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国民性批判与当代国民叙事——关于鲁迅经典及其现实意义的一种思考

鲁迅启蒙思想在其小说和杂文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而在更具文学经典性的启蒙主义小说中,指向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国民性批判体现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反思.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国民性批判,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国民叙事”具有深刻影响.作为当代启蒙文学中反思国民精神的叙事,国民叙事的相关思考与鲁迅小说有颇多相通处.这种历史循环既说明民族精神改变是个漫长过程,也证明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深远意义.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     

文化自卑与文化批判——鲁迅创作心态探索

鲁迅在他的时代深探地领略过弱国国民的屈辱。他逐渐地意识到,这个走向没落的大国已经不能为它的国民提供足够的生存勇气,它的古老文化也不能够为国民提供足够的生存信心。鲁迅的反省正是从这种切身的感受进入,从个人而追踪到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根性。清算国民性中的卑怯,是鲁迅对国民性认识的一个突破口,也是他对国民性批判的重要内容,鲁迅所意识到并深入追踪的是中国文化在立国立人上的缺陷,他一生致力于民族文化自立精神的重建.     

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

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从属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他在五四时期结束沉默,加入新文化人的启蒙呐喊,不是对早年立人思想的回复,而是对新的启蒙课题的重新认同,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鲁迅从早年的立人思想到五四时期对思想启蒙的重新认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到五四思想启蒙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启蒙的根本目标由民族自救转变为民主追求,启蒙的中心任务由改造国民性转变为道德革新,启蒙的基本手段由引进西学转变为反传统。     

"国民性":一个持久性话题

自近现代以来 ,“国民性”已是一个百年话题。尤其是“改造国民性”痼弊与“立人”理想是鲁迅先生执着一生的核心思想。话题持续到今天 ,在商品经济社会 ,“人性———国民性”更是国家发展的关键要素 ,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鲁迅早期文化选择的基本命题:思想启蒙与道德救赎

"任个人而排众数"和"掊物质而张灵明"是鲁迅关于国民性改造的两个基本命题。前者以现代意识为价值取向,确立了思想启蒙的主题;后者以回归人性原点为取向,确立了道德教赎的主题。在两大主题之上,相应地形成鲁迅文化选择的"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而思想的前沿和道德的原点正构成了鲁迅"立人"的完整思路和理想境界,从而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中的精神变革确立了基本方向。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

晚清民族叙事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局。这种变化部分有赖于当时来华欧日人士"中国讲述"提供的"国民性批判"写作资源和"想象中国"的新方法。它们对中国民族性展开的广泛研究和批评,为晚清趋新之士提供了由域外眼光观察中国的独特取径,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也提供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进路及中国文学需要变革的信息。不仅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型作家开始思考、实践中国文学的"突变",就连一般文士的文学撰述也增添了国民性内容,使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的"世情叙事"向近代的"民族叙事"转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引发了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文士与思想型作家的区别在于,一般文士虽然重视民族叙事的内涵,但更看重叙事的传统形式和传播效果;思想型作家则有意于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其形态更趋于"西化"。二者一俗一雅,开启了中国民族叙事"通俗写作"与"精英写作"两种形态。     

在历史坐标系中看鲁迅

鲁迅处于整个中国从古代趋向现代这种转型期的客观环境中 ,主观上极端敏锐深邃的思维能力使得他比常人更为敏感地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异常沉重压抑的负荷 ,更为深沉地理解全部中国文化史的过去和现状。鲁迅将自己的空间视野投向了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轨迹 ,从启蒙主义的起点出发 ,最后归结于思考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建构。他的“立人思想主张 ,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入思考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解剖和激烈批判以及对改革国民性的悲观却又决不妥协的实践” ,都显示出其异常独特的个性与魅力并使得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具代表意义的伟大思想家…     

呐喊背后的沉思彷徨之中的忧愤——论鲁迅小说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

鲁迅的小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它有一定的社会批判作用,更有深厚的思想价值.长期以来,中国文学评论界总是过高地强调其作品的政治色彩,而忽略了它的思想价值,或者说用过高的政治性遮蔽了思想性、文学性.本文认为改造国民性的"立人"思想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通过鲁迅的小说从民众、农民、知识分子、革命者多个层面上分析,以及对《祝福》《孔乙己》和《药》等三篇代表性小说从多层次、多角度、互补性审视,从国民性的表现与思考这一角度对鲁迅小说的思想内涵作了新的审视.     

以“立人”为本旨的“中间物”状态(意识):走进鲁迅世界

"立人"是鲁迅始终如一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立场,"在"而"无属于"的"中间物"则是"立人"的逻辑展开与言说方式;以"立人"为本旨的"中间物"状态(意识)是把握鲁迅世界的关键所在。"中间物"以价值论为归宿,其归宿则是"立人",即,以"立人"为本旨的"中间物"状态(意识)真正实现了"为人生的文学"——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是人学"的价值诉求。价值论问题离不开对人的生命、生活及其命运的终极关怀,因而,"立人"最根本的不在于"是其人"而在于"成为其人","成为其人"是个不断超越和实现自身的过程;由是,以"立人"为价值旨归的"中间物"状态(意识)通过改造"国民性"和"撄人心"的实践理性,既具备了价值论维度,又体现了知识论(诗学)质素。     

鲁迅“国民性”思想与中国文化复兴与自信

鲁迅认为文化以人的精神为基础,所以中国文化复兴与自信离不开"国民性"的问题。中国文化传统与国民精神都经过历史的变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凝固的整体。所以,要谈中国文化复兴,必须有一个批判清理的过程;要谈中国文化的自信,也必须有面对"国民性"糟粕的勇气。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是希望中国国民精神得到改进,成为现代的"新人"。中国文化复兴的目的,是要中国和中国人能够与世界各国先进、强大的方面并肩而立,甚至超越向前;中国文化的自信,并非建立在眼睛朝下向低标准看齐的基础,或处处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走,而是建立在处处向上、向最高目标奋斗的要求。否则,我们只是"复兴"了遭扭曲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中的阿Q精神。     

上海鲁迅:形象建构与透视

<正>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革命再生波澜的危机时刻,如何通过改造国民性的方式实现民族救亡,进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目标,是鲁迅同时代知识分子们念兹在兹的重大问题。上海时期鲁迅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走过了从"启蒙鲁迅"到"左翼鲁迅"的心路历程。革命过程中的矛盾关系以及俄苏文论的大量译介等多重因素,有效催生了鲁迅的思想跨越和身份转型。如何在左翼与右翼、激进和保守、传统和现代之间     

“文化中国”重构的知识资源与本土境遇——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为视点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本土中国"的文化重构和文化启蒙,为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知识资源和思想策略。但是,对"现代化"中国的期待、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新的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往往面临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权力话语的压抑、在少数族群和主流文化之间建立"文化认同"时洞见与盲视等问题,使"文化寻根"在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时遭遇了重重的困境与悖论。     

看客与戏子的双重批判——论鲁迅启蒙观、文艺大众化理念与戏台文化之关系

用"看客"这个中心词汇来进行国民性批判是鲁迅前期创作的重点,并由此彰显他的"启蒙"及"立人"思想。后期的鲁迅将眼光从台下移到了台上,以梅兰芳为主的"戏子"成为其集中批判的对象。围绕着"戏台"这个"台上""台下"的二重结构,鲁迅进行了"戏子"与"看客"的双重批判。其批判重心由"看客"向"戏子"的偏移,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文艺大众化"的路线,就其因果,仍然绕不开纠结鲁迅终生的话题:"启蒙"。     

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初探

国民性改造思想贯穿了鲁迅 3 0年的文学实践 ,经过了艰苦的探索过程。其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 :早期是以“立人”为核心的浪漫英雄主义阶段 ;中期则是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阶段 ;后期用“阶级性”观点来分析国民性 ,进入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阶段。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梁启超等启蒙先驱提出了中国"国民性"问题,鲁迅接过他们的大旗,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独到的剖析,形成了他最具"思想史"价值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它主要集中在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上,具体为四个方面"奴才"式的"谄"与"专制者"式的"骄";"瞒和骗";冷漠、麻木的"看客"心态;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越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固然不可缺少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有效汲取,但“传统内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越文化的新变精神,恰好与越地以鲁迅领衔的作家群体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卓越建树形成同构对应关系,对此作出深入探究当能有效阐释文学转型话题。在新旧文学转型期间,越地新文学作家提供的理论话语与文学形态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在创新文本的全面覆盖、新文体变革传统的现代延续等,正好说明：越文化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重要的“内源性”机制。     

崇高之美:铸造中国文学新质的起点——以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鲁迅为中心的观察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应救困图存的时代需要和文学自身变革的要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殊途同归,标举"崇高"这一审美理想,以此推动传统审美意识由偏重"优美"向推重"崇高"的转变。三人以对中国固有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批判和反思为起点,以对西方文学所体现的崇高美的认同为归趋。他们对"崇高"的关注点和现实关怀有异:梁启超关注的是文学风格,心系"新民";王国维关注的是审美,心系国民美育;鲁迅关注的是主体品格,心系"立人"。民族主义是三人共同的思想基础,但他们尚存在其他思想意识的差异。三人为铸造中国文学新质所进行的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也存在一定的认识偏颇。     

无法认同的身份——阿Q是一个民族主义形象吗?

鲁迅在改造国民性思想影响下创作了<阿Q正传>,作为现代性焦虑的产物,阿Q形象被作者赋予了批判落后民族性,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民族意识的重要历史使命.<阿Q正传>在对中国农民作虚假想象的同时建构了知识精英启蒙主体身份,因此,在其诞生不久就受到革命话语的极力抵制.中国国民性话语的谱系背后隐藏着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而启蒙精英们却对此一话语霸权缺乏基本的反思意识.启蒙话语将阿Q形象与农民身份捆绑的话语策略非但没有得到中国农民的认同,相反却意外地成为对中国近代革命主力军的诋毁与污蔑.因此,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Q固然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却不免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国民族主义形象,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历史所无法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