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伦理与伦理救赎

西班牙当代著名导演兼编剧阿尔莫多瓦向以探索同性恋者、变性人、吸毒者、妓女等边缘人物的欲望景观为其基本旨趣,但在所谓的后现代欲望叙事的背后却深蕴着挥之不去的伦理关怀。具体表现为机智地使用电影叙事形式营造虚构世界中的伦理判断和价值形态;在以边缘性和极端化的话语形态所建构的后现代语境中对人物展开道德考量;以＂偶然＂的实现营构具体的属人的伦理价值回归,从而达至爱的伦理救赎目的。     

叙事伦理乌托邦建构

小说叙事作为一种虚构存在,在于探究人类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叙事伦理乌托邦的建构是这种可能性探究的基本面相之一。建构既体现为叙事对现实理性德目的虚构考量,也体现为叙事对新的德目的创造,其基本动因在于人对社会整体伦理的重造渴望。     

欲望叙事:世纪之交以来叙事伦理的转型

现代叙事在本质上具备伦理的意义。关注伦理核心要素的欲望叙事无疑更集中而深切地反映着自由伦理的演进历程。伴随着商业世俗主义思潮的合法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欲望叙事所呈现的现代主体性自由伦理现在其后、尤其90年代以来的欲望叙事中发生新变,衍化为以“消费者”为主体核心、以“消费欲望”为表现核心的新的消费伦理观。欲望叙事伦理的转型,表征着时代精神的转型。具体表现为:本能与灵魂分离的人性异化;从“创造者”到“消费者”的主体异化;从自律到自恋的“自我”异化。     

论《俄狄浦斯王》中“神谕”故事的伦理叙事

作为一部伦理悲剧,《俄狄浦斯王》主要围绕杀父娶母的神谕故事展开。本文认为:神谕故事的伦理叙事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神谕既是戏剧情节的突转,又是剧情发展的焦点,推动了戏剧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戏剧人物伦理关系的变化。其二,神谕故事充分展示剧作家的叙述目的,即围绕着神谕故事而展开婚姻、家庭、爱情、亲情等伦理关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关于忤逆、乱伦、恐惧、痛苦、绝望、罪恶、责任、自杀、自残、流放等伦理命题,体现着戏剧人物生命历程中所承载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诉求。神谕故事的警示意义在于告诫人们必须遵守伦理禁忌,也体现了剧作家对血缘伦理秩序的维护,这为我们重新理解古希腊戏剧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启示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戏说历史的颠覆类型与叙事伦理

戏说颠覆历史真实的意义不能一概而论.单纯的知识性颠覆并非作品价值评价的核心标准,亦非戏说.精神性颠覆蕴含新型历史认知,以真理正义和精神创造至上原则为价值基础,超越了戏说境界.情感性颠覆既存在知识性颠覆,又违背正当与善的基本伦理原则,也缺乏创造性历史认知,方为否定意义的戏说.研究历史题材戏说必须改变概念滥用、意义误判的现象,以文本叙事伦理的特征为根本依据.     

“革命叙事”与传统伦理——“十七年文学”的伦理资源

十七年文学的革命叙事有效地借用了与其张扬的人民伦理相一致的传统伦理资源,借以整合民众思想;但二者相互背离或者对立时,则对传统伦理观念加以清除。本文通过文本对此进行了解析,阐释了其运作机制和深层动因。     

现代性语境中视点的叙事伦理意义

视点在叙事研究中的凸显,是现代性语境中文学自律化的一个表征,但自律的追求并未消除视点的伦理他律性质.不同的视点安排具有各自的叙事伦理意义,体现在:一方面视点含蕴着作者或叙述人对人物、事件和社会的基本伦理态度、价值判断和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视点也使得叙事过程滋生出诸多出人意料的伦理困境.     

新世纪文学的底层书写与叙事伦理

在全球化语境下,资本流动不均、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体收入的差距过大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许多人被固化到＂底层＂群体中。关注底层,书写底层是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重要的写作路向,体现了文艺的为人民性宗旨。＂叙事伦理＂是底层书写的重要精神维度,体现了作家对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和生命价值的重视。贫穷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失业工人等作为当代文学底层书写的重要表现对象,他们的生存图景或者表现出资本侵袭下乡土伦理的困境与危机,或者展现出城市生存伦理与乡土生存伦理的碰撞与冲突,或者体现出政治伦理、法律伦理等对个体生存的逼迫与压制。通过书写底层和叙事伦理,新世纪文学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略论女性历史叙事的民间性

民间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女性主义的崛起及其对男权社会的冲击,使得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创作的民间隐形结构更充分地体现出来。女性将自己最关心、最熟知的日常经验和个人的成长经验写进历史,表现女性真实的历史境遇,这必然与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不同,是具有民间色彩的历史。     

叙事伦理文本批评的方法与途径

现代性兴起引发伦理概念的延异,为叙事走向伦理奠定了知识的合法性。叙事伦理是回应文学艺术伦理的叙事表达,将叙事分析与价值判断结合,而生成的一种阐释文本的批评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叙事伦理概念在汉语批评界出现以来,历经文学批评的实践,这一概念已具备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形成了外部伦理介入与内部伦理的发掘两种批评的途径,从方法论的角度可以大致梳理出这一概念的现代性知识内涵。     

莫言《蛙》的叙事伦理

关于小说的叙事伦理,特别是小说叙事的空间和节奏,是小说研究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小说故事是在空间里被编造出来的,它的叙事伦理功能是＂编织出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给个人的生命被遗弃的长夜带来光亮,构造出玻璃般的言语世界将恐怖隔离开。＂[1]所以,＂在小说的世界里,故事必定要在一定的场所里展示,没有空间,小说故事的叙述根本就无法进行。     

重建人心秩序:沈从文的叙事伦理研究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始终蕴含着重建民族品德和表现自然人性的伦理价值诉求.文章从叙事伦理的角度探讨了沈从文创作隐藏的意图:当他发现披着“现代”外衣的精神专制后,强调以自然法则重建人性的真与善;当他发现天堂的道路已经阻隔后,退而以审美的姿态寻找生命信仰.而这恰好体现了沈从文创作的重要价值:在尝试重建人心秩序的过程中保留了人类的家园记忆——这个古老民族曾经拥有过的人性的率真、人心的温暖以及人情的素美.     

论美国当代自传文学叙事中“真实”的再现伦理

自传文学这一叙事文类既要求真实,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成分,在真实与虚构间协调平衡是一个充满伦理选择的过程。对《安吉拉的灰烬》《吻》《说谎:一部隐喻式自传》三部颇具代表性的美国当代自传文学文本的分析表明:当主观真实比历史真实重要时,即使因各种原因历史真实出现偏差也不违伦理;当自传主真诚讲述时,即使讲述的真实人生故事不为主流社会规约所容,自传主的勇气依然值得赞赏;当自传主刻意在某一历史事实上语焉不详,甚至前后矛盾,但他/她以此建构出来的身份也许更加真实。与传统自传(文学)相比,美国当代自传文学屡屡突破真实/虚构、主观/客观之间的界限,以传达更加复杂的人生体验,这使当代自传文学的伦理问题更加微妙。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叙事伦理:叙事学的道德思考

在文化冲突攀升、恐怖主义肆虐的今天,探讨中西小说的叙事伦理问题,不仅仅是小说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应该引起整个叙事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从叙事学的中国道路视角出发,把叙事与道德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分析了存在“道德安全”问题的“意识形态眼光”叙事的原因:一是小说叙事中的“污名化叙事”,二是“反伦理”角色代言叙事。为此,本论文探讨了中西小说的叙事原则并上升到伦理的高度:即叙事者(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叙事时必须遵循的“道德底线”和最高伦理原则。     

从历史叙事走向文学叙事——从史料的运用看《吴越春秋》的叙事特征

<吴越春秋>作者运用史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艺术想象创造审美形象的过程.其方法有四种:1.传闻异辞,择善而从;2.博采史料,重新组合;3.曲意改铸,移花接木;4.点染生发,踵事增华.作者始终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服从作品整体的艺术构思,对历史事实进行具体的审美把握,用审美理想之虚驾驭史籍材料之实,经过艺术的想象和概括去创作.这种叙事手法,已经从历史领域跨入了文学领域.     

狄更斯《远大前程》伦理叙事及其当代价值

狄更斯文学作品对普通受众伦理上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受众的情感认同以及对自身背景和所处现实的观照,人性及其善恶、道德与法律、私利与原则、爱情与幸福、成长与代价是《远大前程》给予受众最强烈的伦理思想主题。这些伦理思想在当下从时代维度、人物维度及行为维度上呈现出依然重要的价值。     

论中国历史电视剧叙事视角的陌生化

电视剧艺术的真正魅力和娱乐的快感均来自有别于日常生活状态的疏离感,陌生化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的陌生化是中国历史电视剧经常采用的艺术手法,叙事视角的多元化使历史题材电视剧充满了陌生化的艺术张力。