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与“后新儒家”之争刍议

"新儒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其主要思想是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即用孔孟道德心性之学涵摄现代科学和民主。而今则出现了对"新儒家"之批评,认为其思想仍停留在血缘社会,其心性(道德本心)之学是抽象形而上学,没有对现实存在价值之肯定。所以,"新儒家"已经不合时宜,现今应进入"后新儒家"阶段了。"后新儒家"要颠倒"新儒家"的逻辑,提倡一种新型的外王内圣之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整体的"新外王"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内圣"之结合。     

儒学与宪政的非兼容性——评儒家宪政派的理论谬误

宪政是西方文化传统长期孕育的产物,作为迄今为止最具操作性、最接近人道价值的制度,仍然处在向未来敞开的进化之路上。作为文化形态的儒学在"治道"层面上或许可以为宪政建设提供有限度的技术支撑,但二者分属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规则体系,存在着文化基因上的非兼容性。当复兴儒学的文化意向试图转向恢复儒教"王官学"地位的权力诉求时,标榜复古更新的"后新儒家"就由学术上的荒诞走向政治上的反动,所谓"儒家宪政"既是对宪政的践踏,也是对儒学的歪曲。     

论新儒家的民主理论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儒家便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新儒家在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过程中选择了民主作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核心工作。民主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在制度层面上,古代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无法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局面,要打破这一局面,唯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民主思想的因子,而只有发展民主制度才能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其道德主体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新儒家剥离掉传统制度而强调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认定中国文化为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这正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的根本所在。     

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现代化的机缘与价值——以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为中心

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保国保种"之民族危机视为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建构古今中西智慧资源交融的人生哲学,成为诸多时贤的重大难题.与西化派对垒的现代新儒家援引西方哲学理论方法,反思传统并以接续中华民族文化慧命为己任,建构了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新型理论形态--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由于所关涉问题的悬疑性与延伸性,及其学说自身的内在价值,使这种理论至今仍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在学术与文明之间——关于儒家的一个概念分疏、历史考察与未来展望

我们既可以从学术的角度,也可以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作出的推论自然也不同。根据学术的和文明的两种视角,可以将"儒家"区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即儒家之学与儒家文明。今天,我们虽可以预言儒学的转化再生与创新发展,而且,儒家亦有可能参与对中国新文明的塑造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却不宜轻言定儒教为国教或儒家文明的全面复兴。     

关于儒教传统形态与现代转型问题的思考

在传统中国,儒教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制度性的社会存在,嵌入社会的机体之中,具有复杂的形态特征.20世纪,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儒教"经历了痛苦的"转型",逐步退入观念领域,成为文化反思、意识形态批判、哲学建构等思想和学术的"对象".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重建儒教"的思潮,力图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和制度设计,探求儒教重新回到生活世界和社会领域的道路,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本文将对儒教的传统形态、现代转型和重建问题提出一种思考和建议.关于儒教的"形态",大陆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集中讨论"儒教"是否是"宗教"的问题.1980年,任继愈先生首倡"儒教宗教说",将儒教视为封建的意识形态并描述其"宗教"特征.冯友兰、张岱年、李景全等先生主张区分汉代宗教化的儒教与先秦和宋明的儒学传统,将传统儒教定位为思想和哲学.牟钟鉴认为儒家传统还有"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存在形态.①儒教问题的讨论,客观地推动了关于儒教形态的反思,突破了传统从思想和哲学的视角把握儒教的局限,揭示了儒教与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密切关联.与大陆学界的讨论不同,在港台中国学界特别是新儒家的研究中,"儒教"基本上是以"儒家的精神性传统"的面相而获得致思的.     

浅谈国际儒学视角下的儒家使命

上个世纪,儒家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之后,变得衰微至极,直到数十年后,儒学复兴运动才开始兴起,可以说一波三折。这里复兴的"新儒学"指的是一批学者希望吸收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以抗拒全面否定传统的趋势,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寻找出路。儒家通过吸收学习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来更好地适应当前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也可以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新的视角。新时期的新儒者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化思想,"化西入儒",为儒学复兴带来动力,更应该让传统儒家思想走出国门,为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方案",这是新时期儒家的使命。本文旨在分析儒家应如何在儒学复兴,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大大加深的背景下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及如何使得儒学进一步地走向国际。     

从文化立场看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现代新儒家学派是在"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中形成、发展的,它首先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有着特定的文化立场,即在现代条件下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立场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所在,因而也应该是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个基本标准,我们可以舍弃现代新儒家学者之间不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而把握他们的共同特质,从而真正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派、将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潮来看待,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去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     

"恕道"在当代危机中的普适性与积极面向

当今时代强调文化多元化与价值相对主义,这无疑是文化民主化的世界趋势.但多元的实际却未必相对,因为其中夹杂着民族和种族以及地缘政治的利害冲突.当今世界危机频仍,由此,在追求差异中寻求新的普适价值与人类共同承担面向未来的责任,就是一项文化的紧迫任务.当然,这样的普适性在当代也只是最低限度的普适性,即人类有必要认同的共同交往与和平共处的最低限度的价值基础.本文从中国传统儒学和当代新儒家的思想资源中提炼"恕道"这一核心价值,把它看成这一共同建构的基础.因为"恕道"这一概念,可以沟通传统道德、后现代哲学、伦理学和神学提出的认知体系,"恕道"是后现代文化建构的一个价值基础.     

杜维明与“儒家文化归谬主义”

杜维明提出和探讨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一方面针对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儒家传统也已进入博物馆的说法,一方面继承新儒家前辈确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的传统,推崇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成为杜维明先生系列讲学和论著的重要基调。这一基调始于杜先生对儒家文化     

2015—2016年陆台新儒家论争述评

2015—2016年陆台新儒家论争源于台湾学者李明辉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根本原因则是双方的学术分歧,即是否从本体论层面对科学与民主进行肯定,并视为追求的目标与前进的方向。以此为标准,参与论争的大陆儒家学者分成两个阵营:蒋庆阵营与反蒋阵营。陆台新儒家之争标志着儒家阵营的分裂,同时也可能成为两岸儒家学者深入交流、多方探索的契机。     

“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文化的现代评析

"亚洲价值观"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就是实现了儒家经济精神的更新,由旧儒家变成新儒家,由为农业自然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变成为现代工商市场经济服务,类似于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经济精神,从妨碍现代发展的思想阻力变为推动经济飞跃的精神动力。这样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本质要素。人们从这个意义上对"亚洲价值观"作充分的肯定,确保了亚洲经济的发展。源于儒家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核心要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亚洲价值观"也在不断更新发展中。     

儒家民生思想的立论基础

传统儒家不仅对民生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是还为解决民生问题寻找理论根据.其一,"人为天生"是儒家民生思想的宗教基础.既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天所生,统治者就应念同胞之情而关注民生.其二,"德舍天地"是儒家民生思想的道德基础.儒家基于"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人们秉承和效法天地"生生"之德,作出有利于民生的事情.其三,"民为邦本"是儒家民生思想的政治基础.儒家总是把"民"作为被统治者来看待,同时又基于"民为邦本"的观念要求统治者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政治基础.     

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

作为天赋异禀的特殊群体,天才儿童早在汉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不过真正引起广泛的重视,则是迟至儒教确立的两汉之际才发生的。随着儒家童蒙教育趋于制度化,天才儿童们成为儒家思想的有力宣传者,以孝悌和笃学为中心的儒家品德,构成这些儿童事迹的主要内容,同时也进一步固定为后世的基本评价标准,长期以来儿童们需要依靠这些标准来确定自身的价值与声誉。天才儿童曲折地反映出时代的种种变化,从而构成了现实世界的某种镜像。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因素是儒教的影响。在儒教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家族与社会的濡染,天才儿童成为现实儒家品行的载体。通过分析这些儿童形象的变迁与内涵,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汉代儒家社会中童蒙教育的性质。     

儒家传统“节”德的三维意蕴及检讨

从德性的视角审视,"节"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至少涵盖了节用、节义、节欲三个维度的意蕴,这三个维度的意蕴本质上是寻求情感、价值、理性三者之间的平衡,是传统伦理规范的主体性建构,共同展示了儒家伦理的思想特质与伦理精神。历史视野中传统道德的思想逻辑、展开维度是我们认识传统、承接传统的基本思路,儒家传统的"节"德作为一种道德的负价值与正能量交织的两重性道德范畴,需多加辨识并谨慎取舍。     

儒家和谐思想的哲学基础

追求社会的普遍和谐是儒家文明的精髓,也是现代文明的主要价值目标。本文从哲学的角度考察了儒家和谐思想的渊源和体系,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评价其现代功能与历史局限,以期对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心与边缘：近代儒家伦理精神嬗变轨迹及其超越

近代中国道德意识的转化是在外力作用下的被动反应。在新与旧、中与西的紧张和纠结中，儒家思想传统历经沉浮。主要体现在几个阶段：晚清士大夫群体建制化儒教努力的失败带来传统政教关系的破裂，儒家思想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失去“中心”思想地位。接着，在取法于西的“道德革命”中，儒家伦理思想遭遇到从具体规范到形而上学领域的全面否定。然而，在由“天下”到“国家”的转变中，儒家思想却又从失去制度支撑的“边缘”、“游魂”发展为重新纽结民族精神认同之基石。在“中心”与“边缘”的嬗变轨迹中，道德哲学体系经历了从“理学”到“伦理学”再到“新儒学”的发展。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历程中，重审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精神之嬗变过程，发掘儒家思想传统的精神价值，是理解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历史基础，也能为实现民族伦理复兴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     

比较诗学视域下的儒家诗学研究——兼谈经学信仰与儒者风范及其他

比较诗学研究在当下已然成为中国汉语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流方向。一位比较诗学研究者把西方诠释学及其相关理论的学术背景作为思考的视域,从而达向对中国儒家诗学的研究,实际上,这是给出了汇通于中西诗学且又不同于两者的第三种诗学立场。刘歆早在《三统历》中即厘定了"经,元,一以统始"的本体论观念,较之于老庄诗学的"道","经"是儒家诗学得以安身立命的隐性本体论范畴。儒家知识分子正是据守于"经"的信仰,从而获取圣人之道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1934年,鲁迅撰写《儒术》嘲讽元好问与张德辉恭请元世祖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而在21世纪,儒教却以普世主义的信仰走向了全球化。较之于真正的儒者,那些"以经议政"的公羊学家,当代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遗憾就是介入性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席。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既不足以概括现代新儒家,更不足以概括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并不能揭示儒学复兴的当下的现实生活渊源,反而有导致原教旨主义的危险。然而不论是当年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今的儒学复兴运动,究其生活本源,都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是因为,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所以,当前的儒学复兴绝非什么“文化———保守”的问题,而是“复归生活,重建儒学”的问题。     

论现代新儒家话语中的“民治”——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

反思旧文化,建设新中国,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理论任务.思想者应该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构造出新的话语空间.在此种论阈内,思想者应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集中考察"民治"这一政治(学)概念的缘起、内涵以及它与"民主"、"平等"、"自由"、"财产权"等西方式政治话语的内在关联,并通过剖析"民治"儒学化的表述,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学话语对传统政治话语实践的神话性祛魅以及对其新神话性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