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公共管理中公共性的缺失及救治路径

＂公共性＂是分析现代政府活动和行为的重要工具,对公共管理公共性价值的探讨则有利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本文在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立足研究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进展状况,探索公共性价值取向偏差及其引起的政府失灵、权力寻租等一系列公共性缺失现象,并从政府应树立公众至上的理念、建构参与式国家、建构公民社会、法治观念与制度、加强公民公共意识教育等层面,阐发了公共性缺失的救治路径。     

政府市场监管如何走出困局

当前政府市场监管的困局与迷信市场、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行政管理资源严重不足、社会私人关系网异常发达且具有超强的解构行政管理控制力的反管理控制能力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市场监管必须强硬,行政监管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有效控制。从长远看,必须用法治秩序取代行政权力秩序,必须改造行政权力行使的社会组织环境和文化环境。在中国建立法治秩序必须把重塑政府与重构社会结合起来,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突发公共事件与政府应对原则

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在宪政和公共应急法制的框架下行使政府公共紧急权力,是对常规民主法制在处理威胁国家和社会生存的紧急情况时内在局限性的一种补充与完善,是现代宪政与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具有极大的公益目的,应当最大程度地保护危机状态下的公民权利,尽快消除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因而行政紧急权具有不同于常态下的内容,紧急权力的行使遵循有别于常态的原则。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与原则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宪政与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具有极大的公益目的,应当最大程度地保护危机状态下的公民权利,尽快消除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因而行政紧急权具有不同于常态下的内容。紧急权力的行使遵循有别于常态的原则。     

试析公共管理过程中公共权力的异化与制约

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公共权力异化的两种主要表现——公共悖论与权力腐败，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异化现象，不仅仅有人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原因——公共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垄断性。公共权力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公共管理的满意程度，动摇了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必须动用权力、权利和市场的力量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论行业组织的行政主体定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时期,政府权力逐渐分散,公共权力正大量地从政府转移到社会公共组织．行业组织也就越来越频繁地行使了对社会成员进行公共管理的权力。而依照我国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行业组织只有在享有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时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这使得行业组织在依据内部章程行使公共管理职权时缺乏必要的监督控制。背离了我国行政法治的目标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我国行业组织的行政主体定位。在借鉴西方国家行业组织行政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行为所行使权力的性质为判断机制的新型定位模式．以利于我国行业组织的运作逐渐走向行政法治化。     

试论依法行政的制度依赖

依法行政是法治原则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领域对公共权力的基本要求，它不仅要求行政行为依法作出，而且要求行政行为依照一定的行政程序作出，同时行政主体要对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为了贯彻、实施依法行政，需要由宪政和法律制度基础予以保障，如权力分立制衡制度、司法审查制度以及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行政监督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这些制度促使行政机关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从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私人管理

本文在对国内诸多学者观点简要评析的基础之上,阐发和论述了公共管理是以公共权力机关为核心并有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大众参与的、为实现公共利益采用多种方式和方法对公共事物进行有效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行政管理是政府为维护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制度、法律、公共政策等方式对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进行的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私人管理是以个人和私人组织为主体,为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对私人领域的私人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私人管理的相互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辩证关系。     

行政权力试析

行政权是国家对社会事务进行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执行性权力。行政权力的行使必然同特定职位上的具体的人相联系,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或行使不当。行政权力在行政主体内部是自上而下授予。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需要在行政首长负责制基础上建立行政首长责任追究制;同时依靠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社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来予以保证。     

公共精神型塑下的行政转型

作为根植于公民社会之中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公共精神是一种以他人、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三个层面,具有公共性、底线性、政治性、辐射性等特征.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精神,由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与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构成.当前,以公共精神为导向的我国公共行政应该致力于实现从"管制行政"向"民主行政"、从"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从"无限行政"向"有限行政"、从"免责行政"向"责任行政"、从"权力行政"向"权利行政"、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的根本转变.     

论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

当下流行的公共管理改革观念对人们长期形成的“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形成了冲击。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的政治理论不同,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强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公私混合领域的中间层面,并力求建构一种把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公共管理关系,这其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与行政权力存在着不同;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也存在重要的区别。我们必须通过对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的考察,来确保行业协会改革过程中“权力”获取渠道的畅通和“权利”保障方式的有效。文章通过对“权力”和“权利”概念的分析,以及我国行业协会现状的简单描述,揭示了困扰行业协会行使和享有“权力”与“权利”的症结所在。最后提出了在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的对策建议。     

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与公共行动能力———一项关于公民政策参与研究框架的建构简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我国推进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方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上确立一个解释公民政策参与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质量受到一个社会内部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和公共行动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公民文化水平代表着公民政策参与中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程度;权威民主化水平代表着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分离程度;公共行动能力代表着市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融合程度。     

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与公共行动能力——一项关于公民政策参与研究框架的建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我国推进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方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上确立一个解释公民政策参与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质量受到一个社会内部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和公共行动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公民文化水平代表着公民政策参与中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程度;权威民主化水平代表着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分离程度;公共行动能力代表着市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融合程度。     

论法治视野下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

传统行政管理方式具有浓厚的管制色彩,其突出表现是以行政权力为本位,以单方性、命令性、强制性和封闭性为基本特征,其弊端是不言而喻的。从法治视野审视,行政管理方式创新就是要推动行政管理方式从"管制型"、"人治型"、"单一化"向"服务型"、"法治型"、"多元化"转变,压缩传统行政管理方式的适用空间,输入正当程序精神,积极采用弹性、柔和的行政方式,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努力满足公众多样化的个性需求与价值期待,推进行政法治与行政善治。     

浅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行政权力滥用的制约

行政权力作为国家管理行政事务的重要权力,在培育、发展市场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诸多因素对行政权力的影响.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法犯法、徇私枉法.问题非常严重.尤其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少数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和对行业的垄断地位,在利益驱使下.搞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商品化、权钱交易.这些作法笼统地说都属于滥用行政权力.滥用行政权力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权威.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也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如何正确行使行政权力,关系到政府能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的大问题,本文仅从怎样制约滥用行政权力的角度对正确行使行政权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以公共财政促进中国法治建设

公共财政对于法治建设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可以有效控制公共权力、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弥补现代性法律的形式理性缺陷。在我国,公共财政能够解决阻碍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难题:控制行政权力滥用、保证行政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保障人民权利、破除司法的"地方化"从而促进司法改革、建设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的宪政关系、提供安稳的社会环境。应当通过公共财政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行政检察监督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规范有序地管理社会事务,是新时期政府推动和负责社会管理创新的主渠道.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建设法治政府、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法治途径.行政检察监督可以依法监督和纠正行政违法行为、提高行政效能,其核心是能动地发挥检察职能.前移法律监督关口,是检察权监督行政权力的创新举措.行政检察监督必须依法、规范运行,要从制度建构和法律实践层面进行法律论证和司法实践.     

论合法性视角下的政府环境公共权力

政府环境公共权力是政府进行环境决策、执行环境法律、管理环境公共事务的专门权力,它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环境风险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的必然要求.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指法律的合法性,政府环境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既表现为形式合法性,也表现为实质合法性.前者要求其符合法的形式渊源,后者要求其符合环境正义的标准.由于立法缺陷、区域环境义务的不平衡和权力行使的异化问题,导致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存在合法性危机.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应当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完善立法,加强参与式环境治理.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研究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是通过法律规范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以清单的形式详细清晰地予以公布,并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规范政府的权力边界,要求政府必须按照清单所列权力依法行政,不允许越权执法,旨在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本文基于行政法定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便民原则阐释了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的理论基础,然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应当从权力类型的科学化管理和权力清单范围全覆盖等方面优化权力清单的内容,从权力清单制定主体、权力行使的程序和清单制度的实施方式等方面提供程序性的保障,从权力清单的责任约束和有效监督方面建立刚性制约机制,以此来完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     

权威·权力·权利:探索法治的三维建构

法治是一切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选择。对法治的建构必须厘清权威、权力、权利三者与法律的关系：在宏观上,树立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应具有合法性;在中观上,权力依法行使并受法律制约,法律对其制约进行制度安排;在微观上,高扬公民权利,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只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上对法治理念的内在精神进行探索,法治才能在内容上全面地超越人治,在本质上历史性地超越传统法治;才能实现实质法治对形式法治的价值超越,实现法治对以法治国的思维超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法制现代化的方向,以政府和社会、个人三方推进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中国未来的法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