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多重意蕴空间——兼论抗战文艺的“情”“理”之辩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对抗战大局和抗战文艺综合而深入思考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既是老舍反思抗战文艺重宣传、轻艺术的一种转向,也是他深受抗战时局之刺激和抗战建国理想的感召,思考抗战文艺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进而为新中国的未来建设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老舍作为文化审视和人性批判者的意识被再度激发强化。他借树华农场这一经济实体在抗战时期如何运作的细致剖析,从经济问题延伸到了文化和人性问题,也牵涉出对抗战文艺如何处理“情”与“理”之关系的多重思考。老舍的“情”“理”之辩,融合了他对抗战社会内在运作机制的犀利观察,实践了他对抗战文艺如何切实突进现实与生活的新思考,也寄托了他对抗战文艺淬炼民族文化传统、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殷切期待。     

试论抗战时期老舍的通俗文艺观

抗战时期,本着文艺为抗战服务的观点,老舍改变个人的创作意向,选择通俗文艺作为抗战的工具和武器。本文主要就“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旧瓶装新酒”、“文字俗,意思也要俗”以及通俗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区别等方面试论老舍抗战时期的通俗文艺观。     

论老舍的“赶任务”

老舍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到大陆,他在创作上首先面对的是一体化文学场的"赶任务"要求。"赶任务"是一体化文学场的结构性要求,其中的实践者都别无选择。然而,老舍在建国前的身份是国统区的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相对于那些从延安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老舍身上有着无法摆脱的阶级原罪印记。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进步作家,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体化文学场中洗刷自己的阶级原罪、改变自己的身份,这在政治上对老舍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出于对自己阶级原罪的清醒认识,老舍在进入新中国文坛后比其他作家表现得更加积极,是一个"劳动模范"。老舍的"赶任务"当然不乏真诚的一面,但是"赶任务"从本质上取消了文学的个性化要求,不能不给作家带来困扰和痛苦,尤其是像老舍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更是如此。由于1949年之后文学场的高度情境化、仪式化,老舍"赶任务"的苦恼并不总是能够表达出来,他有限的几次表达均在私人场合,这从另一方面反证了一体化文学场"赶任务"的非文学性质。     

老舍文学转型及成因探析

老舍的文学创作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老舍始终坚持思想的自由和文艺的自由。关注底层人物,进行文化批判与国民性剖析。后期老舍紧密配合政策与任务,歌颂新社会,歌颂新中国,努力将文学意识形态化。老舍由一个独立不倚的自由主义作家到努力为政治服务的人民的艺术家,是政治环境变化,身份转型与文化心理三重变奏的结果。     

重新审视5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几种倾向

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 ,预示了即将拉开帷幕的中国文学新阶段将　　由两大文学潮流——解放区文艺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汇合构成。当代文学的两大传统在这时已分清了主次地位。但两种价值观念、两种美学修养、两种文化实践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冲突 ,由此又形成了这一文学形态在结构上的繁复倾向。借助于对具体个案 (胡风、巴金、沈从文 )的研究 ,不仅准确地辨析了这诸多倾向的内在关系 ,而且从整体上有力地揭示了这一文学形态的真实状貌 ,这对于历史地把握整个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趋势颇具启示意义。     

论30年代老舍的文学反思

由幽默写家到人民艺术家,老舍一生的创作显然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成熟的过程。在创作上,老舍始终未脱离他所熟悉的城市平民题材,由早期对这种题材的简单展现到其幽默成熟后的正确表现,再到解放后对北京新市民的歌颂,反映出作家对于文学外部环境的自觉以及对于题材认识的深化;艺术上由伤于滑稽到幽默再到现实主义的严肃表现,反映出老舍市民题材作品发展的过程。30年代老舍的文艺自觉表现为创作上的积极参与和理论上的自我消化。理论修养体现于创作之中,表现为幽默的成熟和题材的扩展深入与典型化。30年代老舍文艺自觉的主要内容是对于自我创作活动的认识和反思。回国后,老舍很快进入了社     

重庆抗战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兼论中共南方局的文艺策略

为民族救亡服务的目的使重庆抗战文学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点。通俗化、大众化有其同构处,也有其异质处。抗战初期,民族意识高涨,通俗化与大众化合流;进入相持阶段后,政党意识抬头,国民党当局支持通俗文学以实行文化专制,中共南方局则推进大众文学以反帝反专制。重庆抗战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体现了中共南方局与时俱进的文艺策略。     

“文牛”的身份困境：老舍与现代中国的“职业作家”难题

牛马自喻作为贯穿老舍作家生涯的事件与意义的统一体,在老舍的文学话语系统中不仅具有回答作家在官员、教员等职业演进关系中的意义所在,更有着回答生存需求解决与作家职业价值形成的思想蕴含。山东时期的老舍身处不能自主的商业兼职写作环境,兼职作家于老舍而言是与牲畜拉车等同的劳力工作,通过将劳苦身体经验转化为“风格即人”或“风格即驴”的“幽默”文学态度,以动物性自嘲人性成为老舍此时的职业适应策略。抗战时期拒绝教书从政的老舍试图依托“文协”建立社会层面的战时作家职业伦理,但抗战初期的文化应激性与抗战的持久性使老舍陷入了职业伦理绝境,“牛”的生存面目成为老舍的职业生命诉求的表征。老舍之为“文牛”的职业作家志趣,显示出现代中国职业作家的主体性内涵及其限度,厘清这一问题对于重新认识新文学职业作家之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身份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论文协的历史特征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以领导和组织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为基本目标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文协总会与分会之间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抗战文艺》的编辑出版,以及文协的理论批评活动,都鲜明地体现了文协旨在组织和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特征。在抗战初期的历史情境中,文协试图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运动的组织目标迅速获得了全国文艺作家的广泛认同,文协发动和组织的许多活动也因此而演变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运动,对抗战时期的新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抗战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页──抗战初期广州文学活动的一个轮廓

抗战初期的广州文学，从抗战爆发（1937年7月7日）至广州沦陷（1938年10月21日），其来龙去脉，可以前后伸延而分三个发展阶段来描述：一、抗战爆发前后广州文学的基本态势；二、从《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1938年1月1日）起至广州沦陷前夕，广州作为全国战时文学中心之一的情形；三、沦陷后在粤作家的走向和文学走势。这一时期的广州文学活动，乃是中国抗战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广东新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但直至现在，我们所能看见的研究成果还非常少。在现代文学史著述中，甚至在《中国抗战文艺史｝）的专书中，都还留下…     

永不停留的跋涉——记著名文艺理论家林焕平教授

林块平教授自1927年在他的家乡广东省台山县中学读书时发表小说以来,从事文艺工作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了。这六十年中,他在上海参加过“左联”,也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学生运动,因遭到迫害,不得不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主持东京“左联”支部的工作。留日归来,他就在高等学校从事文学教学工作,先后出版了《文艺的欣赏》、《活的文学》、《抗战文艺评论集》、《文学论教程》、《文学概论》等著作,并且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政论以及文艺评论文章,还翻译了不少国外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的评论及美学著作。在他过了七十岁以后,他还亲自动笔并且指导他的研究生于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编写了《文学概论新编》一书(二十七万字,已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又亲自校译     

“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

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之争,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有关理论并无直接关联,这是一场由文协在抗战初期组织和倡导的通俗文艺运动引发的论争,论争双方分别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和新文学同人.论争起源于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问题引发的分歧,向林冰挪用延安的意识形态话语,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旧瓶装新酒"和"民族形式"直接等同起来,导致了论争的复杂化,也造成了研究者长期的误解.今天看来,这场影响深远的论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而在论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显然比论争本身更值得反思.     

殷白与抗战文艺

殷白是抗战初期投身革命文艺工作的一位老文艺家。他在文学创作、评论、组织和编辑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他早年的创作反映了延安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晚年的抗战文艺研究表现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学观,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论二十世纪中国大众文艺流变

20世纪中国大众文艺延续着晚清通俗文艺方向,承继着传统通俗文艺的模式和内容。五四新文学确 立了启蒙主义的精英文艺立场,此后的启蒙主义文学与大众文艺相反相成,构成一个互动的矛盾体系。20世纪中 国大众文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观念和形态,当代文艺美学应该对此做出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     

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

“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文化潮流,是中国文化走出“文革”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逻辑环节,它应合了政治实践、社会心理、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以“新时期”命名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诉求。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文学继续自文学革命以来到1949年后成为主流在“文革”达到顶峰的政治──文学传统,配合新的政治─—文化变革而进行的转变,伤痕文学是告别“文革”的一次政治──文学潮流;二、就伤痕文学本是政治──文化变革本身又为文学突破旧的政治──文学模式提供了可能和前景来说,它为文学走向新的文学本性的自身的…     

老舍在山东

<正> 老舍是1930年秋到山东的,那时他刚刚回国不久;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济南沦陷前夕,他才不得不离开居住了七年之久的山东,只身前往武汉投身抗战。在山东的七年,是老舍创作生活的重要时期,不但作品数量多,质量也比过去有很大提高;尤其是最后住在青岛的三年,他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他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重要作品如《骆驼祥子》、《月牙儿》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战争边缘的“静穆”——论朱光潜的诗歌理想

这篇论文集中探讨朱光潜“静穆”理想观的提出、内涵、及意义。本文指出,朱光潜1933年回国后,直到1949年建国这段时期,把主要精力用在诗学和文学批评。“静穆”则是集中表现朱光潜诗歌美学理想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一方面是朱光潜长期阅读和品评中国文学的经验总结,一方面也是朱光潜积极吸收包括尼采在内的现代西方美学思想的结果。这个时期,正逢中国8年抗战和3年内战,朱光潜在战争的边缘坚持着他的美学实践,并且标举“静穆”的艺术理想。在这里,表现了艺术与战争、美学与政治的矛盾。本文意在于揭示这个矛盾在朱光潜美学历程中的具体体现。     

闻一多与抗战文艺

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参加了众多与抗战相关的文艺活动，发表了许多与抗战文艺相关的真知灼见。在西南联大，闻一多组织排演了《祖国》《原野》等抗日话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闻一多认为，在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要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期待着更多“时代的鼓手”出现。同时，他认为民歌中所蕴含的“原始”和“野蛮”，也正是当时抗战所需要的一股重要精神力量。闻一多还认为，中国新文艺应该彻底尽到它反映现实的任务，文艺要下乡，进工厂，回到群众那里去为他们服务。闻一多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大力提倡抗战文艺，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复兴的根本，但他并不因此而提倡复古，而是继续呼唤科学和民主，要求发展新文学，为抗战文艺做出了重大贡献。     

钟敬文学术成就简介

钟敬文，中国现代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卓有成绩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评论者。1903年出生于广东海丰，20年代初毕业于广东陆安师范。1927年秋于中山大学任助教。1934年春，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从事神话学、民俗学的研究。1936年回国。抗日战争初期，曾在四战区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1941年，回到中山大学文学院，历任副教授、教授及研究生导师等职。1947年任教于香港达德学院，兼从事政治民主运动。1949年被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和文学工作者协会(即今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同年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至…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暨中国抗战文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暨中国抗战文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2月19~20日在重庆师范大学召开。80余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大会从抗战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抗战文史的区域性研究、抗战文学比较和译介及传播、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与文艺理论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