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任的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研究

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时,是选择书面契约还是选择口头契约,需要综合考虑交易成本和履约风险。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随着人们信任程度由低到高,选择口头契约的意愿越来越大,而选择书面契约的意愿越来越低。实证研究表明:信任度、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与血缘关系有关,对于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转对象,信任度高,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大;信任度、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与交易空间有关,对于同一村庄的农户来讲,信任度高,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大而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小。因此,促进农地流转市场低成本运行,培育农户之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     

契约人、交易费用经济学与企业的性质

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企业的性质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本文梳理了作为交易费用经济学核心部分的交易或契约治理的一般逻辑框架,此框架以契约人的行为假设为逻辑起点,以最优的治理结构选择为逻辑归宿。在此基础上,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视角评述了企业的本质和企业的最优规模或边界,并对此理论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展望。     

不同模式的农地流转效率比较分析

基于广东省两个市的360份有效调查问卷,分别从收益、成本、合约稳定性以及完成流转困难感受难易程度4个维度考察不同模式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发现,农业龙头企业参与农地流转的综合效率最高,其次是普通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综合效率最低.为了更好地促进农地流转发展,应该积极引导有实力的农业龙头企业参与农地流转,加强农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治理结构.     

劳动契约、交易费用与关系治理——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行为分析

本文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结合现代契约理论 ,通过劳动契约及其规制结构分析 ,对华人家族企业内劳动契约中存在的用关系替代正式制度、用家庭式责任强化关系的“关系治理”现象进行研究 ,并试图证明 ,各国及各类企业对劳动契约中不同类型的注重源自于不同劳动契约的达成与执行费用的不同 ,不同契约的费用差异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对契约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 ,而制度对契约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与这种制度和当事人所受影响文化的适应性程度密切相关。     

交易费用、农地流转与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已成为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的中心议题。基于江苏、广西、湖北及黑龙江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交易费用是影响农地流转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农地流转中存在的交易费用既抑制转入户转入土地,又抑制转出户转出土地。因此,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进程中应全面降低农地流转面临的各类交易费用,促进农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交易契约、关系契约与心理契约持续期

心理契约是组织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尝试对心理契约的持续期进行量化,并进而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心理契约持续期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交易契约、关系契约的情况都显著影响到心理契约持续期的长度。员工个体特点和组织特点也会对心理契约带来影响。     

交易费用理论视角下的农超对接模式分析

在全国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农超对接＂已成为农民增收、农产品市场健康发展的新型模式。本文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对＂农超对接＂模式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并对其发展提出建议。     

诚信与交易费用

诚信指人们之间形成的相信彼此能遵守诺言、实践成约的关系。本文从交易费用的大小说明讲究信用获取的是一种长期收益 ,而欺诈则只能获得短期收益。接着从经济学的角度 ,根据诚信作为社会资本的特点 ,分析了它对交易费用的影响 ,最后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信用危机 ,针对我国信用缺失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农村土地流转:公共选择与政府参与

文章从公共选择视角出发,分析了农村土地制度及其所体现出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探讨了农地流转政策历史沿革及其所体现出的政府偏好,并对于政府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不同方式进行了研究。文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参与可以提高农地流转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政府的成功介入需要一定条件。     

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选择

制度缺失是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最主要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来看,制定平衡农村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的可行性政策方案,是保证农村土地流转公平、有序、高效、快速进行的关键环节和制度条件。一是要区分阶层特点,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加速农村土地流转进程;二是要优化流转过程,扩大农村就业机会,促进农村阶层结构合理化;三是要完善组织制度,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平衡土地流转中的阶层冲突;四是要规范土地流转,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实现城乡社会结构一体化。     

农地流转方式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农地流转供求方的理性选择

本文对农地流转的供求双方选择何种流转方式进行土地流转能够实现福利改善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流转供求双方理性人假设和流转成本与收益的约束条件下,农地流转的供给方(农地供给者)进行股权投资的分红收益与流出土地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土地的基本保障效用)大小是其对流转方式作出选择的依据;农地流转的需求方选择专业化合作组织参与的流转方式(以股权投资为例)可以为其减少交易成本,并取得生产的规模效用,福利得到改善.     

交易费用视角下企业的自主创新分析

自主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有大量知识是隐性的,因而知识性资产难以交易或出租;即使能够交易,其交易费用极高;企业最显著的特性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知识产品交易在企业内部进行比通过市场所花费的成本要低;在企业新技术的应用中,只有切实提高自主创新力,才能减少引进技术的不确定性,降低企业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增进企业的效益。     

交易费用视角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研究

在技术创新体系中只有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才能更好的提高技术利用效率,推动技术创新的快速发展.创新技术资源是通过市场配工;还是通过企业内部配置,关键在于市场配置与企业内部配置的成本比较.技术产品的知识性特征,使得技术产品的交易费用高于其他生产要素,使得市场通过价格机制配置技术产品的代价过高,配置效率低下.相反.若将技术创新集中在企业内部,则简化了从创新到技术应用的市场交易环节,回避了技术交易的高成本.提高了企业应用创新技术的效能.     

交易机制、交易契约与中间性组织理论的构建

中间性组织可被看作市场和企业的混合模式,在中间性组织的交易中,采用价格机制和权威机制的混合;在中间性组织的契约制度方面,采取市场的契约方式和一体化企业的契约方式这两者的混合;中间性组织是价格机制、权威机制、市场契约和企业契约在不同程度上相互组合.     

基于交易费用视角的产业集群理论

产业集群的交易论强调,企业空间行为是由其内部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交易特质决定的。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一个劳动分工深化、交易效率提高的过程。产业集群作为中间性组织形式之一,其存在和发展不仅可以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而且产业集群本身又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产业集群是一种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新制度"形式。     

交易费用视角下治安服务供给主体与作用边界的确定

治安服务供给主体选择及其作用边界确定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供给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的大小.对于暴力性的执法执勤服务,采取政府供给是节省内外生交易费用的最佳选择;而对于非暴力性的治安防范服务,则可以依据受益人数的多少(俱乐部规模)选择以一种供给方式为主的混合供给模式.因此,将部分治安防范服务由政府部门交由保安市场与社群组织,是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供给效率的理性选择.结论与启示:采取政府供给为主的治安服务供给模式是交易费用最小的理性选择;营利性保安企业、社群组织及个人是不可忽视的治安服务供给主体;政府、市场、自愿供给的主体选择及其作用边界是相对的、动态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合理边界.     

微观与宏观交易费用测量的进展及其关系研究

交易费用测量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又分为市场型、管理型和政治型交易费用测量。宏观层次即是对一国(或地区)总量交易费用的测量。在总量交易费用测量上,沃利斯和诺思1986年提出的交易行业测量法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依据该方法测量总量交易费用会发现,经济越发达,总量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越大,而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越低。反之则反是。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总量交易费用和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是否就是这种反比关系?要搞清这二者的关系,关键是必须将理论上的和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两个概念区分开。事实上,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和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并非反比关系。     

制度变迁与交易费用视角下的“诺思第二悖论”分析

"诺思第二悖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目前学界对其研究却不多。本文在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的基础上,通过构造一系列的前提和假设,应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研究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比较制度变迁发生前后的交易费用,最终破解了"诺思第二悖论"。此外,本文还就学术界对"诺思第二悖论"的其他解释进行了评述。     

马克思地租视角下的农地使用权流转

我国进口农产品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土地却出现了严重的抛荒现象,预示着我国农地正从耕作土地中被排挤出去。农地使用权流转如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隐忧的不是土地,也不是农产品,而是产品的生产者——农民。文章运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对农地使用权流转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