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的《论语》诠释与儒道会通

魏晋时期形成一个<论语>学发展的高潮,玄学家们通过以道释儒的方式创造性地诠释<论语>,建构了一种玄学化的内圣之道.这一圣人之道在价值取向上认为自然高于名教,在本体论上以无为宗,在方法论上倡导"体无"、"明道",从而丰富了<论语>的思想内涵.     

论焦竑《论语》诠释的特色

作为泰州后学,在《论语》诠释过程中,焦竑承继阳明心性学说,既得其学术真谛,又拔新领异,多有创见。他不仅主张心性道合一、心性本空,而且提出了以“知性”“复性”为内涵的“尽心至命之学”,成为心学思潮的领军人物。焦竑不仅引用佛道学者之语,而且引用佛教教义、道家思想,以期通过《论语》的解读,实现三者的融合。适应考据学兴起的潮流,在解读《论语》时,焦竑也十分重视对《论语》中名物典制的考订,其中既有对前人的承袭,也有推陈出新。     

论清初《论语》诠释的特点

>,中华书局1965年版.[7]<四库全书日知录[9]湛晓白,黄兴涛:<清代初中期西学影响经学问题研究述评>,<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11]<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49页.[12]陈德述:<儒学文化新论>,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590页.[15]葛剑雄主编:<大清王朝>,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王弼的玄学思想与骈俪文体——以《老子指略》为例

在王弼这里,骈俪文体作为一种结构原则、一种配置方法,深入了玄学思想的内部并富有成效地成为了玄学思想的载体。通过王弼对＂分＂的相关表述,对＂崇本息末＂＂道之与形反＂命题的论证和运用,那种由＂分＂所保证的对举范畴的二分对立以及＂道之与形反＂式的辩证法,既成了王弼试图要阐明的玄学思想,又成了从哲理层面对他使用骈俪文体的肯定与确证。可以说,王弼的玄学与骈文相互选择、相互契合。更进一步,从原始的＂三玄＂到以＂三玄＂为思想理论资源的魏晋玄学,玄学和骈文这两条线索的发展实际上是相互推进的,二者在魏晋时期达到了最高层次的契合。     

试析《论语》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的诠释精神

明末清初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论语>被交流媒介--传教士逐步传往西方,因此,在早期的传播中,其最突出的诠释精神就是基督化倾向.后来,随着西方哲学家和汉学家对<论语>翻译与研究的深入,在其传播过程中又表现出另外两种比较突出的诠释精神,即怀疑精神和求实精神.     

马一浮《论语》诠释特色及其理论意蕴探微

“六艺统摄《论语》”是马一浮《论语》诠释的鲜明特色,在主旨、结构和义理等层面做到了有机融合,并明确指出“六艺”是“总义”,《论语》是“别义”,前者统领后者,两者互参,方能悟到儒家真意。同时,该理论注重儒释会通,以佛学解《论语》,运用“四悉檀”比附诠释“仁”“孝”“为政”,比以儒解儒更具有哲理韵味和理论色彩。无论是“六艺”与《论语》互参,还是援佛入儒,其理论基础都是以“性德”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本体与工夫同一的心性论,其根源是孟子的性善论,依然遵循了“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理路。     

文明对话语境中的《论语》公理化诠释

文明对话需要保持一定的宽容态度,维持文明的多样性。但是,宽容和多样不是文明对话的终极目标。为了避免文明对话成为表面的文化比较进而陷入文化相对主义和霸权主义,必须有超越性的前提。公理化方法是文明对话需要的超越性前提之一。从中庸出发的《论语》公理化诠释,不但体现了《论语》的精神实质,涵盖了《论语》的主要内容,而且符合文明对话的基本要求,是促进文明对话的有益尝试。     

郭象《论语体略》研究

郭象是魏晋南北朝玄学的代表,其玄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庄子注》中,而且体现在九条《论语体略》中.郭象《论语体略》九条包含有以“性”、“情”注“德”、“政”、“礼”的思想,“因循”思想和“与众玄同”的思想.     

苏轼《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论语说》初成于贬官黄州期间,在诠释过程中,苏轼利用《论语》中的某些思想资料,结合时代主题和自己的心得体会,融会贯通,综合创新,打破成见,自出新意,呈现出了疑经改经、杂采众说、阐发性命之说和掘发政治意蕴的诠释特色,在《论语》诠释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玄学、理学本体诠释方法的内在理路

玄学、理学均是通过诠释儒道经典而建构起本体论学说的。为了建构本体论,玄学的经典诠释方法是本末论,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则是体用论。一方面,玄学的本末之辨深刻地影响了理学的体用之辨。另一方面,理学的体用之辨解决了玄学本末之辨所留下的问题。理学家通过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才真正完成了建构儒家形上学的任务。     

苏轼、苏辙《论语》诠释探微

北宋时期,诸多《论语》注本中,苏轼《论语说》和苏辙《论语拾遗》风貌独特,是蜀学《论语》学的翘楚,也是北宋民间《论语》宋学的典范。苏轼、苏辙诠释《论语》既相互辩驳又彼此承继,自以意作,新解迭出,有继绝学、存大道的深厚寄予;既坚持儒学本位又杂采佛老思想,发明经文义理时有返归圣学之追求;既联系个人遭际又结合社会现实,借诠解经文批评时弊,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苏氏《论语》诠释瑕瑜互见,在北宋《论语》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论语·里仁》篇“吾道一以贯之”章的诠释问题

《论语·里仁》篇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转以告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贯之"与"忠恕"之间是何关系,忠、恕之间又是何关系,从王弼到程朱,再到清代诸儒,历来的解释观点不一。而《中庸》"忠恕违道不远"的记载,又与曾子"忠恕而已"的说法不一致,诸家注释于此也颇有异同。本文认为,要厘清这些关系和矛盾,需要注意文本话语背景的变化,需要从义理上整体把握文本的意义,不应拘泥于文本之文词。     

《论语正义》诠释特点新论

清代是《论语》诠释的高峰,刘宝楠著《论语正义》乃《论语》注疏史上集大成之作,其突出成就主要有三点：第一,在“例”“法”方面,参仿焦循《孟子正义》,主邢昺《论语义疏》的“疏体”规范,勇于打破“疏不破注”的传统,大胆构建新疏范式;第二,以最详实、精审的考据成果为《论语》注解作一总结,既兼收并蓄,会通汉宋,又精于审断,取舍得当;第三,自觉践行“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治经理念,探寻微言大义,重视形上建构。刘宝楠特殊的成长背景,孕育了他会通古今、不主一家的学术个性,形塑了《论语正义》超迈前贤的卓异成就和独特价值。     

《论语》章句学诠释——以“君子不重则不威”章为例的讨论

章句学是被遗忘的学问。章句学与考据学同属于经典诠释学,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章句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章―句―字来表示,考据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字―词―道来表示。前者由大及小,步步深入;后者由小及大,由字词直接明道。对于章句问题尚未解决的《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章来说,运用章句学作详细的梳理分析,第一步解决其分章问题,第二步解决其句读问题,第三步做些简单的文字训释工作,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经典文本的思想意蕴与诠释者的时代境遇——以王弼诠释《老子》为示例

在历史的长河中,前人留下的资料极其繁富,且精华与糟粕并存,后人利用前人的思想资源不可能兼容并包,而是有所选择的.这种选择的重要根据有二:其一是时代境遇,也就是社会现实的刺激产生了对某类文化资源需求,哲人们以此为出发点来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文化资源.其二是文本的思想意蕴,即传统文化经典中有哪种或哪类文本蕴涵着能够提供时代需要的思想资源.本文以王弼诠释<老子>为示例,探寻经典文本的思想意蕴与诠释者所处的时代境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