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在王弼经典诠释中的运用及其方法论意义

王弼对言意之辨有明确的方法意识,他总结和发展了言意之辨中的得意忘言论,并将之用于经典的诠释,从而阐发出其玄学新意:以之诠释《周易》,一扫汉代解《易》的象数传统,而开解《易》的义理一途;以之诠释《老子》,则建立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玄学体系,是对汉代宇宙生成论的超越;以之诠释《论语》,则将以无为本、崇本举末的本体思维方式融贯其中,开以玄理诠释儒家经典之先河,为儒道会通开辟蹊径.王弼以之构建起有系统的本体论玄学是言意之辨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王弼哲学溯源——以经典诠释为中心

中国哲学是以经典诠释为基础的哲学之思,释经方法与本体追求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哲人的经典诠释中。王弼为玄学之宗,其哲学语词、表述方式及思想指向,既继承又超越了两汉时期的天人相应之学,同时也为东晋时期佛教的讲论与传播提供了格义所需的思想依凭。基于经典诠释的变迁,追溯王弼哲学渊源,可以发现,王弼哲学主要通过汉末荆州学术及其经典诠释方法,同两汉思想传统历史地关联起来。当他秉持"得意忘言"的诠释理念,以"注""指略""略例"等释经方法,解读《老》《易》及《论语》时,诠释出的本体之"无"不仅贯通天道与人事,而且也启发了东晋士人对般若"空"义的解读与体悟。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魏王弼哲学思想概说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是王弼玄学最基本的命题,王弼的全部社会思想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在这两个命题里:"崇本息末"是"崇本举末"的前提.只有"息末"才能"举末","息"的目的就是为了"举","举"的先决条件就是"息".无为而后有为,先"息"而后"举",这实为正始玄学最基本的要旨.     

王弼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王弼将道家本体论引入儒学,建构了"以无为本"会通儒道的玄学本体论;又从这一本体论出发以道释儒,予圣人观以新的解读。通过对"无"与"有"、超越与现实的双向诠释,王弼巧妙地解决了儒家与道家内在的紧张,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定下了理论基调。王弼发掘儒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误解甚至曲解先秦儒学本义的问题,故其会通儒道的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尽管因此而饱受诟病,王弼仍不失为魏晋时期创造性融合儒道思想的开拓者。     

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必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否则,它将是零乱的不成系统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多立足于社会现实,以求得个体和种族以及社会得以更好地蕃衍和发展,这是生命体的生命机制最基本的显露,它是必要的.但这一情况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这些思想家们,尤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大师们,对于宇宙的形成和构造很少做哲学的抽象思辩,缺乏本体论的论述,正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的条件,我国古代就没有含本体论成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到了魏晋南北朝,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如异军突起,应运而生,它使“我国学术由此而发生重大的变化,……给与过去学术思想一个新的组合,或构成了某种新的联系使魏晋时代的思想表现特殊的精神.”生活在南朝齐梁时代的刘勰,深受玄学的影响,并以玄学的本体论指导《文心雕龙》的创作,构建它的理论框架. 魏晋玄学具有很强的抽象思辩能力,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融合儒道,论述的中心是“本末有无”的问题.“本”就是“无”,就是“体”,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或“一”;“末”就是“有”,就是“用”,就是现实存在的一切.就玄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曾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有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天派”,有向秀、郭象为代表的本末不二派,有裴頠等的“崇有派”等等.给予刘勰影响最大的是王弼的理论.王弼哲学本体论是从《老子》借来的,但有改造.老子主张“举本息末”(王弼《老子指略》:“《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而王弼则偏于“举本统末”(王弼《论语释疑·阳货》释“予欲无言”:“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前者把本末分为二,后者认为二者不可分:末为本运化而生,因而明本(即体无)必须研末(即察有). 下面就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看法.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王弼老学诠释中的矛盾及其解决

王弼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将《老子》的宇宙生成论诠释为本体论,确立了以无为本的思想主旨。以无为本的原则最终落实为政治上的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同时也导致了息末与举末的矛盾。对此矛盾学界提出了多重解决视角。文章在述论学界观点的基础上,从文本的思想与诠释者思想的区分,以及思想义理的层次性区分两个维度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新视角。     

玄学、理学本体诠释方法的内在理路

玄学、理学均是通过诠释儒道经典而建构起本体论学说的。为了建构本体论,玄学的经典诠释方法是本末论,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则是体用论。一方面,玄学的本末之辨深刻地影响了理学的体用之辨。另一方面,理学的体用之辨解决了玄学本末之辨所留下的问题。理学家通过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才真正完成了建构儒家形上学的任务。     

王弼“性其情”浅释

王弼是魏晋玄学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以其《周易注》、《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倡道家之旨,创以无为本之玄学思辨体系。于玄学思想而言,王弼有创基之功,而就情感理论而言,王弼之功绩亦不容小觑。王弼在其玄学理论论述过程中对于情感理论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倡言“性其情”,主“圣人有情”,对于中国哲学的情感理论(尤其是魏晋情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以下将结合王弼的“贵无”之说,对其情感理论做简要的梳理。     

王弼诠释老子哲学思想的进路——从王弼对老子宇宙哲学思想的继承与改造看

王弼“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 ,是通过注《老子》来完成的。王弼注《老子》 ,是历史上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阐发自己哲学思想的典范之一。他在继承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础上 ,结合时代的需要 ,对《老子》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本文以王弼对老子宇宙哲学思想的继承与改造为例 ,凸显其诠释老子哲学思想的进路 ,即在阐释原典的同时 ,根据时代的需要 ,对其原有意蕴作进一步的引申 ,以此来构建新的哲学思想体系     

论两汉宇宙生成思想与王弼本体思想的差别

以"本"与"末"之间关系的比较作为基本的理论进路,王弼自觉地展开了对世界普遍性根据的探讨。这种辨析"本"与"末"关系的研究方法也被诸多学者视作王弼哲学思想的特质所在,并进而将王弼的思想定性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对王弼思想本体论特性的评价往往被学者放在与两汉思想宇宙生成论的比较当中进行,汤用彤先生便认为玄学实现了由两汉宇宙生成论向魏晋的本体论的转变,王弼的贵无之学则是典型。那么在普遍性视域之下,王弼的本体思想与两汉的宇宙生成论思想之间又有何差别呢?     

苏轼《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论语说》初成于贬官黄州期间,在诠释过程中,苏轼利用《论语》中的某些思想资料,结合时代主题和自己的心得体会,融会贯通,综合创新,打破成见,自出新意,呈现出了疑经改经、杂采众说、阐发性命之说和掘发政治意蕴的诠释特色,在《论语》诠释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主弼《论语释疑》研究

<正> 1.曹魏正始年间,玄学大师何晏、王弼分别注释了《论语》。然而这两部书的历史意义却大不相同:何晏的《论语集解》标志着汉代经学《论语》研究的终结,而王弼《论语释疑》则宣告了玄学《论语》时代的开始。汉代儒学大家多注《论语》,但已无一家完整注释流传至今,仅剩佚文,并且大多依赖《论语集解》得以保存。由于何晏无可争议的玄学创始人地位,后人往往先入为主,将《论语集解》划入玄学著作范围,然后从中搜寻编者关于“无”、“无为”,“自然”的只言片语,以证明何晏玄学思想。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第一,《论语集解》出自多人之手,是集体编纂的官书,不是何晏本人的专著。据《论语集解》序,参加者除何晏之外,还有孙邕、郑冲、曹羲、荀(岂页)。其中孙邕,郑冲、荀(岂页)都是传统派儒家人物,不是正始玄学家。第二,《论语集解》绝太多数篇幅都是引汉魏大儒的注释,编纂者本人的文字甚少。即使这些编纂者的文字全部代表何晏的观点,其思想倾向也与汉儒无异。可以说,《论语集解》是一部汉代经学思潮对《论语》解释的精粹集,而不是何晏玄学思想的代表作。     

关于朱熹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诠释问题的考察

朱熹关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诠释主要有以令解命、以理解性、以循解率、性体道用这几个方面,其中以理解性、性体道用是朱熹经典诠释的重要发明。然而这两条原理与《中庸》文本本身的含义和适用有一定出入,虽在朱熹理气二分、理一分殊等理论结构中能得到恰当调和与说明,但与《中庸》本义还需加以区别理解。     

苏轼、苏辙《论语》诠释探微

北宋时期,诸多《论语》注本中,苏轼《论语说》和苏辙《论语拾遗》风貌独特,是蜀学《论语》学的翘楚,也是北宋民间《论语》宋学的典范。苏轼、苏辙诠释《论语》既相互辩驳又彼此承继,自以意作,新解迭出,有继绝学、存大道的深厚寄予;既坚持儒学本位又杂采佛老思想,发明经文义理时有返归圣学之追求;既联系个人遭际又结合社会现实,借诠解经文批评时弊,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苏氏《论语》诠释瑕瑜互见,在北宋《论语》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老子指略》与王弼的儒道融通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真正开创者,援儒入老、融通儒道是其思想特色。本文试图通过对《老子指略》的解读分析,从一个视角探究王弼的儒道融通问题。由于郭店楚简《老子》甲本对老子关于圣、仁、义等儒家核心理念的新表述,因此,与其说王弼援儒入老、融通道儒,不如说他对道的诠释更忠实于老子,是在忠实于老子的基础上发展了道家,而汤用彤、冯契、冯达文三位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看似相左的精辟见解,恰好全面地诠释了王弼及其本体论哲学。     

论王弼的“贵无论”思想

每一哲学思想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在魏晋玄学这个阶段,虽然"本体"这一概念还没有出现,但王弼的玄学思想中己产生了"以无为本"和"以无为体"的本体思想。本文根据王弼所处的魏晋时期的历史背景,通过对王弼关于"无"的思想来源的探寻,分别从无作为本体、名教与自然无为的关系、得意而忘象的认识论三个方面来论述王弼的贵无思想。     

从注释性经学到观念性哲学——20世纪《论语》诠释特点及其走向

20世纪《论语》诠释成果分为新、古两种诠释体例,一种是以经解经式的"古"式《论语》诠释;一种是学科分治式的新式《论语》诠释。新式《论语》诠释按照文、史、哲三个学科划分出文学式的《论语》诠释、史学式的《论语》诠释、观念性的《论语》诠释三种不同风格。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入,以经解经的古代治经方式被现代学人归入历史中。与之相对应,新式《论语》诠释模式已经成型。《论语》诠释在学科分治中,形成了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学者各自独立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而拒斥其他学科的趋势。所以,现代学人不应再纠缠于恢复经学传统诠释《论语》,而是将文学层面、史学层面、哲学层面视为逻辑递进式关系,进一步推动《论语》诠释的现代发展。     

言意之辩:诠释与评论

本来意义的“言意之辩”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关于言意关系的论述实际上是由中国哲学家集体完成的。从《周易》、《论语》、老庄到王弼,言所不能尽的“意”绝不仅仅是人脑中的某种观念与意念,它首先是一种形而上的本体,超言绝象,不可言说。因此,言意之辩所涉及的首先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其次是人生哲学,再次是知识论和语言哲学。基于这一认识,文章先对中国哲学中的“言意之辩”进行梳理和重构,将其分为三种观点: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尽意;然后讨论了言意之辩所显示的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诸多特点,具体表现在出发概念或论题、基本态度或价值取向、方法论、文本形式等方面;最后概略讨论了言意之辩在中国哲学与文化中造成的影响。     

王弼“崇本息末”思想新探

王弼的政治哲学集中体现在一个看起来似乎矛盾的命题中:“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在王弼的哲学术语中,本与母同义,子与末同义。“母,本也;子,末也。”(《老子》52章注)“守母以存子”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崇本以举其末。”(《老子》38章注)那么,何以一方面要“息末”,而同时又要“举末”、“存子”呢?对此,有的学者在“息”字上作文章,认为它的意思是“养息”。但王弼对“息末”的表述很明白,是指坚决去掉有为的政治手段。     

马一浮《论语》诠释特色及其理论意蕴探微

“六艺统摄《论语》”是马一浮《论语》诠释的鲜明特色,在主旨、结构和义理等层面做到了有机融合,并明确指出“六艺”是“总义”,《论语》是“别义”,前者统领后者,两者互参,方能悟到儒家真意。同时,该理论注重儒释会通,以佛学解《论语》,运用“四悉檀”比附诠释“仁”“孝”“为政”,比以儒解儒更具有哲理韵味和理论色彩。无论是“六艺”与《论语》互参,还是援佛入儒,其理论基础都是以“性德”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本体与工夫同一的心性论,其根源是孟子的性善论,依然遵循了“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