持传统学术学以载道的主旨 ,但他们学术实践显然不囿于此 ,他们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坚持客观的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研究范式上 ,也接受了分科研究等现代学术的研究模式 ;同时 ,他们努力传播西学 ,是一些现代学术学科的奠基人。这一切都表明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重要的一支力量 ,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换做出了贡献     

公众认可、公信力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

最近十多年来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学术体制化进程,这当然无可厚非。现代学术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体制化的学术,现代学术研究应该是一种体制化的研究。现代学术研究体制化一方面有益于学术研究的正常运转,可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学术研究体制化又有其两面性:即体制化既能促进学术发展,反过来也会阻碍学术进步——体制化的推行有可能束缚学术研究     

顾颉刚与徐旭生的交谊与学术歧见考述

20世纪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和徐旭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通力合作,共同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参与禹贡学会。他们还分别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史学和考古方面的负责者,共同促进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和考古发掘的发展。后顾徐二人因人事纠纷关系破裂,由交好转向彻底交恶。顾颉刚与徐旭生的学术观点异趣,从侧面反映了两位学者对古史学术观点的不一致。二人的交往是民国时期学者生态的一个面向,他们的学术歧见凸显了民国学术发展的多面性。     

现代学者旧体诗词创作与其学术之关系

在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一大批有影响的现代中国学者,除了从事本专业的学术研究之外,还写有数量不等的旧体诗词。这些旧体诗词的最大特点在于“以现代学术入传统诗词”,从而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旧体诗词创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现代学者的学术与其旧体诗词的相互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先有诗,后有学”模式,即在旧体诗中先有了某个“心理意象”,然后才逐渐展开为某个重要的学术方向;二是“先有学,后有诗”模式,即先有了某种知识结构与学理基础,才发而为充满现代学术与思想的诗篇;三是在“学”与“诗”之间“如盐入水”、融合无间,这代表着现代学者旧体诗词的最高境界。由于学术与诗的密切联系,还有“学术变,诗也变”的现象。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不同于一般的遗老遗少之作,在现代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山东周易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山东周易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综述白如祥，章建敏山东周易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７日－２９日在济南市珍珠泉宾馆隆重召开，山东周易研究会名誉会长苏毅然及近百名易学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就易学研究的方法和分类、《易传》的学术归属，以及...     

“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述要

<正> 1991年4月23日至27日,中国鲁迅研究会、山东鲁迅研究会、济南市文化局与曲阜师范大学在曲阜联合举办“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及部分高校的研究生参加了会议。这次研讨会集历史、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学者于一堂,别开生面、气氛融洽热烈,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现将有关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鲁迅的“批孔”问题     

历史语言研究所运作机制的生成

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榛辟莽,开启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典范。这一典范的生成与史语所的运作机制密切牵涉。初创阶段的史语所,对组织大纲不断进行修订,进而从制度层面规范了自身的发展。在研究组别的设置上,傅斯年因未能准确定位史语所的工作难度、人员选聘与经费支出等项,而使得研究组别的设置相当混乱,通过对研究方向与内容的反复调适,才最终形成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并存的格局。史语所首创现代“集众研究”模式之先河,由“集体”从事个人难以完成的史料整理、语言调查与考古发掘等大型学术工程。同时,“集众研究”所获取之新材料,又为“个人研究”打开了无数法门,奠定了史语所学人群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成就与地位。     

大学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与不同层次学术权力的相互制约——读德里克&#183;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发展,促使以研究和传授高深知识为己任的大学,加快了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步伐,并担负起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如何在承担学术研究社会责任的同时,保持“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当代大学校长思考的共同课题。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在《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中,阐述了学术自由原则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学者、政府、大学管理者在承担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和维护学术自由方面各自应起的作用。博克的观点,对于正在深化改革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大学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热烈祝贺福建省蔡襄学术研究会成立! 研究蔡襄学术遗产,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福建省蔡襄学术研究会在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福建省民政厅，以及有关方面的领导、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下．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福建省蔡襄学术研究会的成立，不仅是福建史学界、文化思想界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全国文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件大喜事。还在1987年7月为纪念蔡襄诞辰975周年，在蔡襄故里莆田市召开的全国蔡襄学术讨论会上，来自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门等地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就共同倡议成立全国蔡襄研究会，以便有效地组织力量．深入开展对家蔡襄学术遗产的研究、但是．由于人力、动…     

知识分子的角色:学术与政治之间

在知识分子中间,过去那种强调以政治为本位,倡导选择政治高于学术的原则,使他们无法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给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选择学术高于政治的原则,这不仅有益于维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独立性,而且有益于促进新的学术流派的形成.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理论探讨

由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术研究杂志社和广东儒学研究会共同主办,广州市花都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8月19日在花都区举行。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70余位专家学者和宣传文化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对如下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学术期刊与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

近代以来,学术期刊的普遍创办为现代学者迅速将研究成果公布出来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使学术成果交流日趋便捷化.以通信的形式论学并在学术期刊上将这些论学书函加以刊载,借以促进学术界同人对学术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是近代以来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现代学术期刊之创办及发行,对促成学术讨论风气、强化学术研究气氛、深化学术研究并促进不同学术流派间之竞争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也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建构了不可或缺的交流平台.     

全国社会主义社会辯证法问题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广东哲学学会、广东省高教局、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学术研究》编辑部和广东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共同发起联合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一月廿三日,先后在广东省东莞县莞城镇、深圳市两地举行.参加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哲学工作者一百四十四人,提交论文六十四篇。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执行会长肖前、赵凤岐和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顾问、广东哲学学会会长张江明主持了会议。会议强调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哲学研究为社会主义     

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

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术方法的思考、选择和设定,对于任何一个想有作为的学者,都是至关紧要的。20世纪中国的一批杰出学者,在他们成就斐然的学术经典或名著中,开拓了各有千秋的学术门径。本文着力于以“学术史的材料作方法论的文章”,通过系统地考察和融贯中国学术发生现代性转型的学者的学术成就,挖掘其间内蕴着的学术方法,阐释了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的三个层次,论述了作为现代中国学术方法总纲目的“双构四点”,即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的双构性与立足点、着眼点、关键点、归宿点四个功能点,以求为当代学术的发展提供弥足珍贵的参考。     

反抗绝望与反抗悲观——鲁迅与王国维的学术人生

鲁迅与王国维同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之极重要人物,在中国学术研究由古代而向现代转型的特殊时期,两人身上不仅都体现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科学理性精神及其特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学术研究的境界和研究背后的主体精神上他们俩也都体现出了某种极为一致的内容。内心深处的悲观和绝望意识始终伴随着他们的学术研究,并且凝结升华成为其主要的研究动力和治学方法。     

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与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初创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是在晚清以降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建立起来的,其中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对这一学科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催生作用.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广大知识阶层转变就业观念,彻底从学而优则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术研究的队伍和延续问题,同时它还改变了人们对学术研究的态度,解决了人才和观念等诸多重要问题.其后,高等学府设置文学专业,开设文学课程,文学由此进入大学课堂,从制度层面为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建立提供了保障.尤其是小说和戏曲课程的开设,更能体现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变,这也是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得以成立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古代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传统: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撰主要是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并随古代文学教学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     

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

华岗既是中共开国一代的职业革命家,又是集著名史学家、美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先驱。华岗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一道,共同缔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社会发展史"、"反映论"、"规律"是这一范式的三大基本概念。华岗的贡献在于他为锻造和诠释这三大概念付出了独特而又不懈的努力。     

现代科学观视域下的清学研究及其方法论得失——以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为中心

胡适、傅斯年从进化史观角度,以近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清代学术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胡适认为,清学是对宋学科学方法论的发扬,两者是一脉相承的;清代朴学最具科学精神,但与西方科学相比则存在很大不足。傅斯年主张,清代学问是历代学问中最可信和最有条理的;近代中国史学盛于清代。他们着力发掘清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意义,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传统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为中国现代学术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们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其对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意义,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探讨其学术方法论的得失对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